譚元亨：開場白
關于客家學研究，內地曾經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經過十幾年的啓動、發展，如今又到了一個方興未艾的階段。廣東是客家的第一大省，廣東的客家人至少也有二千多萬，作爲省會廣州，有那麽多的大學，有那麽多客家的著名學者以及支持我們開展客家研究的一批領導人，我想，我們應該責無旁貸承擔起客家學研究的重任，這也是歷史使然。
到今天，客家學研究一些突破性的成果正在逐步涌現，我覺得這裏面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受全球多元文化的大氣候影響。近年來全球許多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由過去單一話語演進到提倡多元文化，過去中國人在這些國家被視作“二等公民”“中國苦力”，但現在隨著多元文化的興起，各個民族都能展示自己獨具特色的東西。比如，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就是在這種大氣候下在全世界舉辦了一届又一届，至今已召開了十七届，客家學的研究也就是在這種大氣候下再度蓬勃興起。
第二，在我們國內，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到現在，內地的經濟得到高速發展，民衆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當人們的經濟水平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對文化和精神的追求也在上升，從而促進了民系意識的自覺；在臺灣，這種民系的自覺意識就表現得更爲强烈了。比如選舉的時候，大家都來拉客家人的票，到這時連不是客家人的人也說自己是客家人了。用臺灣人自己的話說，客家民系在臺灣是一個弱勢族群，只占島內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强，所以他們拚命爭取生存、爭取地位、爭取自己的話語權，像臺灣這種民系意識的自覺在全世界就更是如此了。
第三，當然，更是要靠我們在座的同仁，以及海內外致力于客家學開拓的有志之士。今天在座的人雖然不多，但幾乎涵蓋了客家學研究方方面面的專家學者，謝棟元教授是全國最著名的客方言研究專家，羅可群教授是全國纂寫客家文學史第一人，羅尚賢教授對客家研究總是有獨到見解，黃偉經教授是客家精神史研究權威，江金波教授對客家田野調查和區域文化素有研究，劉正剛教授對海外客家人以及移民史的研究很有造詣。
所以，來了這麽一批客家研究專家，在這樣一個重要的時刻，《中國評論》召開這麽一個可以說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思想者論壇，相信會對今後客家學研究造成一定的影響。今天我們討論的是這麽一個大題目——現代客家文化與華夏文明，這個題目所包括的內容相當廣泛。
我曾經說過，真正研究透了客家學，客家人上千年的大遷徙，超越人文歷史地理而特立卓行的這樣一個民系，以此切入，有可能對華夏文明的模式，提出更新、更雄辯的見解。我想，這次座談我們可以從多角度、多層面切入，如多元文化、區域文化、兩岸客家文化的交流、客屬地的經濟狀况，尤其是現代形態下的客家文化所遇到的挑戰……等等，希望大家暢所欲言，我想大家通過討論一定能産生共識幷有所提升。
下面，有請華南理工大學副校長、華南理工大學未來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建新教授首先致辭。
陳建新：客家研究成爲華南理工大學新的學科增長點
很高興《中國評論》到我們華工來舉辦一個小型的，但層次比較高、主題比較深入的有關“現代客家文化與華夏文明”的學術研討會。
本來，劉煥彬校長要來參加這個座談的，但剛好省裏開“人大”會議，劉校長是廣東省政協常委，本届人大議程又相當重要，要選新的省長，所以這次劉校長不能來，他委托我參加今天這個論壇，幷代表他向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和《中國評論》雜志表示熱烈的歡迎，幷對各位專家長期以來對我們華工開展客家文化的研究和人文藝術教育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
華南理工大學有開展客家研究的氛圍和基礎
應該說客家文化的研究在華南理工大學是有很好的基礎。我們學校的客家人比較多，九個校領導，其中就有四個是客家人，還有一大批在學校的各個重要崗位上挑大梁的幹部和知名學者、教授也都是客家人。
一九九九年，我們學校專門成立了一個客家文化研究所，從外頭調進了一批像譚元亨教授這樣的客家研究專家，各方面的工作隨之開展了起來，幷形成了一個較爲系統的制度化的研究項目。這個所儘管成立的時間不長，但由于我們有很好的基礎，再加上客研所全體學者的努力，勤奮工作，推出了一批比較有份量的成果，像去年初《客家文叢》第一卷出版以後，廣東省文化界的許多客籍老前輩，如肖耀堂、黃浩、張漢青都親自出席首發式，楊應彬還寫來一封感人至深的賀信。海內外的學術界對此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另外，我們在開展以客家文化爲中心的研究課題外，還結合我們廣東嶺南地區的區域文化和特點，展開了多方面的學術研討，如廣府文化、潮汕文化、海上絲綢之路文化等等，我們客研所都親自參與策劃和各種出版物的纂寫工作。同時，我們還建設了以深圳龍崗爲中心、形成了一批客家文化和人文藝術文化研究的基地，目前這方面的工作還開展得很不錯。
理工科大學開展人文教育有自己獨特的優勢
作爲一家全國重點理工科類高等學府的華南理工大學，爲什麽要選擇和開展客家文化的研究工作呢？我們是這樣想的：
首先，現在理工科大學倡導要加强文化素質的教育，如何根據我們學校自身的特點，找到一個能够形成我們學校特色和優勢的這樣一個學科的增長點是我們經常考慮的問題，于是，我們覺得如果在客家的腹地廣東開展客家研究這方面的工作，可能具有很大的優勢，而且可以比較快地形成我們學校在人文、藝術、文化這方面的一個亮點。其次，我們還感到，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中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我們去挖掘、弘揚的。比如說，客家文化中尊師重教、吃苦耐勞、開拓創新、勤儉持家等等這些有很多是很值得我們去研究探討的，對弘揚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是大有裨益的。最近江澤民所作的十六大報告，在講到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的時候，對民族精神這一塊講得非常多、講得非常重。第三，我們大學肩負有培養祖國下一代的重任。我們覺得在當代大學生中，有部分大學生對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也好，熱愛也好，還是有很多欠缺和不足之處，因此，應該多一些通過研究像客家文化，像人文、藝術文化等等來加强對當代大學生的愛國主義的民族精神的教育。我們感到這一點很重要。
當然，還有一點就是我剛開始講的，我們華工具有開展客家研究的很好的基礎和優勢，如客家領導多、客家著名教授多等等，這沒有什麽好回避的，我們有開展這方面工作的方便。
我們要吸取客家文化的營養和精華
