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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出席研討會的專家學者合影。 |
主辦：中國評論月刊、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
顧問：徐 鷹（中國評論月刊社務委員會主席）
策劃：郭偉峰（中國評論月刊社長）
周建閩（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
主持人：黃偉宗（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山大學教授）
評論員：司徒尚紀（中山大學地學院教授）
周 義（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長）
黃啟臣（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朱崇山（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洪三泰（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理事長）
譚元亨（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長、教授）
張鎮洪（中山大學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羅康寧（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戴勝德（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執行人：羅祥喜（中國評論月刊副總編輯）
王平 （中國評論月刊副總編輯）
黃偉宗：開場白
今天我們的論壇題目是：走向世界的珠江文化。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們一直在對珠江文化進行探索和定位工作，迄今已經15年了。這些年來，我們逐步認識了珠江文化的特質、形態、成分、發端、歷史、系統和理論體系。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珠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相比較，最大的特點就是它具有特強的海洋性。珠江文化是和世界文化聯繫在一起的，並且一直在走向世界。今年初出版的《珠江文化叢書. 十家文譚》，是我們對珠江文化研究的第三批學術成果，是珠江文化研究會學術成果較全面的彙集。其中每冊書的編著者，都從自己所擅長的學術領域出發，對珠江文化進行研究，既展現了每個人的所長，同時互相交叉，相互補充，共同初步完成並構成了珠江文化的學術系統，作出了定位。現在請大家從自己編寫過程中的認識和體會出發，對珠江文化是怎樣走向世界的這個問題進行探討。司徒尚紀教授，你是《珠江傳》的作者，是為中國第三大河一一珠立傳的第一人，在這套書中你撰寫《泛珠三角與珠江文化》一書，卓有見地，請你先談談吧。
司徒尚紀：珠江文化何以能走向世界
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和空間一體化背景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水準日趨縮小，而文化的差異則越來越凸現，普遍認為，而且事實也在證明，國家、地區、民族之間的競爭，歸根到底是文化的競爭。所以具有優勢文化的國家和民族，有可能在世界競爭中贏得勝利，取得支配地位。暢銷全球《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作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預言，“在未來歲月裏，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不管其政治動機如何，這一新觀點擁有很多追隨者，凸現文化在當今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這也昭示，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崛起，必須以高度發達文化或文明為保障。塞阿氏也同時指出，當今“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在政治格局上如此，在一般意義上的文化更不例外，故聯合國有保持世界文化多樣性的宣言。既然如此，那麼，無論是國家、民族和地區的文化都是這個文化多樣性的一部分，都有權利獲得保護、生存和發展。作為中華文化一部分的珠江文化，也同樣在多極和多元世界文化格局中佔有一席之地。從這個定位出發，珠江文化就有了融合和走向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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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大師譚其驤先生在研究了中國文化的時代和地區差異之後，指出“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文化“有地區差異”。這種差異在於文化特質不同，代表了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文化個性，特徵越獨特的文化，就越是世界性的文化。即世界文化是由各個民族文化組成，個性特徵越獨特的文化，就越能顯示自己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越為更多的人所關注和認可，也就越能走向世界。珠江文化作為一種流域文化，是一種多元民族文化構成的文化體系，有自己不可取代的文化特質和風格，在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文化格局佔有自己特殊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珠江文化也是世界性的，而不僅僅是局限於它產生和輻射的地域範圍。它應置諸之于世界文化之林，讓世人認識，在世界上交流和傳播。
一種文化被發現、認識，顯示自己的存在，固然是它佔有一定地位的外在表現，但要對外傳播、擴散，必須具有高位文化勢能，形成文化梯度力，才能走出自己產生地域，輻射周邊，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珠江文化即具有這樣的勢能，可以走向世界。其故有六：
廣東在世界交通中心地理區位
一個地區價值，不僅在於資源多寡，更在於區位價值，廣東處在南海交通樞紐位置上，用梁啟超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中指出“今之廣東，依然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在中國地圖上，廣東是邊緣，但在世界地圖上，廣東卻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樞紐，假道海上絲綢之路，南可達東南亞、澳大利亞，北上日本、俄羅斯，西達印度洋、非洲、歐洲，東至南北美洲，可形成全球性大循環，故梁啟超又指出“廣東非徒重於世界，抑且重於國中矣”。有位外國學者布羅代爾在考察15－18世紀城市發展模式時十分強調地理區位持久性作用，指出：“可能世界上沒有一個地點在近距離和遠距離的形勢比廣州更優越”，通過船舶廣州可與中國內地及世界各地交往。無論商旅、商品都是文化載體，廣東作為珠江文化和世界性商貿中心，珠江文化借助於自己獨特區位走向世界，已為歷史和現狀所驗證。