至于我本人，我是非常積極推動客家文化研究這方面的工作的。我不是客家人，是湖北宜昌人，但我經常講，我對客家很有感情，是非常有心的。說起來也很巧合，我念小學的班主任是客家人、初中的班主任是客家人、高中的班主任是客家人、大學的班主任還是客家人。（衆人大笑）到華工來任教，想不到校長還是客家人。我覺得我雖然不是客家人，但客家的很多文化和精神是非常值得我和我們大家去吸取其營養和精華的。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在座的各位客家研究專家和《中國評論》雜志，在兩岸四地很有影響的《中國評論》雜志也把注意力投到了我們華南理工大學在客家文化研究的新的學科增長點上，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我們的研究工作之所以開展得比較好，也得益于良好的外部條件。所以，今後還要歡迎大家經常到我們華工來交流切磋、傳經送寶，進一步推進我們華工的客家文化研究工作。
謝棟元：客家方言和客家民系的源流
客家研究是以研究客家源流開始的，一個多世紀以來，客家研究對源流的爭論最多，客家源流的研究成果也是最爲豐富的。客家文化與客家方言關係極爲密切，而客家民系的形成與客方言的形成又是同步的。到目前爲止，有關客家、客方言的形成，在海內外大體有以下四種觀點：
南遷說，此說認爲客家人來自中原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南遷說”。清代徐旭曾的《豐湖雜記》說：“今日之客家，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客家人語言，雖與內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讀書之音，則甚正。”晚清詩人黃遵憲在《女弟詩》中這樣叙述客家源流：“中原有舊族，遷徙名客人。過江入八閩，展轉來海濱。儉嗇唐魏風，蓋猶三代民。就中婦女勞，尤見風俗純。”在《乙亥雜詩》中說：“蓽路挑弧展轉遷，南來遠過一千年。方言足證中原韵，禮俗猶留三代前。”在《梅水詩傳•序》中又說：“此客人者，來自河洛，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國學大師、中華民國締造者之一的章太炎先生在《嶺外三州語》中說：“廣東惠、嘉二州，東得潮州之大阜、豐順。其民自晋末逾嶺宅于海濱。言語敦古，與土著不相能，廣州人謂之‘客家’。隘者且議其非漢種。餘嘗問其邦人，雅訓舊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
1933年羅香林出版《客家研究導論》，50年代出版《客家源流考》。這兩部書，公認是客家學的奠基之作。羅氏在書中首次提出“民系”這一概念，幷對客家先民南遷的歷史原因、過程，作了全面的論述。羅氏關于客家民系形成于五代宋初以及客家五次大遷徙的理論爲後來的研究者所接受和遵循。當然羅氏理論的不足也作了一些訂補。根據羅氏的理論和時賢的研究，我們可以把客方言形成的時間表開列出來：從西晋永嘉之亂起至唐僖宗廣明初年黃巢起義止，是客方言形成的醞釀期，兩宋是客方言的形成期，元明清是客方言的成熟期。
南遷說目前仍是主流觀點，持此說學者，人數衆多，成果豐厚。尤其語言方面的證據較有說服力。例如中古時代的全濁聲母清化之後，客家話一律讀送氣音這一現象，從晋南、關中、河南的靈寶陝縣、安徽的歙縣祁門績溪及江蘇通泰地區，到贛南、閩西、粵北、粵東、粵西、臺灣，以及全球各地客家人聚居地都有。這種現象與客家的遷徙路綫完全吻合。所以，俞敏先生說：“追全濁送氣的踪就是考證客家遷徙的痕迹！”南遷說亦有不足，如對少數民族與客家的關係、少數民族語言對客家方言的影響等等，研究得不够，重視得不够。
土著說，客家人的主體是當地少數民族
第二，關于“土著說”。1994年，房學嘉《客家源流探奧》問世，關于什麽是客家？此書异乎尋常地寫道：“客家共同體是歷史上南遷的中原人與生活于閩粵贛地區的古百越後裔相融合後形成的人們共同體。其主體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古百越族後裔。”這個結論和南遷說正好相反，客家人的主體不是南下漢人，而是當地少數民族。房氏此說，猶如异軍突起，反響强烈。該書對客家地區的出土文物、宗教信仰、婦女地位等均有深入的分析與探討。房氏及其所在單位嘉應學院客家研究所，在田野調查方面一直做得很好，這應該說是對推進客家學研究的貢獻。土著說有一點不能令人滿意，即未能對現代客方言體系作出合理的分析，方言與文化和族屬的關係也看不到有實質性的說明。
西南說，客家的祖源地是雲南貴州一帶
第三，關于“客家源于西南說”。此說與臺灣學者羅肇錦教授有關。先是邵靖宇發表題爲《漢族祖源試論》的文章，從漢字、鶏骨頭、龍傳說、竹文化、二十四節氣等方面舉出例證，說明北方漢語起源于中國雲南、貴州、四川一帶。北遷之後，受北方阿爾泰語影響，形成今天的北方話。而留在南方的漢語，有的從雲南貴州一帶先後向東遷徙，保有原來的漢祖語言，又受北方話影響，慢慢形成今天粵客閩等方言。這些東南漢語方言反而比北方漢語更能與祖源漢語接軌。它們的祖源地是在雲南貴州一帶，而不是中原陝西、山西。羅肇錦教授根據邵靖宇的研究和房學嘉的理論，認爲客家話的祖源，也應該是中國西南一帶。他從出土文物、民間信仰、龍的傳人、基因特徵以及文字語言等方面加以證明。羅教授說：“說客語是從中原南來的純漢種，可能已經站不住脚，反而是以南方爲主軸所發展出來的後期佘瑤，與南來的漢人混合所形成的，就是今天的客家。這樣談客家祖源，我稱爲另類思考。”羅教授的“另類思考”，讓我們在更大的時空範圍上來探討客家的問題，這是有益處的。中國現有五十多個民族，五個語系（漢藏、阿爾泰、南島、南亞、印歐），有數不清的大小方言。而且自古以來，各個民族幷非一直安土重遷，而是發生數不清的各式各樣的遷徙。因此，當論及語言和血統時，很難用一個“純”字來表述。由于民族之間，語言之間頻繁接觸，在血統、語言成分方面，總會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因此，談及這兩個問題時，還要把握量與質的分寸。例如，兩種方言，其成分的混合，沒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能說某某方言是混合方言的。血統的判斷，還要配合文化的標準，漢化的胡人即漢人，胡化的漢人即胡人。這是陳寅恪所擬訂而爲學者們所接受的標準。
全盤否定說，現有的客家說法不是“泡沫”就是“神話”
第四，還有一種我們暫且稱它是“全盤否定論”。此說是從劉鎮發博士《客家——誤會的歷史、歷史的誤會》一書中概括得出來的。劉博士認爲，現有的一切有關客家、客家民系、客家方言、客家文化等等的說法，全都是一場誤會。因爲是誤會，所以，現有的有關客家的理論及其研究，不是“泡沫”，就是“神話”。
劉博士不承認有客家人，他認爲如果有的話，廣府人才是真正的客家人，因爲廣府人比現在大家所說的客家人晚來廣東。劉博士也不承認有所謂客家話，認爲客家話是語言學家受羅香林的誤導而“製造”出來的。但承認“嘉應方言”，他稱梅縣話、臺山話，以及由梅縣移民外地的人所說的話爲“嘉應方言”。
劉博士這本書雖通篇體現對客家的徹底否定，但細節方面却時有可觀。例如，書中引述其他學者有關十九世紀末廣東西路土客械鬥時說，這次械鬥維持了12年，“雙方死傷估計有五六十萬，即每年四五萬或每天在一百至一百五十人左右。這個規模比現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間的衝突，每個月才死傷一百人的數字比較，顯然要强烈幾十倍。况且，當時衝突雙方還沒有使用槍械炸彈等武器呢。”這一條資料就很有用，說明人們研究客家問題幷非閑著無聊去鬧著玩的。劉博士在該書的“引言”上說，他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爲了扭轉這個誤會帶來的影響，阻止這個誤會帶來的更多誤會”，“將真相披露，將這個歷史鬧劇劃上句號。”
我是這樣想的，世界上的每一門學問都不可能是至善至美的，總是有缺欠，有不足的，我們學人的責任就是要把學問儘量做好，儘量完善它，對客家的研究也應該如此。但是，一個嚴肅的學者，是不應該把別人的治學稱爲“鬧劇”的。
羅可群：從客家文學切入來看客家文化的現狀
《中國評論》想到這個點子來開這個會，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們希望能够借重《中國評論》把我們廣東的客家研究工作往前推進一步，擴大影響。但是，要說些什麽呢？我接到會議通知後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我是專門研究客家文學的，想從文學的角度談談自己對客家文化的一些思考。
客家熱表現在客家文學上
第一，從近二十年來客家文學的繁榮，可以說明人們對客家文化的關注，客家熱也表現在客家文學上。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到現在的二、三十年間，鐘肇政《臺灣人》三部曲（1980）、謝霜天的《梅村心曲》（1975）的面世，到上世紀末譚元亨140萬字的《客家魂》三部曲、程賢章《圍龍》的出版，這二三十年間，反映客家人的長篇小說數量之多，篇幅之長，時間跨度長，選取的題材廣，這些事實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充分說明了客家文學正走向成熟，它不僅受到客籍讀者的歡迎，也引起非客籍讀者的重視。通觀這些客家文學，我個人認爲，鐘肇政的《臺灣人》、譚元亨的《客家魂》和程賢章的《圍龍》便是客家文學走向成熟的幾個里程碑。
客家文學走向成熟因素有三個：首先，客家人的民系自覺意識，客籍讀者的心理要求，就像譚元亨在《客家聖典》開篇中所講的三句話：“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往哪里去？”他們希望能從中找到答案。其次，作家的自覺意識，“我要寫！”、“高舉骨頭”、“我要寫大寫的客家人”，這些既是作家本人的內心創作衝動，也是作家的社會責任感的表現，他們覺得有責任去表現它、反映它、寫好它。第三，客家文學本身的歷史發展，已經爲客家文學的成熟提供了條件。我們的前輩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我在《客家文學史》裏面也講到，從張九齡到黃遵憲，從張資平到李金髮的客家文學創作的傳統、文學創作的經驗、以及客家民間文學中的豐富材料，都爲後來的現當代的作家們提供了很多可資借鑒的東西。
另外，客家的民間文學裏面也有非常豐富的材料。客家作者有意識地向民間文學學習，爲他們的創作提供了很好的源泉。我所讀到的客家小說基本上都引用了客家山歌，像《客家魂》、《圍龍》等，這些都很有客家的特點，說明客家文化是有很强的生命力的。
對客家文學繁榮背後的幾點思考
第二，我想談一談客家文學繁榮背後的隱憂和存在的問題。文學家首先是應是思想家，一部文學作品總是要讓人讀後有些收穫，受到一些啓迪。不然的話，你這個作家就沒有必要寫這個東西。在這方面，我認爲當前的客家文學整體來說還有很大的不足。爲什麽這樣說，因爲我接觸到的這些客家文學作品，多數是歌頌客家人的，：“歌德多，揭弊少”，宣揚我們的祖先是怎麽光榮的、怎麽奮鬥的，這些當然可以講，但說得多了，說過頭了，就有可能對讀者産生誤導作用，就容易使客家人産生阿Ｑ意識，如我們的“祖先曾是闊過的”。所以，我感到喚醒客家人的憂患意識的作品還很不够。
我有一個朋友在浙江大學，專門搜集客籍科技界人士的資料搞研究，只有當上院士的客家人才是他的研究範圍，有一次我倆見面，他對我說：“老羅，你知不知道，現在客家人當院士的已經越來越少了！”他的話使我聯想起我們家鄉梅縣，曾經是作爲位居全國前列的教育之鄉、文化之鄉，現在已經落後全國很多省市了。這是什麽問題呢？所以，客家文學應要找到這方面的不足。我經常說，我們既需要有“唐詩”式的文學，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滿足；也需要有“宋詩”式的深刻、哲理，給人以思想的啓迪。
另外，對客家族群的弱點，或者說民性的另一面批判得少，如“槍打出頭鳥”的怯懦意識、“毛子，跟大衆”的從衆意識、窩裏鬥的醜惡現象等等，對這些客家人的弱點，應該怎麽去批判，我們的作家要在這方面作出努力。
客家文化的形成是個動態的歷史過程，有繼承、有變化、有揚弃。我們的文學家們有責任促進新的客家文化的發展，因此，應更理性，更冷靜，更深刻去認識它，提高它，才有可能從弱勢文化逐步成爲强勢文化。傳承“君子坦蕩蕩，有話當面講”表現出來的人文思想、人文品格，幷進一步發揚光大，在世界文學中找到它應有的地位。
對口頭承傳文學的學習和研究還遠遠不够
第三，對口頭承傳文學的研究、記錄、吸收是艱巨的任務，許多人在這些方面認識不足。最近我看到一份材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産（無形文化遺産）的搶救工作，認爲它是“民族基本的識別標志，是維繫社區生存的生命綫，是民族發展的源泉”，而恰恰在這一方面，客家文化是有很多工作可做，民間故事、客家民歌等活態文化中有許許多多閃光的東西。如果不抓緊做這方面的工作，這些客家文化中的瑰寶就有可能消失。因此，從事客家文學工作的人，應極爲重視承傳文化，應迅速行動起來，深入到民間去收集研究這些鮮活的材料，幷盡可能通過文學作品保留下來，使之成爲人類文明中的共同財富。從文學的角度看客家文化，我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們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研所希望與廣東另外兩家大學客研所一起努力，共同把這方面的工作做好。（羅尚賢插話：我想問一句，廣東有哪幾家大學設立了客家文化研究所？）除了我們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還有華南理工大學和梅州嘉應學院，全省一共有三家。（羅尚賢插話：那太好了！）
黃偉經：客家人熱情開拓，對民族很有感情
從編纂《客家名人錄》看客家文化的影響
今天座談會討論的“現代客家文化與華夏文明”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像這樣大的題目不是召開一兩次座談會就能很好的將主題思想表達出來的，但是我想，如果能够表達出哪怕是一點點，都是很好的嘛。
我想從編纂《客家名人錄》這個過程談一談自己對客家文化的一點印象。在大陸，只有改革開放後才能編這套叢書，我們編這套書，國家沒有一分錢資助，我們也謝絕國家的資助，完全靠純學術的觀點和學術的行爲編纂出來的。
一九八八年，北京大學的黃藥眠教授找到我，他跟我說：“偉經，你是《隨筆》雜志的主編，你來帶個頭吧，將《客家名人錄》編出來吧？”我當時聽了，覺得他出的這個題目太大了，客家人在全世界有多少千萬啊，包括大陸、臺灣、東南亞各國、美加等國，要編這樣的書你說有多大困難啊？我回答黃藥眠說：“題目太大了，我負擔不起！”黃藥眠說：“你不要一下子搞這麽大嘛，可以從梅州市開始編起嘛，另外，中國人有個傳統，生不入傳，這個範圍就比較好把握了。”我說：“這個主意好，但是錢從哪里來？”黃藥眠說：“錢好辦，我會打電話找香港嘉應商會的會長，他是我的朋友，他一定會支持你的工作的。”