珠江文化是一種開發性文化
按照系統論觀點，只有開放的系統，才能在不斷地與外界進行物質和能量交流中形成耗散結構，才能保持系統中各要素在競爭和協同對立統一中趨於有序狀態和良性循環，使“熵”值變小，由此獲得發展生機和活力。珠江文化就是這樣一個開放系統。語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在江海相通地理環境和珠江流域，特別是嶺南歷史上政治環境相對寬鬆條件下孕育、發展起來的珠江文化，不僅是多元的，而且是開放的。廣東主要是廣州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的文化交流從未中斷，長期保持開放態勢，在文化各個層面處處留下深刻烙印。自古以來，外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觀念文化等（如各種作物新品種、宗教、語言、思想觀念、科技等）都可以在珠江文化體系內不斷地碰撞、交融和整合，形成新文化特質和風格。近代西風東漸，珠江文化首受其影響，湧現一大批時代先進人物和思想，使珠江文化躋身全國先進文化行列。當年容閎組織中國第一批學童留美，但“北人應者極少”，“來者皆粵人”，這批人學成歸國，成為洋務運動的中堅。近年改革開放，廣東尤其是珠三角，成為中國對外開放基地，珠江文化的開放性由此變得更加寬廣和深入，並以高位勢能、嶄新裝束和姿態，對外輻射，影響所及，達於海內外。這樣珠江文化不僅具有全國性、而且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文化，這已為世所公認。為此，珠江文化進一步擴大自己的開放性也勢所必然，不可逆轉。
珠江文化擁有以華僑為主廣布世界傳播載體
人是文化主要載體，珠江文化覆蓋地域除了珠江流域，還包括它輻射其他省區，就嶺南而論，即有廣府系全部、客家系和福佬系一部分。嶺南是中國著名僑鄉，在中國3000萬華僑人中，2/3左右為廣東人，散佈世界五大洲各個國家和地區，不管他們分屬那個族群（民系）文化，都是珠江文化組成部分，這部分以華僑為載體的文化被成為華僑文化。華僑文化具有反映西方近現代文化重要成果、資訊靈通、更新快、經濟基礎雄厚等特點。它以各種方式注入珠江文化，不但使它增添新的血液和養分，使之更具活力，而且加強了它的開放性。故梁啟超說：“廣東人旅居外國者最多，皆習見他邦國勢之強、政治之美，相形見絀，義憤自生”。又說“廣東言西學最早，其民習於西人遊，故不惡之，亦不畏之，故中國各部之中，其具國民之性質，有獨立不羈氣象者，惟廣東人為最”。這說明近世廣東具有愛國和開風氣之先河的文化特點。一部中國近現代文化歷史，因為有了華僑的參與，才上演得有聲有色，波瀾壯闊，也表明珠江文化開放性離不開華僑文化參與。華僑文化根在內地，但分佈在海外，這些文化板塊鑲嵌在僑居國，與當地文化發生對撞、交流、磨合，乃至整合，實際也是珠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種方式，這在過去和現在都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珠江文化走向世界，不是一種可能，而早已成為歷史事實。
珠江文化是一種海洋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潮流
珠江是外流河，注入南海，僅在珠三角出海口即有8個之多。江海一體，使珠江文化可以毫無阻礙地與海外交流。自秦漢以來興起海上絲綢之路，2000多年曆久不衰，它以各種方式深入沿海和內地，聯結海外，使內陸、沿海和海外構成一個不可分割地域體系，不同文化交流、互動也在這個體系內發生。珠江文化自古以來就借助於海上絲綢之路，保持與海外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繫，吸收有益養分，使之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所以珠江文化一個最顯著特質是它的海洋性。著名華南師範大學曾昭璿教授曾說，“嶺南親海，熱帶民風”，即說明嶺南人物質和精神文化與海洋文化有深刻淵源關係。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裏也高度評價海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裏感到自己底無限的事後，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同時也鼓勵人類從事商業與正當的利潤”。梁啟超在《地理與文明之關係》一文中也指出，臨海“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超然萬裏，行為、思想皆得無限自由”，此陸居優越。而廣東“其與內地交通，尚不如與海外交通之便，故其人對內競爭力甚薄，而對外競爭力差強”。嶺南人民也如黑格爾和梁啟超所指出那樣，自古就假道海洋，走上與世界交往的道路，在海洋資源開發、海上貿易、中外文化交流層面上取得豐碩成果和經驗，融合為珠江文化一個主要成份。嶺南人耕海為生，海上貿易致富，使用帶有大量外來語（英語、馬來語等）語言盛行，崇拜媽祖等海神，傳入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是珠江海洋文化一個充分表現。余秋雨先生曾形象地描繪和欣賞廣東人：“面對大海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與中國千年的封建傳統構成了逆反。千里驛馬來到這裏已疲憊不堪，而遠航南洋的海船正時時準備起錨出發”。這其中包括了珠江文化對外傳播。上述嶺南2000年海上絲路史，也是珠江文化對外交流、傳播歷史。中國出產絲綢、陶瓷、茶葉等產品早就從沿海各港輸往東南亞、西亞和歐洲，明清時又遠達中南美洲和澳洲。近世西風東漸，在傳入西方文化之同時，也把中國文化，包括珠江文化傳到歐洲。利瑪竇1615年在德國出版《利瑪竇中國劄記》，後改名為《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刊行，其所介紹中國文化有相當一部分屬珠江文化範疇。如其中關於肇慶、韶關、南雄人文、風俗。又據統計，16～18世紀，耶穌會教士翻譯中國典籍及撰述漢學著作有82種，都是通過澳門在傳佈歐洲的。著名嶺南才子書《花箋記》、《二荷花史》、《粵謳》等說唱文
學在明清時就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海外，至嶺南工藝、園林、飲食、技藝、飲茶、戲劇、風俗等通過各種途徑外傳，有些被結合為當地文化一部分，這都是舉世皆知的不爭的歷史事實。