就這樣，我承擔起編纂《客家名人錄》的重任，幷找到嘉應大學的劉校長，我把黃藥眠的設想跟他一說，立即得到他的支持，馬上批給我三千元人民幣，在一九八八年這可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呵。緊接著，我便將我的簡歷、編輯方針、稿件要求等內容打印成信寄到臺灣去、寄到海外華僑同鄉會去，出乎意料，我們收到了幾千封來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臺灣的華僑紛紛捐款，僅臺灣就捐了十幾萬元，錢的問題很快便得到了解决。
編這套《客家名人錄》，我們始終掌握兩個原則，就是要避免兩件東西，一是避免官場化，二是避免市場化。因爲編這部書是從學術的角度，而不是從黨史、政治的角度編，這是超黨派的，不論是共産黨還是國民黨，我們都不褒不貶，符合入傳要求的都可以編進來。但要求很嚴，比如，學術界的要教授以上級別的，副教授不行，對教授要求要有建樹，要有作品，而且必須是站得住脚的作品才行；政府界的要省長、正省長級的；軍界的要軍長、將軍級別的才能收編進來。但有一條必須堅持的，這些傳主都必須是愛國的，熱愛我們的國家，熱愛我們的民族的，對那些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的數典忘祖的客家人，不論他官位有多大，成就有多高，我們都一概不予收入。
錢鐘書評價說客家人了不起
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五年，我編《客家名人錄》這部叢書編了八年，我是從事俄羅斯文學翻譯工作的，八年來我把整個翻譯工作都停了下來，因爲編《客家名人錄》這個工作太重要了。我們前後動員了四、五百人共同參與編撰、發行工作。書出版後，我們又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寄送到美國、臺灣和海外華人社群，每個大學圖書館送一套，每個客家同鄉會送一套，僅臺灣就寄送了幾百套。我自己一輩子沒做過什麽好事，如果有的話，就是做過這麽一件小小的好事。（羅可群插話：老黃，這可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啊！）
編這套書也使我們充分領悟到了客家人的哪種“硬骨頭”精神。什麽是客家文化？我認爲，客家人在各個方面的活動，包括他們在精神層面所體現出來的東西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開拓進取的精神、熱愛自己的家鄉、熱愛自己的土地、熱愛自己的民族的精神，這些都是客家人的精華啊！誰要是忘了這些，我很懷疑他還是不是一位客家人？大學者錢鐘書對客家人的印象很好，評價很高，當我們請錢鐘書爲《客家名人錄》提詞時，他就說過一句這樣的話，他說：“客家人熱情、開拓，對民族很有感情，客家人了不起！”
客家文化的繁榮離不開生長它的土壤
會前，譚元亨教授給我出了一個題目，他說，客家歷史上曾出現過很多大詩人、大學者、大文人，爲什麽現當代沒有了，或者說出現得比較少了呢？從大陸和臺灣的現狀分析，我看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與這個時代的需要、土壤和大環境是密切相關的。一個大詩人、大作家、大文人的出現，離不開時代的需要，離不開生長它的土壤。大家很清楚，沒有改革開放之前的幾十年，大陸基本上處于封閉的狀態，既有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封鎖，也有我們自己的自我封閉，思想得不到解放，新的東西就難悟出來。你想一想，在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怎麽能産生一個大作家、大學者呢？
說回《客家名人錄》，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很需要了，因爲客家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這個開放時代，需要有多元文化思想，需要用這種多元文化思想來促進我們民族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客籍作家程賢章就對我說：“偉經，謝謝你呵，你的《客家名人錄》對我構思《圍龍》這部小說幫助很大！”
臺灣開放比大陸早，現在大陸也全面開放了。我覺得大陸開放的程度越大越好。我個人認爲，有可能若干年以後大陸會出現比較著名的大學者和大作家，像大陸的錢鐘書、季羨林這樣的大學者在臺灣也是得到公認的。照大陸現在這種形勢發展下去，說不定將來在大陸的客家學者中也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著名學者。
羅尚賢：客家民系源自秦王朝的南征與徙民政策
客家人散布全世界
到華南理工大學來參加《中國評論》這個思想者論壇，我是非常高興的。爲了今天的座談，我昨天查核一個資料，一直忙到淩晨兩點，要小孩催了好幾遍我才睡覺。今天，我想就客家民系的源流和客家研究等幾個問題作一個發言，與在座各位以及讀者們交流。
有一件事，我一輩子都很難忘：1997年，我應邀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和隆德大學爲其漢學博士班講授老子思想和中國哲學。當時著名漢學家羅多弼教授與我的一段對話，使我作爲一個客家人而久久難忘。他說：“中國的客家人類似猶太人。”我說：“應該倒過來說——猶太人類似客家人，因爲客家人有八千萬以上，而猶太人不過千萬。”他說：“但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有許多是猶太人，却未見客家人。”我說：“近代中國的歷史是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這時期的中國杰出人才，不表現在獲得諾貝爾獎，而表現在杰出的革命家或思想家，例如近代的洪秀全、孫中山，現代的朱德、胡耀邦、葉劍英、郭沫若等，有人說鄧小平也是客家人。可以說，這些都是諾貝爾獎得主無法比擬的偉大人物。”他驚訝地說：“呵，原來如此！”
對于客家人，確實要作深入地研究。建立客家學，除開拓研究新領域的一般意義外，還有特殊的意義——臺灣的漢族人，主要是客家人和閩南人。客家學的建立，將大大有益于祖國的和平統一。
探索客家起源關鍵是要說明這個“客”字
客家學的研究內容是很豐富的，首先我想說一說客家人的起源問題。關于客家的起源，我始終在想，一直到現在研究客家的專家們都沒有將它說清楚。有一種說法，是客家人源自西晋末年的流民。追索廣東三大方言（廣府話、客家話、潮州話）的來源，都與秦王朝的南征和“徙民”政策有直接關係。《史記•南越傳》說：“秦時已幷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這些“徙民”徙到嶺南百越中的不同地方，和南征軍人一起，與當地“越人”的語言交融，就成了當今廣東的三大方言。
我們要探索客家的起源，關鍵是要說明這個“客”字：客家人、客家話、客家地。這就不能不深入研究秦始皇南征及其以後的一段歷史。
秦朝有兩次南征。第一次失敗了，史有明載。第二次南征，50萬人分五路大軍。若從東向西算起：第一路，從福建浮海南下，建立了揭陽縣，形成了後來的潮州人；第二路是趙佗大軍“逾五嶺而入越”進入粵東北，建立了龍川縣，而後形成了客家人；第三路，是任囂領軍沿北江而下，建立了番禺縣，而後形成廣府人。以上三縣皆屬南海郡。第四路，沿灕江而下，打下了桂林郡的基礎；第五路，從貴州南下，打下了象郡的基礎。
趙佗大軍南征與客家的形成過程
研究客家人的形成，首先要研究趙佗大軍南征的情况。趙佗參加了第一次南征，失敗後退守南康，即今之贛南地區。第二次南征時，趙佗領軍進入粵東北，建立了龍川縣。從古“龍川”這個名字，可推知其南征的途徑。爲什麽叫“龍川”呢？史載：“龍川本博羅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爲號。”這似乎有些神話色彩，但實有這個所謂“穿地流泉”的地方，古稱“龍穴山”，即現在的九連山主峰，當地人叫“風吹蝴蝶”。我曾到實地考察，風吹蝴蝶南坡下，即今之和平縣鏈源鄉，有條地下河，此地下河的源頭，尚未探明，但可進入洞口約二裏，當地人稱此爲“李田仙岩”，仙岩洞口即地下河的出口處，成爲流泉，而成今之龍溪，古稱龍江，這是從鏈源流入東江的一條河，這一帶至今仍可見到大蜥蜴，其爪子呈金黃色，故當地人稱作五爪金龍。我曾見到過一條一米多長的五爪金龍。古時的五爪金龍可能更大且較多，出沒于這條地下河，故雲“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爲號”龍川縣就是這樣得名的。可見趙佗南征時，這裏曾是重要的中軍駐地。大概，趙佗的中軍是沿當地人稱“小武當山”的山谷進入鏈源。鏈源緊靠著燈塔盆地。這是個包含八個鄉鎮的較大的河谷盆地，是個大糧倉，因此，趙佗大軍在此立住了脚跟，故被封爲首任龍川縣令。
當秦始皇實行“徙民”初縣時，遷入龍川縣的“徙民”，相傳只有四戶人家，成不了同化土著居民的氣候，故爲客戶人家，即客家。而番禺、揭陽地理條件優越，“徒民”肯定較多，形成同化土著越族的强大力量，而成爲新的主人。
贛南、粵東、閩西這塊地方，俗稱閩粵贛邊，至今仍是佘族聚居的地方。史載趙佗等人注重“私集百越”，與作爲越族之一的佘族搞好關係，使龍川縣得以安定繁榮。
秦朝在第二次南征勝利後，建立了南海郡，任囂爲郡尉。楚漢相爭之時，任囂病危，選趙佗接任郡尉，幷對趙佗作了一番囑咐，其意是天下大亂，要靜觀應變，必要時可立國。西漢王朝建立後，趙佗自稱南越王。後來漢高祖“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 呂後專政時，趙佗請朝庭調一批中原女人下南越，與南下軍人婚配，以穩定軍心。但朝廷不給。南下軍人只好與當地的越族女人婚配，逐漸形成了廣府人、客家人、潮州人。
客家話以中原語言爲基調，受佘族方言影響大
在龍川縣境的土著越族，多爲佘族，因此，駐守龍川的南下軍人多與佘族女人婚配。其後裔就成了客家人。其語言是以中原語爲基調而受佘族語言影響較大，便形成了客家話。
客家話以中原語言爲基調是公認的。實際上，所謂“五胡亂華”之前的古老的中原語言，有些是只能在客家話中找到的。例如，《老子》中的“國之利是，不可以視人”，“使我介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等等。學者們認爲是很難解的，甚至，越解越離譜。但用客家話一對照，就不難解。“視人”即是“看人”，因人而异。“介有知”，即是“照這樣”“是這樣”的意思。客家話與佘族話同時同地存在，顯示了客家話的“客”性。今之連平縣中，有些村子，是同一條村講兩種語言，講佘話的是原本的佘族人，講客家話的都是古龍川軍人和佘族女婚配的後裔。
客家原居地是從閩粵贛邊至蘇皖邊一帶
漢朝時的郡，比秦朝的郡小很多。漢武帝時，封了南越王，閩越王，又封了東越王。有人認爲東越在浙江與福建的邊界處。但我懷疑這種說法。東越也許是與南越相對而言，地處南越之東邊，即古龍川地。《史記•東越傳》索引《說文》曰：“東越，蛇種也。”佘族聚居的地方，“蛇”，借爲“佘”，“蛇種”即“佘族”，即今之閩、粵、贛邊區。東越王可能是當時佘族地區的客家王。東越王與閩越王常相鬥，累作反，故漢武帝曾下令其民“徙處江淮間。”北徙過程中，沿途都會留下一些，因此形成了客家人的原居地，是從閩粵贛邊，沿羅霄山、武夷山，北至蘇皖邊的帶狀地域，南征、北徙都是“客”，這是地道的“客家”（廣府人、潮州人沒有這“北徙”的歷史，成了當地的主人）。這裏有一個過去不爲重視的史料：“漢武帝建元六年，東越王余善有意對抗天子，與其宗親商議說：“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這個東越王后來被漢軍殺了，估計其部下便有不少人“亡入海”，到了臺灣，也許這就是臺灣客家人的來源。
所謂漢族，是西漢大帝國造就了民族形成的條件而形成的，故稱作漢族。從客家人的原生地，可以說明，客家這支漢族民系是與漢族同步形成的。（羅可群插話：老羅，這可是你的一家之言喔！）西漢時就已經是存在了的。黃河、長江流域的華夏人形成漢族時，原居中原的華夏人都客居珠江流域的東江、韓江，被强令北遷，“徙處江淮間”的“東越”人，又一次成了客居者，使用獨特的客家話，成了客家人。
研究客家起源的幾個關鍵問題
如果從上面我所講的這些觀點分析，我個人覺得，是可以得出如下幾個有關客家的起源和客家研究的關鍵的問題。
第一，在華夏人形成漢族之時，有一批華夏人先是“南征”而客居東江、韓江流域，後被强令北遷，“徙處江淮間”，本質上與漢族無异，所以這是漢族的一支民系，而不是一個民族。
第二，客家人的特性，也出于“客”性，因爲是客居者，而被土人“欺生”，從而形成客家人愛打抱不平的特徵，這是對公正的渴求和內部互相愛護情感的表現形式。
第三，客家的原生地，是南起閩粵贛邊，沿武夷山、羅霄山北至江淮間的蘇皖邊境。這塊帶狀地域，總是客家人、佘族人共同居住的。這說明客家人與佘族人有深厚的姻緣關係。
第四，客家話是華夏語言與佘族語言交融而成的，但幷沒有取代土著佘族的語言。
劉正剛：客家的農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特徵
客家是征服山區的一個堅强民系
剛才前輩們的發言給我很大的啓發。我是安徽人，不是客家人。我本人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才開始接觸客家文化，幷漸漸對客家産生了興趣。我對客家一開始的印象是，不管誰提到哪里在建一個博物館，哪里出了什麽歷史上的名人，一打聽嘩啦啦全都是客家人。客家人的影響那麽大，我真感到有點莫名其妙。而且，我覺得客家人的很多習俗在我的安徽老家也看得到，所以有時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也是一個客家人呢！
我最近幾年一直在做移民性研究工作，我個人認爲，不管客家是怎麽形成的，是土著也好，還是中原漢族也好，應該說客家是在反復遷徙過程中最終形成的。客家歷史其實就是我們中華民族不斷遷徙而開拓進取歷史的集中體現，實際上這就寓示著客家的一種精神，就是不斷地創新，不斷地進取，用一句今天的時尚話說，客家就是與時俱進的一個民系。
我們經常講“逢山必有客”。客家人最終形成于南方閩粵贛三省交界的山區，這是歷史上客家人不斷遷徙的結果。我個人認爲，客家民系的最終形成是在宋代末年元朝初年，至遲到了明代，隨著整個中國人口壓力的形成，客家人開始從大本營的閩粵贛地區呈放射狀向四周擴散、遷徙。（譚元亨插話：我剛剛寫了篇文章，是論述這個時期客家形成于贛的歷史動因與文化背景，正是因爲宋朝積弱激發出的文化自尊，使當時人文薈萃的江西“客戶”自覺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邊界幷加以堅守。）明代以後，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一個對山區的開發，從客家人形成的區域來看，其實就是對山區的農業開發。明清時期是客家人遷移的活躍期，也是中國邊疆、山區、海島開發的重要時期。清代客家人大量向內陸大西南的遷移、向海島臺灣的遷移，就是客家人開發山區經濟和海洋經濟的重要例證。