21世紀是海洋世紀，現在海洋已成為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開發領域，世界上臨海國家都把開發海洋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作為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事業。中國更不甘人後，作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署國，已經把開發海洋、發展海洋產業作為國家重大戰略加以實施。嶺南擁有中國最大一塊海洋國土，廣東提出“海上廣東”，海南確定“以海興瓊”、“建設海洋大省”，廣西制定“藍色計劃”等，這說明海洋事業在全球方興未艾，成為一種時代潮流、社會進步一個方向，大勢所趨、不可逆轉。與海洋事業相應，海洋文化也成為世界文化一個主流，為海洋產業、海洋經濟發展提供強大支柱。珠江文化順應這種新形勢需要，在繼承自己海洋文化傳統特質基礎上，及時調整自己發展戰略、目標和決策，不僅是走向世界，而且成為世界海洋文化一部分，也是無可置疑的。
珠江文化具有擴張力很強商業文化品格，可以達到它一切商品流通之處
100多年前，馬克思就指出，商品生產的洪流衝破一切束縛它的界線，造就了一個巨大的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當今世界已發展為一個由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聯繫起來的相互聯繫、相互依存、互通有無的統一的大市場。商品經濟或市場具有強烈的外向性和開放性，由此決定了現在的世界是一個開放的商品世界。一種具有發達商品文化風格的地域文化，也就有可能隨著商品交換和流通，進入世界市場。
明清以來，珠江文化重商風格已經形成，經商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席捲各個階層和城鄉。屈大均《廣東新語》說廣東“無官不賈，且又無賈不官”，“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又“廣州望縣，人多務賈以時逐（利）”，以致“粵中處處有市”，這些民賈、官賈“遍於山海之間，或坐或行，近而廣（東）之十郡，遠而東西兩洋，無不有也”。在商品流通中形成“廣州幫”、“潮州幫”、“客家商”等三大地域商人集團，除在國內活動以外，還遠涉鯨波，“至於紅毛、日本、琉求、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攸忽數千萬裏，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贏利”。清乾隆時一位外商對廣州印象是“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強的全部貿易都聚會於廣州，中國各地物產都運來此地，……也都薈萃於此城市”。由此商品、市場、價值、資訊等觀念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成為嶺南人重商民性，並隨著商品流動擴布海內外。
改革開放以來，嶺南人商品意識空前覺醒，很快在廣東建立起商品經濟體系。近年又利用世界產業東移機會，大量利用外資、技術、人才，建立起外向型商品經濟。這是屬於一種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它必將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擴大，尤其中國加入WTO機遇和運作，將它所承載珠江文化風格帶到世界各地。
近現代珠江文化是一種時代先進文化，具有強大輻射力
明清以來，經過歷史長期積澱，珠江文化吸納海內外文化精華，使自己得到提升、脫羽、成熟，發展到近現代，已成為一種時代先進文化。這在文化各個層面上充分顯示這種時代特色，從洪秀全，經康梁到孫中山，乃至現代改革開放，特別是珠三角成為全國經濟高峰區、泛珠三角龍頭，當今又是世界產業轉移一個重點地區，以及各種“創新”一個基地，完全表明珠江文化發揮巨大支持作用、領潮作用，無愧為一種時代先進文化。這個時代先進文化根植於強大經濟基礎，具有豐富內涵、鮮明特色、高位勢能、強大梯度力，故能全方向、多層面對外傾瀉，這已為改革開放以來珠江文化在全國崇高地位的確立所證實。而隨著廣東經濟進一步增長，泛珠三角經濟區形成和運作，廣東和泛珠三角經濟必將達到一個新高臺階，與東盟和世界其他地區經濟關係也必將進一步緊密。作為這種區域經濟格局強大支柱的珠江文化在這個過程中得到進一步充實和完善，進而積累更強大能量，借全球經濟一體化，世界經濟大循環之機，走進世界文化潮流應是一種順適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即孫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也是珠江文化前途。
當然，珠江文化要走進世界，也充滿了競爭，或曰“文明的衝突”。為了適應、贏得這種競爭，珠江文化必須現代化，應發展為一種創新而不是守舊、前進而不是停滯、高雅而不是粗俗、開放而不是封閉的文化。只有這樣一種朝氣蓬勃、具有高度發展水準文化才有足夠能量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珠江文化進入這種文化層次，即可沖出亞洲，走向世界，達到自己發展巔峰。
周義:弘揚海絲精神 推動區域合作
這次中國評論雜誌社在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召開有關專家學者座談會，這種做法很好，在此，我代表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表示衷心的感謝！下面我作一個發言，講三個方面的情況。
一、泛珠三角區域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事者,不足謀一事。”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今天，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不能遊離於世界經濟之外，這是大勢所趨。黨中央、國務院緊緊把握這種態勢，適時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發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發展，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第一，泛珠三角區域走向世界主要是在技術、商品、人員、文化等方面走向世界，這將對世界經濟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泛珠三角經濟發展具備比較豐厚的能量，我們可以在更大的範圍、更高的層次參與世界經濟技術的合作與競爭，承接當前新一輪國際產業的轉移。“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國際產業轉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我們要認識這個規律，參與其中，抓住這個重要的發展機遇，加快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進程。在第三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中，黃華華省長和東盟領導人談了泛珠三角和東盟合作進程等有關問題。泛珠三角經濟合作區域將為我國實施“和平崛起”的國際戰略發揮獨特的功能和作用。
第二，“為文之道，大體則有，定體則無。”泛珠三角區域應敢於和善於參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泛珠三角區域內部要定期分析世界經濟的週期與行情、國際商品市場、國際市場的定性與定位；要學會在這種合作與競爭中趨利避害，這種“利”是符合泛珠三角各個地區的利益，這種“害”是世界經濟發展潮流中我們要規避的，在發展中要避開包括合作風險在內的消極抵消力量，避開所有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力。