客家不分男女以勞動至上
農耕文化强調的是對土地的占有與使用，山區的開發不僅需要付出艱辛的勞作，而且山區經濟往往是多元幷存，這就會突出客家人經濟文化的多元化發展。農業、礦業、商業和製造業等都較發達，使山區資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山區文化相對來講，又比較封閉保守。勞作的艱辛，使客家人的群體意識較爲濃厚，家庭中的所有成員都力所能及地投入田野勞作，形成勞動至上的觀念。正是田野勞作的艱難，所以客家婦女因爲參加勞作，她們也像男人一樣勞動，甚至比男人還做得更多，因此形成了遠離傳統社會女性“纏足”審美主流文化的怪圈，客家婦女以“天足”爲美，這是爲了更加便于在田間的耕作。
客家人對山區乃至對較原始地區的開發往往有先鋒作用。由于客家人在遷入地往往多爲少數，所以在與原住民或其他移民鬥爭中，客家人大多處于弱勢，只好向未墾地帶再遷徙，這在清代臺灣的開發過程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在全球海洋貿易中活躍著客家人的矯健身影
再有一個是有關海洋文化的問題。我最近完成了一個國家九五的課題，名叫《清代臺灣移民與四川移民的比較問題》，也觸及到這方面的問題 。俗話說，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其實，我們可以換一句話說，全世界有華人的地方就會有客家人。
明清以來，客家人伴隨著東南沿海民間貿易的興起，也加入到海洋貿易之中，幷隨之在世界各地定居生活奮鬥。（譚元亨插話：“客人開埠”，這“開埠”兩個字中，便充滿了海洋文化的意味。）如明代廣東饒平人林鳳是海上武裝著名首航之一，萬曆2年率戰船62艘攻打馬尼拉，兵敗後，退守臺灣。是大陸移民臺灣的先行者。18世紀梅縣人羅芳伯率領鄉親到達西加里曼丹從事金礦開采，後來創造了舉世聞名的蘭芳公司。在海外的華人社團如會館中，客家人會館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後來的姚美良先生、曾憲梓先生等都是著名的客家成功商人的領袖人物。
客家人有一股很强的團結凝聚的精神
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在一定意義上是有很大區別的。農耕文化强調穩定，强調順應自然。但客家人在順應自然的同時，却積極改造自然，對山區的開發就是例證。據研究，在閩粵贛山區、湖南山區、四川山區、臺灣的山區，客家人都起到了先鋒作用。這說明客家人在保持傳統農耕文化的同時，已經有所超越。這與客家人歷史上的不斷遷徙密切相關。一般而言，農耕文化比較安土重遷，但客家人正是在生存環境惡化的情况下，不斷由北方南下，直到在南方社會完成了自己民系的形成。這已經顯示了客家人的積極進取，敢于向陌生的環境、向未知的世界探索的精神。
我在做清代移民研究時就發現，當年客家人準備向四川移民的時候，受到當地政府的攔阻，但客家人帶頭貼政府的大字報，你政府不讓我們走大路，我們就走小路，連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也跟隨大衆翻山越嶺，不少人還背著祖先的骸骨一道遷徙。我看到這些資料，覺得很感動，這恐怕就是客家人的精神，就是客家人那種面對一個又一個陌生的環境而不畏困難，形成團結的精神。
正是在不斷的遷移過程中，正是在面對一個又一個的陌生世界裏，在開發山區的艱難歷程中，培養了客家人一種很强的團結凝聚的精神，這種團結精神反過來又幫助客家人克服了一個又一個難關。這在臺灣土地開發過程中因利益而産生的移民族群械鬥中，客家人儘管人數少，但總能取勝。凝聚還表現在客家人固守著自己的語言習慣——客家話，不管走到哪里，語言都帶到哪里。不斷的遷徙，使客家人對穩定更加渴望，所以他們在社會動蕩中，總是能與政府站在一起。臺灣出現大量的義民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
客家人還有很多對“根”的重視和對“根”的情結，比如說重視修建祠堂、纂修族譜、慎終追遠等等，我在這裏就不展開來講了。
江金波：客家經濟曾爲華夏文明作出巨大貢獻
梯田文化奠定了客家文明基礎
提起客家經濟，我們就不能不談談客家的梯田文化。客家先民改變了土著居民采用的“刀耕火種”農業耕作方式，借鑒其先進文化，即中原文化的平面墾殖方式，開發了多種土地利用方式，如開發盆地丘陵臺地上的峒田、在山頂開發岡地、山坡上開發梯田以及山脚開發坑田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梯田。宋元期，客家文化孕育，游耕文化與梯田文化幷存。明清以後，客家文化穩定覆蓋客家大本營地區，梯田文化取得主流地位。應該說，梯田文化幷非客家獨有，在中國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如廣西哈尼族都有廣泛存在，但一般認爲客家大本營地區的梯田文化是客家先民自己創造幷隨客家文化的傳播而擴展其地域的。由于客家先民抵達的贛閩粵邊區地多山，地殼風化侵蝕嚴重，加之年降水量大，降水强度高，易患水土流失，緩坡山地丘陵就成爲開墾梯田，擴大耕地面積的首選；同時梯田以田埂等基本設施建設爲特色，它可以增加就地入滲量，從而達到保持水土的目的，這是客家民系對山地環境長期感應的結果，成爲客家文化成熟標志之一，也是客家文化“移墾社會文化”個性的具象化。很明顯，梯田的大量開發徹底改變了贛閩粵邊區原有的林菁森密，瘴氣熏人，毒獸成群，既荒凉又落後的惡劣自然環境。既有益于生態環境保護，又優化了客家民系的生存條件。
客家重視修築適合山地耕作的水利設施
爲了保障農業生産，客家民系還大力修築適合山地環境的陂、塘、圳等水利設施用于灌溉。推廣運用了龍骨水車、筒車等灌溉工具，進一步擴大了耕種面積，提高了作物産量，使水稻獲得有利的生長條件。這在地方志都有大量記載。如溫仲和在《嘉應州志•水利》記載嘉應州各種陂塘水圳共140餘處，除幾處爲明所築，多爲清代所修。爲了改造貧瘠土壤，充分利用土地資源，挖掘地力，不斷推廣運用中原農耕技術和改良土壤經驗，如采用草木灰肥、糞肥，添施石灰以中和土壤酸度、提高地溫，施用烟梗肥土和殺蟲，冬日興行“燒土以暖地”等等。
伴隨農田基本建設優化的同時，客家民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南方高溫多雨的有利的自然條件，提高土地的復種指數，幷使土地集約利用水平也不斷提高。自明後期始，本區即“田皆二熟”，稻作已實行兩熟制。另一方面引種小麥、番薯等糧食作物，以彌補了水稻的適應不足。清初，粵東北客家地區的小麥生産還在全省占重要地位，“粵麥以增城、長樂所産爲上”。同時，積極種植烟草、甘蔗、茶樹、藍靛等經濟作物。汀洲“膏腴之地，種烟者十居三四”。
山地植物資源得到廣泛利用