第三，“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泛珠三角地區要特別借助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橋樑和紐帶作用，通過香港、澳門把“9＋2”地區與世界各地區的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繫起來。港澳地區是泛珠三角區域經濟走向世界的較為理想的通道和陣地。港澳的通道和陣地作用在“9＋2”中要凸顯出來。同時，廣東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廣東在“9＋2”區域中是改革開放最早，經驗積累最豐富，經濟實力最強，人才儲備最優的地區之一，廣東的發展帶動了內地的發展。泛珠三角地區要逐漸變成較大的投資輸入網和商品輸出網。這種資金的輸入和產品的輸出都是“雙回路”的流動。所謂“雙回路”是指，我們的資金吸收國外的資本進來，同時我們的資金要走出國門，輸出到世界經濟中去辦企業。商品也是這樣，原材料進來，成品出去；半成品進來，產成品出去。這種“雙回路”對發展迴圈經濟是有利的。這些產業、資金、技術、管理會形成一個寬大的網路，把泛珠三角地區更廣地、更深地、更快地轉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密切泛珠三角地區內部的聯繫，在區域合作中為全國探索一種發展的新路子，帶動內地各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加強泛珠三角地區與東南亞國家及東盟各國的經濟聯繫，為中國經濟邁上經濟全球化之路積累經驗，這正是黨中央、國務院希望看到的發展局面。
第四，面對經濟全球化，我們泛珠三角地區應該採取積極、務實、靈活的姿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泛珠三角能不能融入世界經濟的主流，關鍵看我們的經濟實力和操作能力，以及我們的決策及具體辦法符不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如果泛珠三角地區能夠全面融入世界經濟發展主流，那麼中國的變化會更大，發展速度會更快。在這個過程中，要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需要，絕不能偏廢或取代。
第五，“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泛珠三角區域內各地區的政府和企業對世界經濟應該有一個全面、積極、客觀的把握和瞭解，著手研究一套富有成效的參與世界經濟競爭與合作的戰略措施，促進泛珠三角地區經濟的繁榮，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這方面，政府層面的研究和宏觀指導顯得更為重要，“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此次“9＋2”合作論壇中，各地區首長除了要考慮本地區經濟發展問題之外，還要給世界經濟的發展潮流把把脈，研究它的發展動態，採取共同的對策和措施，幫助泛珠區域內的企業更好地走向世界。
第六，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泛珠三角地區的企業要加強國際行銷方面的策略，研究國際目標市場的確定與產品的定位，研究國際市場行銷的程式、系統和控制領域。從系統論的觀點來講，各個環節、各個因素都要掌握，不能斷，否則這個系統運作沒法進行，所以，我們一定要將產業鏈做大、做強、做長。目前，我國各地區，包括泛珠三角地區在內，總是在產業鏈條的底端做事，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資源、材料、人力，做的是基礎、低廉的鋪墊性工作，只獲取了少量加工費，而產業鏈的中端、高端都在國外，這是制約我們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我們的企業要想佔據世界市場的一席之地，就要考慮爭取把產業鏈條的中端和高端慢慢輸入泛珠三角地區中去，要把握產業中關鍵的流程和部位，把握做強做大產業的品牌和高端技術。泛珠三角地區應該有這種能力、實力、意識和措施。在操作中，讓更多的企業掌握和熟悉這種做法。
二、海上絲綢之路研究走向世界
海洋是人類生命的搖籃，同時也是人類資源的寶庫，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第六大洲”。在今後的發展中，誰能掌握了“第六大洲”誰就能強大。我國是海洋大國，有1.8萬多公里的海岸線，6500個海島，300萬平方公里海域，相當於我國陸地國土面積的三分之一，4億多人口在沿海地區居住，沿海地區的GDP占全國的60％以上，這種現實決定了我們是海洋大國，海上絲綢之路是大有作為的。
第一，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與作用。海上絲綢之路我們已經研究多年，學術成果頗多。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貿易之路。這是海上絲綢之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作用。我們把貨物裝在船上幹什麼，就是要賣，賣給誰，賣給沿海的通航便利的國家。這個初衷對於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很現實，也很真實。通過商品買賣把國門打開了，吸收國外先進的東西進來，包括思想、產品、經營手法等。於是，從貿易之路又派生出文化之路、外交之路和區域合作之路等。二是文化往來之路。伴隨貨物、商品而來的是文化，包括基督教、天主教等教派文化、藝術以及其他文化產品相繼進入。多元文化交匯融合，互通有無，滲透甚至根植到當地文化中，為地方文化的發展傳入優質基因，孕育出新的思想。三是外交之路，即各國人民友好往來之路。商品的交換必然伴隨人員的往來和地區之間的友好交流，這種交流是各地區之間建立友誼的基礎，現在我們各個城市搞友好往來城市，也是從這裏派生出來的。四是區域合作的團結之路。國家之間、省市之間的區域合作，根由可以追述到海上絲綢之路。“相知無遠近，萬裏尚為鄰”，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所承載的人類交流活動，熔鑄起具有廣泛共通性的思想文化，搭建起各地區合作交往的良好平臺，為今天各地區的聯合發展起到了很好的借鑒作用。“一支獨秀不是春，百花爭豔春滿園。”從古至今，海上絲綢之路充分發揮著“四條路”的功能和作用，目前還是在這種範圍內運作，是在更高層面、更大地域中運作，顯現出更好的效果。
第二，海上絲綢之路走向世界的發展戰略思考。一是多學科發展戰略。海上絲綢之路不只是簡單的歷史文化遺產的研究工作，發展到現在，它可以結合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研究成果，產生更加重大的影響。二是點線結合的空間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屬於經濟範疇，海上絲綢之路的點和沿線結合起來，構築起空間的發展戰略。究竟這個空間發展有多大？先是實際空間有多大？眾多熱衷於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的人沿著歷史上的海絲原線航行，這是民間探尋；再是當前海絲沿線及有關地區、國家之間的合作發展空間有多大？這是戰略思考。這些都還是無意識行為，發展到一定時候，就上升為政府的有意識行為了。這種發展空間在經濟、文化、技術、人才等方面都可以做得比較突出。三是跨國支柱產業的發展戰略。“德高莫於愛民，行高莫于利民。”海絲沿線國家較多，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我們可以考慮跨國支柱產業發展戰略，突破地域局限，建立跨國跨地區性的合作，構建產業分工合理的支柱產業。例如， IT業，石油加工業等支柱產業，已初顯跨國發展態勢。中東國家把原油輸給廣東，廣東承接進口原油後，加工製作成化工產品，再輸往國外。這種支柱產業的跨國發展戰略，正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促進和發展的。四是中外文化多元融合的發展戰略。“長江不擇細流，故能浩蕩萬裏。”中外文化的多元融合是雙向性的，包括外來文化的傳入和我國傳統文化的輸出。例如，深圳文化就具有中外多元文化融合的色彩。以香港、澳門為紐帶的海外文化在深圳落了腳，長江、黃河等內陸傳統文化也在深圳立了足，深圳文化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融合點，通過多種文化的交匯與融合，產生了特區文化。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我們可以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一個很好的發展平臺，每年舉辦海上絲綢之路研討會、國際論壇等活動，在廣東共同探討、推進、發展多元文化。五是推進綜合開發和互利合作的多贏戰略。“來而不往非禮也”，目前的國際經濟競爭是團體之間綜合實力的競爭，是多贏的競爭，包括經濟、文化、教育、衛生、社會等等，各領域、各合作方都贏。試想，如果合作雙方，一方總是輸，一方總是贏，下回雙方還會再合作嗎？所以，一定要有一個良好的心態，要給合作方讓出合理的利益，否則，合作是沒有根基的。再者，不能憑指揮搞合作，而是要依靠經濟手段，兼顧各方面的利益，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就是要互利合作，產生多贏效應。海上絲綢之路也要產生多贏效應，各國家和地區，各領域之中的各層面的多贏效應。珠江文化研究會在這方面做得很好，體
現了多贏，給臺灣、香港、澳門學者，提供了多贏的平臺。現代領導人如果沒有多贏的理念，就很難在世界經濟中參與競爭。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各個領域，都要遵從多贏的合作方式和規律，才能推進各項事業的發展。
三、《海上絲路的研究開發》簡評
《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開發》是珠江文化工程的一部分，是推動珠江文化工程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分支。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的專家教授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著手比較早，成果豐厚，逐漸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同，“腹有詩書氣自華”，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地位已經完全確立了。沒有珠江文化研究會的不懈努力，就沒有海上絲綢之路今天的學術地位、歷史地位和現實地位。這是我們專家學者的貢獻所在。《海上絲路的研究開發》從以下這四個方面充分體現出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成果：
一是深刻獨到的文化視角。“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本書主要從海洋文化的視角來透視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現象，挖掘廣東歷史文化資源，呈現廣東特殊歷史文化形態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特點。這一點正是本書區別于中原文化、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等研究的獨到之處。省政府參事室、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為此做了大量鋪墊工作和服務工作，對於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發展廣東經濟大有裨益。
二是全新的學術研究方法。古語有雲：“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本書注重的是學術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從文化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語言學、管理學、制度經濟學等不同的學科視角、途徑、方法，拓寬研究的空間，又以不同的思維方式，全方位深入探討研究對象，透視深刻，表現豐富。文章材料豐富，觀點新穎，學術觀點上有創新，表現形式上有創意。書中的每個研究成果可自成體系，總體上又具有相得益彰的系統效果，具有一定份量和深度。
三是突出理論與實際的結合。“與其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本書堅持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通過實踐來推動理論研究向縱深發展。我們研究廣東海上絲綢之路，非常注重實際考察，多次組織參事、館員前往徐聞、湛江、賀州、肇慶、海南等地進行實地調研，十幾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專家、學者們學術地位高、理論素養深，在實際調研中找了理論與實踐的最佳結合點，轉化為成果的結晶，見解非常獨到，所以，理論更有力度，有深度，充分體現出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的人才優勢。本書理論上有新觀點，實例中更有說服力。
四是有重要的現實參考價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經過參事、館員的系統研究考察發現，在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之間，有許多交匯點或通道，起到了連接海陸絲綢之路的重要作用。這個研究成果的推出，擴大了研究視野，加深了研究層面，提高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現實價值，填補了學術空白。專家們概括出海上絲綢之路與泛珠三角獨特的文化現象和文化特點，有力地推動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開創出合作發展的文化空間，描繪了海上絲綢之路與泛珠三角合作的發展前景。這方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的經驗是豐富的，學術成果是厚實的，我們發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黃啟臣：珠江文化與海洋