客家山區山地植物資源的利用始終占有特別重要意義。從開發利用上看，本區植物資源綜合利用歷史悠久，但長期以來，以單一的燃料、建築材料的利用畢竟是其主體，這導致林木被廣泛地砍伐。進入林木貿易時期，林木砍伐加速進行。田野調查表明，粵東北客家民系從明代開始就把竹木作爲大宗輸出品，以木排順河漂流方式出口潮汕等地。如豐順縣留隍九河村竹木貿易十分發達，該地大姓鄭氏家族曾控制錦江要道，在潮州的意溪設竹館4家。使用植物纖維發展紡織業。如以蕉類莖製作蕉布。造紙業也是本區山地植物利用方式之一。上杭“通邑有山處多種竹，皆出紙”，清代，閩西的四堡鄉，竟發展爲中國古籍雕版印刷四大基地之一。
林副業的發展是山地植物資源利用的巨大進步。明清以來，客家地區的副生産資料和産出都有了很大擴展。竹的廣泛利用發展了富有濃郁地方文化氣息的竹制工藝品，如興寧縣葉塘鎮甘塘村編織的麵包籮、洗衣籮，五華縣安流鎮的通花藍、通花盆托等，竹資源還廣泛被用爲製造其它日用品，如紙扇、竹器、藤器、毛筆等；涌現一批“竹器之鄉”。此外，松香、松節油、油茶仁、油桐仁等也是區域林副産品。
傳統工礦和商業貿易得以迅速發展
宋元以後，客家民系發展了以山地資源爲原料的手工業和商品性的農業經濟。礦冶業也早在北宋形成，以煤、鐵開采較早。面積廣大的山地有著豐富的森林資源，成爲發展林業的有利條件。據康熙《程鄉縣志》、乾隆《嘉應州志》和道光《長樂縣志》等記載，本區林木種類以杉、松、竹最盛。它們種植的面積最大，用途最廣，出口量最大。如長樂縣“松爲薪炭，杉則結伐，乘大水，下潮州賣之。”在手工業方面，本地陶瓷業隋時即初具規模，唐代達到較高水平。歷經宋元，至明清獲得更大發展，生産地域更爲廣闊幷將技術向外傳播。這顯然是區內遍布的高嶺土資源被大力開發利用的結果。此外，以葛、蕉、苧麻、木棉等爲加工對象的紡織業于明清發展迅速。其時，七、八歲孩童都成爲紡織勞力，反映了其勞動密集型特點。其中，興寧由于廣泛植棉，紡織業生産、交換在本區占有突出地位。顯然，在明代的一條鞭法和清朝的“攤丁入畝”的實施帶動下，區域商業性農業獲得更好發展。因而，基于本地農副土特産與沿海地區的食鹽、日用品的交換的商業，隨水陸交通改善自明代以來得到快速發展。
在商貿方面，閩西和粵東北的客家人，在清代都有不俗的表現。不僅經商人數多，而且具有一定規模。由明中期“市無方言”、“業商者鮮”至清乾隆時轉爲經商“足迹遍天下”，商業文化景觀肇興。受潮商影響，大埔商人清初即“經商于吳、于越、于荊、于閩、于豫章”，民國年間更是“土田少，人竟經商”，甚至結成地方性商人集團，遠出省門，赴長江流域經商；平遠行商，則將葛布運至蘇杭，將生鐵運至蕪湖銷售；興寧商人活躍于粵北、贛南、湘南等地。江西、浙江、上海、漢口等地均有上杭會館。在這樣深厚的農業文化背景下，以手工業爲主體和輸出土特産爲特點的客家工商業因其價位低和易受外來商品衝擊而幷未使客家區域擺脫貧窮落後面貌。
現代客家經濟的失落主要有兩大因素
客觀的自然環境基本未變，但究竟是什麽因素使客家經濟在今天發生了失落呢？從內部講，解釋有兩個。一個解釋是同一環境的內涵和作用在歷史時期和現在有差別。如在陸運不發達的小農經濟時代，地處河流源頭、小河汊發育的客家大本營區域仍保持較强運輸優勢，但在陸地交通的發展爲運輸主體的現在，山地交通建設難度大，運輸成本顯著增大，這就使原有的封閉環境的“封閉性”被放大。另一個解釋便是客家地區陳舊落後的觀念沒能及時更新，不適合市場經濟時代的要求。在這一個方面，對于恪守正統儒家文化的客家民系而言，自然會引起人們的深思。
觀念作爲精神文化因素穿越粵東北客家文化系統方方面面。很顯然，客家文化觀念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勤勞儉樸的勞動生活方式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提倡，特別是從全球資源的持續利用角度，“以適度消費爲特質的儉樸的生活方式是人類新的消費文化”；崇文尚學的傳統也與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相一致；在講究誠信與聲譽的世界一體化經濟活動中，質樸率直的客家民性依然有其優勢；宗族文化培養的對後代義務和責任可以轉換爲可持續發展理念等。
但是，從客家文化生態歷史問題、現實適應及未來發展看，客家文化觀念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千百年來，山地生活所積澱的落後文化觀念窒息了客家文化演進，發展到今天嚴重阻礙其邁向現代化與全球化，幷使客家文化生態系統傾向低水平運轉和不和諧狀態，這些觀念主要有保守觀念、宗族觀念、重農輕商觀念等。
更新觀念才是客家經濟騰飛的關鍵
客家民系的保守性是有目共睹的。保守懷舊的民性抑制人們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發揮。因爲保守，便缺乏創新，難以果斷迎接挑戰，最終在迅速發展的時代，錯失良機。曾擔任世界客屬總會秘書長的郭春林先生指出“客家人在觀念上的束縛，才是阻礙其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發展實踐表明，梅州、河源等的國民經濟始終未能走向快速發展軌道，工商經濟、服務業水平與發達地區地級市比較要低落許多。如梅州所轄八市縣區至今還有三個縣爲全國特困縣。在現實生活中，保守懷舊的民性表現爲客家人普遍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做教師和公務員，而不是從事經商等冒風險的事業，謹慎有餘而嘗試不足。這種民性在構建未來生態文化上的不利，突出表現爲對自然資源利用上的短視和掠奪式開發上，過于重視眼前利益，輕視長遠利益，急功近利，以犧牲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後勁爲代價的行爲屢禁不止。加之山地的綜合開發水平低，同時也帶給粵東北生態環境的破壞，形成許多與自然生態對立的文化景觀，如濫砍濫伐森林資源等，使人地關係曾一度惡化。
歷史上，粵東北客家民系强烈的宗族觀念對于穩定客家社會秩序直至現代經濟曾起過積極作用，但從區域文化系統來看，宗族組織的超穩定結構，對客家文化的正常演進也有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集中表現爲民主法制觀念及個體經濟觀念淡漠，族房爭鬥及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區域環境保護群體意識弱、山地綜合開發和協作難度大等。小農意識及其伴生的封建迷信思想嚴重阻礙著現代科技在區域的推廣應用，如在拋秧技術、廢弃有機物的沼氣開發等方面都有發映。
立足于客家文化與時俱進，轉變陳腐的落後觀念勢在必行。的確，落後和不發達不但是一堆能勾勒出社會經濟圖景的統計數字，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理狀態。爲了發展，在引入技術設備、管理方式等的同時，必須具有與之相呼應的現代觀念意識、心理素質和精神狀態，借此爲本區發展起飛創造良好的社會心理環境。因此，粵東北客家民系必須從目光短淺，故步自封，思想保守的氛圍中脫胎換骨，營造開放的心態和積極的進取創新意識，弱化族緣意識，加强地緣觀念，走向日益擴大的産業文化空間，這才是客家民系振興經濟、爲華夏文明再立新功的真正出路。
譚元亨：座談會結語
爲這將近四個小時的論壇作一個結論，綜合大家的觀點，也談談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客家文明的確是面臨一個嚴峻的時刻，無論是區域的變化，方言的演化，還是其他方面，如經濟有弱勢群體的意味，但歷史上的客家人，畢竟是黃鐘大呂，幾經挫折，幾度蟄伏，最後仍能崛起，隨著全面小康社會的到來，民系自覺意識的覺醒，也同樣標志著它將再度有一個上升的階段。臺灣可以作爲一個參照系，但客家的主體，畢竟在大陸，在粵閩贛三省交界地。