珠江文化，表面看似乎是指江河區域文化，但實質上卻具有深遠的海洋背景。廣州話的獨特表達就是最好的說明：“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也。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上海也”。這是清朝廣東學政李調元的解讀，而且他非常讚賞廣州話這種說法。
我認為，珠江文化首先是水文化，既然是水文化，按廣東的觀念水就是海，海就是水，海水與江水皆稱海。所以珠江文與海洋是相通的。
珠江與海洋都是物質的東西，而珠江文化與海洋文化就屬於非物質的東西了。非物質文化與物質文化是密切相關、形影不離的。所以我們討論珠江文化與海洋的關係，就要見物又見道，即既要見物質文化，也要見非物質文化，就是要唱二重奏。清代魏源寫過一首詩來形容珠江文化的二重奏：“濠鏡羊城水氣氳，華夷估舶自成群。門前潮汐家家海，簷際榕棉寺寺雲”。這就是珠江文化的自然和文人環境的形象生動描繪，即珠江文化與海洋的關係。
珠江文化與海上貿易
珠江文化與海洋的關係源遠流長，遠的不論，我僅就近代貿易全球化以後珠江文化與海上貿易來說明，以見一斑。
明嘉清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東來進入和租居澳門，開闢了廣州至五大洲的貿易全球化航線之後，西、荷、法、英、美等西方國家紛紛東來廣州進行貿易，購買中國價廉物美的絲調、瓷器、茶葉等貨物。特別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專限廣州一口通商後，廣州成為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西方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以雙管齊下的趨勢，向廣州聚匯並經珠江流域向全國擴展。廣東成為中華大地得風氣之先的“南風窗”。當時，江蘇揚州等地流行“想發廣東財”的彥語，說明江南人的社會心理已經打上廣東貿易現實的烙印。就是這種貿易全球化的物質條件，使珠江文化與西方文化發生大規模的頻繁的交溶，互相激蕩，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共同提高。
首先，是隨商船而來的耶穌會士把具有中原文化傳統的珠江文化介紹到西方各國廣為傳播，並產生強烈而深遠的影響。
例一，中國儒家哲理經過德國哲學家萊勃尼茲（Gofuried Wilhelm Leibniz）的吸收而創立了德國古典思辯哲學，經其學生克裏斯提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傳給康得（Immanue Kant），進而創立了近代德國古典哲學。
例二，中國的重農思想經過法國重農學派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和杜爾哥（Ane Robert Jacgues Turgot）的吸收，並為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接受而創立了近代古典經濟學。
例三，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經籍和《好逑傳》《趙氏孤兒》等古典文學，由耶穌士翻譯西傳，對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起了促進作用。
其次是西方的文化也隨耶穌會而來，為珠江文化所吸收並傳至內地，給中國文化以影響。
例一，使得風氣之先的廣東人成為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先驅。梁啟超著：《中國殖民八大人物傳》中，廣東人占了七人；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四位先進人物，廣東人占了三人。清朝是三個廣東人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推翻的。
例二，種牛痘於1805年英國醫生皮爾遜（Alexamder Pearsn）將牛痘接種醫術傳至澳門接種成功，十五年（1810）十三行商伍敦元、潘有度等集資在廣州商館，請邱熹傳種，以後向全國傳播，起防天花病的作用。
例三，西方的天文、地理學傳入廣東以至內地，使中國人打開眼界，衝破中國傳統的“天園地方”觀念，樹立“地園”“地動”的科學觀念。
例四，西洋畫傳入廣東以至國內，使廣東的嶺南畫派獨樹一幟。利瑪竇來肇慶傳教時，帶來天主象和聖母象繪畫，為廣東參觀者耳目一新，給嶺南畫派提供參考。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陳恭尹在廣州居住時，曾作過二首《題西洋畫》，抒發自己的感受：“西番畫法異常倫，如霧如煙總未真。酷似少翁娛漢武，隔帷相望李夫人。絲絲交織自成文，不畫中問畫四鄰。亦是晉唐摹字貼，偏於無墨處傳神。”
珠江文化與海洋同時是水文化的交融事例還很多，僅舉以上七例，亦可見一斑矣。
朱崇山：關於珠江文化的寬容性和世界性
我覺得《十家文譚》這十本書很有意義。如此全方位、多角度地論述一個文化體系的叢書是很少見的，它的價值也是無可置疑的。作為珠江文化工程，它確立了珠江文化的體系，由此，珠江文化得以和長江文化、黃河文化並列，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史，乃至亞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本身就具有世界意義。在座各位作為這套叢書的編纂者，對此作了不懈的努力。
這套書讓我回想起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創立情景。十多年前，在深圳桃花源度假村，黃偉宗教授提出，成立珠江文化研究會。據我所知，他是最早明確提出珠江文化這個概念的。當時在場的都覺得很興奮，上報到省領導部門後，珠江文化研究會就此成立，黃偉宗教授任會長。轉眼間十多年過去了，珠江文化研究會的各位成員經過忘我勞動，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研究珠江文化，是需要勇氣、學問和膽識的，這個過程不簡單。珠江是一條有靈性的河流，珠江文化也是有靈性的文化。但在歷史上，珠江從來都是被文化主流所疏忽甚至遺忘的，這種遺忘反映了中國歷史上的不公平。在這種不利的情勢下，提出問題並創立體系，是最艱苦最有挑戰性的勞動。在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壓力後，我們終究走出了這條路，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珠江文化的淵源
細想起來，中國在近幾百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一個封閉的大國，封閉的突出表現就是禁海。明朝的禁海導致了明代的滅亡，清朝繼續禁海，帶來了帝國的崩潰。想不到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又來了一個當代的禁海，這一禁就是三十年。當代的禁海是時間最長最嚴厲的禁海，其結果就是鳥籠般的計劃經濟的崩潰，中國社會走向死胡同，飽受了三十年窮國度的痛苦。封閉的三十年，我們有兩個收穫：一是認識到了商品經濟就像個女人，和誰結婚就生誰的孩子，其本身並不姓資，也不姓社；二是認識到三十年的閉關不過是煮了一鍋夾生的大鍋飯，已經吃不下去了，需要重新回火，而且是要回資本主義的火，回海洋文化的火。
到了這個階段，就不能不回頭，看看歷史上走過的路，提出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意義在何處呢？我個人認為，從珠江文化的角度來思考的話，它使得中國歷史出現了鬆動，在這個鬆動中，歷史的斷層開始磨合。黃偉宗教授就是在這個歷史鬆動中，使得珠江文化破土而出的。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珠江文化的出現。
珠江文化的寬容性
談到珠江文化的走向世界的問題，我認為珠江文化正在走向世界，而不是“要”走向世界。從各方面的反應來看，珠江文化的確有其影響力，特別是華僑文化。關於珠江文化的世界性，我很認同司徒教授的歸納，我想補充一點，就是珠江文化的寬容性是非常重要的。為什麼華僑文化在世界上的傳播這麼廣泛，凝聚力又這麼強呢？這要歸功於珠江文化的寬容。正因為其寬容性，才能團結這麼多的力量。
從寬容性的體現來說，廣東是當代禁海最嚴厲的地方，在禁海的三十多年中，無日不有偷渡逃亡的事情發生，讓政府非常頭痛，對偷渡者的打擊也非常嚴厲，凡是偷渡的都算叛國投敵，甚至給其家人掛牌，封閉到了荒謬的地步。執政者沒有看到民間的文化傳統，凡是廣東的僑鄉和邊防，都是一個家庭，兩個世界。民間家庭為何能做到“一家兩制”？還是因為文化的寬容性，它能把兩種不同制度的長處都利用起來，在文化上比主流的封閉更先進，所以才會屢禁不止。偷渡也不是叛國投敵，而是對華僑的繼承，對禁海的反抗。
這種寬容性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一國兩制的提出是中國解決統一問題的了不起的創意，它也是“一家兩制”的昇華。它的前提是承認我們的落後，正是因為落後才需要兩種制度的互補。開放之後，香港的資金狂湧入內地，在深圳就能深切感受到這種移山倒海的氣勢，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如此蓬勃過。香港的文化屬於什麼範疇呢？還是珠江文化。港人的開放性體現了“一家兩制”的寬容性，也是珠江文化的重商色彩的體現。這種引進的模式轟動了世界，也啟發了很多國家的經濟建設之路。
區域化與珠江文化的世界性
正如司徒教授所指出的，珠江文化的開放性和創新是非常突出的，可以說，它是隨著時代的潮流前進的。舉例來說，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由於美國化的成分太重，也遭到了各國經濟學家的抵制。而世界經濟的區域化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歐共體就是一個典型代表，說明區域經濟的重要性。廣東省領導提出泛珠三角經濟區域，也是一個典型的區域經濟的概念。而泛珠三角概念的中的重要基礎就是，在涉及到的地區之間，既有經濟的聯繫，也有文化的聯繫。在泛珠三角經濟圈裏，珠江文化提出了泛珠三角文化圈，給經濟領域以支持。也就是說，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文化的支持。黃教授提出的文化的共通性，對解決9+2之間的互相聯繫的問題有很大的助益。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珠江文化是世界性的。回過頭來看看港澳回歸之後的不同，可以看到澳門的發展相對香港來說很迅猛。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深入探討的話，這裏也有文化的原因。澳門的文化是寬容的，我們常談文化的海洋性，澳門是最早接觸到海洋文化的地方，中國的很多第一都是澳門出來的。在澳門各種信仰都能並存，其寬容程度是很高的，所以其社會和諧程度比較高。而香港相對比較複雜，一個根本原因是香港人尋不到自己文化的根。回歸後“大香港”主義很風行，亞洲金融風暴之前，香港的姿態是比較高的，到了轉型的時候，就顯得舉步維艱了。金融風暴之後，香港才回頭尋找自己的根。香港文化西化太深了，其實香港文化的根，就是在中華，就是珠江文化。
洪三泰：珠江文學的起伏和對海外的輻射
唐朝著名詩人張九齡的詩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在某種意義上說出了文學的生命，文學的形象和功能，也說出文學之美，文學之廣和文學之無國界。由此觀照珠江文學，無疑是新鮮的課題。
海上生明月：珠江文學的誕生
一千三百多年前，張九齡出生於韶州曲江。他雖然在山裏長大，但是他卻較早具有水文化意識，想到了海的作用。他的《開鑿大庾嶺路序》提出開此路是為打通中國南北經濟文化通道，連接陸上與海上的貿易之路。張九齡的詩《望月懷遠》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開頭，創造了廣闊深遠的意境，讓我們的思緒飛進海洋。月生海上，光泛萬裏，水連天涯。這使我們想起文學，想著水文化意識注入文學所開拓的無限深遠的前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月之世界性有如文學之世界性。張九齡以他的開拓和創造，拓展了後人的經濟和文化的視野。特別是在今天，我們不能不考慮文化與經濟對世界的輻射。對於他的作品《曲江集》，明代學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簽》中作出這樣的評價：“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大雅之源，清淡而蓋以風神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陳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也。”可見張九齡的影響深遠。作為珠江文化的哲聖六祖慧能，比張九齡早出生40年，他的頓悟法門，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對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為嶺南的慧能、張九齡在唐朝已享盛名，但是嶺南的文學在唐朝是不夠發達的。唐代嶺南的詩湮沒不少。清人黃子高編詩《粵詩搜逸》四卷，除張九齡、邵謁、陳陶外，所得唐、五代嶺南詩人僅二十人，完整的詩才有三十三首。這在多達二千餘詩人近五萬首唐詩中，所占的比例極少。宋朝嶺南詩存也不多。元代嶺南詩人更少，詩壇比較沉寂。這是由於嶺南邊遠，開發較晚的緣故。
詩壇衰落的明代：珠江文學的崛起
珠江流域經過唐宋的動亂之後，遷徙的流民基本安定下來。嶺南詩壇從元末開始，便有一支異軍突起的詩歌隊伍，那是以孫蕢為首的五位青年詩人，在廣州的南園（抗風軒）組識詩社叫“南園五子”。到明朝中葉，詩歌更為昌盛，詩人丘浚、陳獻章、黃佐，都是著名學者。嘉靖年間，歐大任、黎民表、梁有譽、李時行、吳旦等五人繼“南園五子”後，又聚會於抗風軒，重創南園之風，稱“後南園五子。珠江岸邊，詩人豪情萬丈，如珠江潮洶湧澎湃。萬曆年間，中國復古風甚，嶺南詩人區大相“力祛浮靡，還之風雅”，寫了《南行感懷》詩四十首。屈大均說：“明三百年嶺南詩以海目（大相之號）為最。”