剛才討論得很熱烈、很深入，遠遠超過了我們預計的時間。可見，大家對客家問題的關注程度。的確，關于客家的源與流，如今諸說紛起，這自然是一件好事，以羅香林爲代表的主流說，經過不斷的補充、修正，可以說是更爲科學，也更深入人心了。但目前，還出現了更多的說法，對這些，我們也不妨以平常心待之。其實，無論世界史、中國史，否定者總是有的，如特洛伊城，後來不讓考古發掘證實了麽？炎黃二帝，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後，恐怕把其稱之爲神話，把大禹當作一條蟲的說法，也就悄然退出了。我想，那些視客家爲神話、爲歷史的誤會的說法，隨著歷史的演進，也會不攻自破，我們姑妄把它當作“一家之說”好了。其實，客家作爲一個民系，它早已具備了作爲一個民系的全部特徵，要全盤否定，未免太自說自話了。當然，這涉及到人類學、文化學、社會學、歷史學、發生學等衆多的學科，客家學研究仍大有可爲。我們所致力于客家精神史研究，幷不排斥在其他方面的拓展，對物質史、社會史等方面，也同樣予以關注。
客家的民系意識的自覺，恰巧正是否定的壓力所“逼”出來的。宋末，民系的形成以及得名，正是漢民族的積弱，面對异族的侵淩，這才激起其文化自尊。後來，正是血腥的械鬥以及輿論上的侮蔑，又再度激起客家人的自辯與自衛。與世界多元文化的興起同步，客家研究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又重新成爲熱點，這也是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我們稱“小康社會”，顯然對這種民系意識的自覺有重大的激活作用，也就是物質生活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對精神的需求相應提高了，更迫切地要叩問“我是誰，我從何處而來，我往何處去？”民系也一樣。正如著名理論家蔡葵在《客家魂》研討會上說的，只有到了新時期，民系小說才成爲可能。能冠以民系名稱的大作品方可出現，這在實際上也標志了客家文學的自覺。過去說“文學的自覺”一般指理論方面，其實，也同樣包括創作，二者同在編織著客家精神史的經緯。文學的自覺，文化的自覺，民系意識的自覺，可以說是相互促進的。而這，正是客家學方興未艾的可喜標志。
我們將要出版的《客家文叢》第三輯，主題便是這個。今天這個思想者論壇，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發與推動。在二十一世紀中，已獲得自覺意識的客家民系，當比已有的歷史有更出色的表現，在改造國民性，走向現代化，融入國際社會、推動多元文化，包括和平統一，都大有用武之地。客家民系既然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有過那麽多杰出的人物，作出那麽巨大的貢獻，未來的機遇自然也同樣會青睞他們，只要努力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揚長避短，精神上永遠處于飛升的狀態，這個民系的生命力將是不可估量的。
評論員簡介
陳建新 湖北宜昌人，1956年生，華南理工大學副校長、教授、華南理工大學未來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華南理工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文化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科學技術與社會領域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當代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珠江三角洲科技資源區域分布優化研究》。
羅尚賢 廣東興寧人，1962年畢業于暨南大學。曾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廣東社會科學》主編。現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兼任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會顧問、廣東老子文化研究會會長、廣東省文化學會客家專業委員會主任。主要著作有《老子通解》、《老子與當代中國人》等。
黃偉經 廣東梅縣人，1932年生，現任廣東花城出版社資深編審、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作家協會外國文學委員會主任，曾任《隨筆》雜志主編。主要從事俄國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譯和研究工作。已出版譯著《屠格涅夫散文詩集》、《羅亭》、《貴族之家》、《獵人手記》、《父與子》、《前夜》、《處女地》等，近年還主編《客家名人錄》等大型傳記叢書。
譚元亨 廣東順德人，1948年生，母親是廣東英德客家人。現任華南理工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美學學科點導師組負責人，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曾爲湖南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著述兩千多萬字，出版文史哲類著作近80種，其作品有的被譯成多種文字。主要代表作有《中國文化史觀》、《客家魂》三部曲等。
謝棟元 廣東梅縣人，1939年生，1961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幷就讀該系研究生，師從陸宗達、俞敏、蕭璋等學習文字音韵訓詁之學。畢業後長期在遼寧多所高校任教。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授，爲研究生開設“漢語語言學”等課程。主要成果爲《“說文解字”與中國古代文化》、《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等。
羅可群 廣東梅州人，1941年生，1964年畢業于中山大學中文系，一直在廣州外國語學院任教，期間有多部人物傳記、譯作、教材問世。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近年來專攻客家文化研究，論著有《廣東客家文學史》及《試論客家文學》數十篇論文。
劉正剛 安徽人，1965年生，歷史學博士。現爲暨南大學教授、副博士生導師、歷史系副主任。學術研究方向爲清史，出版專著《閩粵客家人在四川》。主持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臺灣與四川移民社會形態變遷研究》。
江金波 江西人，理學碩士、副教授，中山大學人文地理專業博士研究生，廣東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校級重點培養對象。參與或主持國家、省、市及校級科研課題5項，發表學術論文23篇，出版專著2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