明代，珠江流域的詩人有承傳性和開拓性。明末湧現大批優秀詩人，其中有愛國將領袁崇煥，還有抗清中犧牲的黎道球、鄺露、梁朝鐘、陣子仕、陳邦彥、張家玉等十二位詩人。他們修復舊南園，稱“南園十二子”，慷慨悲歌，氣魄宏大。明滅後，屈大均、陳恭尹（陳邦彥之子）兩位遺民及佩蘭被稱為“嶺南三家”，在全國享有聲譽。珠江詩崛起於明代，其原因是：唐宗時，中原正音南移，北方產生官話，入聲失落，平仄不分。南方由移民帶來漢語，完全保持四聲，平仄講究，因此明代中國的詩以珠江流域最發達，最繁華。
近代：珠江文學的高峰期
在民族興亡時刻，最能產生大批好的文學作品。
中國近代史上，即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列強的大炮首先在廣東沿海打開封建帝國閉關自守的大門。南方與西方溝通了。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者，產生許多有民族氣節和民族精神的詩。
廣東詩人張維屏是嘉慶、道光年間嶺南詩的領袖，名聲很大。他年屆六十時遇帝國主義瘋狂入侵，詩風變大氣凜然，如其作品《三元里》寫道：“三元里前聲若雷，千眾萬眾同時來。因義生憤憤生勇，民合力強徒摧。家寶田廬須保衛，不待鼓聲齊作氣，婦女齊心亦健兒，犁鋤在手皆兵器…”又如《三將軍歌》歌頌在鴉片戰爭中英勇作戰為國捐軀的三位清軍將領陳聯升、陳化成和葛雲飛。
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詩不多，但有明顯的政治色彩，有革命壯志和情懷。梁啟超、康有為的進步思想和接受的西方文化，對珠江文學走向海外起到引領作用。
作為走向世界的詩人黃遵憲，出任晚清外交官達十四五年之久。他牢記民族的存亡、復興，以詩宣揚變法維新，詩多具民族意識，民族精神。康有為說他的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衰民生。開雄奇境界，起風雷波濤”，“此之謂天下健者。我喜黃公詩。”國父孫中山的詩“頂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轉來”。氣勢如虹。容閎、陳蘭彬作為清朝外交家是從珠海、鑒江走向世界的。他們溝通了海外，使珠江文學有向海外拓展的可能性。洗星海的《黃河大合唱》由珠江起音，唱轉了黃河，聲震海外。
值得一提的是，當代作家中的幾位筆觸從珠江伸向海外的作家。歐陽山的《三家巷》寫珠江畔革命時期的變幻風雲；陳殘雲的《熱帶驚濤錄》，秦牧的《憤怒的海》，杜埃的《風雨太平洋》等，都是描寫海外華僑的民族抗爭英雄史的力作。他們不約而同地從珠江，寫到海外，寫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對於太平洋、印度洋的驚濤駭浪，對於民族抗爭的熊熊火焰都有出色的描寫。中國三千多萬華僑，廣東占了二千多萬。華僑生活豐富多彩，深受人們關注。國內作家寫華僑，華僑作家寫華僑，都有不少好作品向海外傳播。著名旅美作家黃運基，半個世紀前從珠海到美國。他在寫作、溝通中友好美友好關係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的長篇小說《奔流》三部曲，反映華僑的艱辛和渴求，深受海內外的歡迎。在美國，他和由珠江出去的十多名作家一起為中外文學交流做出巨大的努力。他們的作品在國內和許多國家和地區銷售，影響深遠。著名詩人野曼創辦《華夏詩報》近二十年，為嶺南詩走向世界搭起橋樑，功不可沒。他和香港著名詩人犁青先生籌辦國際詩人筆會。至今己辦十多期。參加筆會的國際華文詩人每次都來自幾十個國家和地區。詩，走出嶺南，走出珠江，走進異國天地；詩，來自友好國家，詩潮匯入珠江，何等壯觀！野曼為海內外塔起詩的橋樑，將繼續發揮作用，產生更廣泛更深遠的影響。
繼歐陽山、陳殘雲、秦牧、杜埃之後，嶺南作家關注、反映海洋文明的作家也為珠江文學向海外的輻射做出貢獻。著名作家朱崇山，花了十多年心血寫出了深、港、澳長篇小說“三部曲”：反映香港回歸的《風中燈》，反映澳門回歸的《十字門》，反映深圳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鵬回首》。這三部巨著是海洋文明的偉大頌歌，在海內外反映十分強烈。著名作家劉斯奮的長篇小說《白門柳》獲茅盾文學獎，受到海內外好評。著名作家譚元亨的長篇小說《客家魂》三部曲，是中國著名的客家“部落”的史詩式作品，引起國內外的關注。筆者繼反映珠江畔大都市廣州進程的長篇小說“風流時代”三 部曲（《野情》、《野性》、《又見風花雪月》）之後，寫了長篇小說《血族》三部曲，其中《女海盜》是直接而全面寫海洋文明和海洋野蠻的，謳歌中華民族偉大的抗爭精神。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第一部長篇小說，評論界說從這部小說看，嶺南文學終於有了真正的海呋。
珠江文學的海洋意識，一千多年來得到了承傳，正如“海上生明月”一樣，一部又一部力作破浪而出。它的光芒在不斷地向海外輻射，“天涯共此時”的情景也不斷湧現。張九齡的一千多年前的偉大預言，在嶺南在珠江的今天，逐步得以實現。
張鎮洪：珠江文化與史前對外文化交流的關係
文化離不開水
文化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凡是有人類的地方就有文化。世界上文化的興衰都和當時當地的人類社會和經濟的發達程度有直接關係，人類社會及其經濟的發達程度和當時當地的自然生態環境是否優越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一切生物（包括人類）的起源、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水，有了水就有生命，有了水就有人類，有了水就有文化。人類把江河都稱之為母親，其根本的寓意就在於此，因為她孕育了生命、人類和文明。珠江和中國其他五大河流（黃河、湄公河、長江、黑龍江、遼河）一樣都是母親河，都是人類和文化的發祥地。相比之下，珠江更有其特殊的地位和意義。因為珠江流域地處南亞區內，緊靠南亞溝通東非的中東地區，是緊靠人類起源中心地——東非和南亞西瓦利克地區，又是古人類向中印半島、東亞、東北亞輻射的主要通道，特別是在距今73萬年前地球新構造運動發生後，喜馬拉雅山山脈隆起，南亞通往中亞和北亞的直接通道阻塞之後，珠江流域所覆蓋之嶺南及其周遍地區就成了名副其實的人類祖先向東亞和東北亞輻射的橋樑地帶和轉運中心，這一結論現已由分子生物學——DNA的研究得以證實。
史前時期開始珠江文化對外交流已經很活躍
人類是文化的載體，既然珠江區域已成為人類向外輻射的橋樑地帶和起源中心，那麼珠江文化對外的交流也應該非常之活躍。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這方面交流越來越頻繁，大家瞭解得比較多，在此我就不多解釋了。但在史前時期情況又如何呢？
過去苦於實物材料不多，能瞭解到的最多也是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情況，尤以沙丘遺址和貝丘遺址出土的為多，但還是有一定的局限。現在我要給大家介紹的是2004年在香港西貢北深湧新發現的黃地峒遺址，這個遺址的發現給我們很大的啟發，使我們思考到不少問題。下麵讓我作一詳細的介紹。
黃地峒遺址發現於2004年，後經香港考古學會向香港特區政府康樂文化事物署古物古跡辦事處申請執照和撥款15.7萬港元，與中山大學嶺南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在黃地峒遺址周圍5平方公里範圍內進行了兩個多月的地質地貌和生態環境調查，同時開了五個探方進行試掘，收穫頗豐。為了更進一步瞭解整個遺址的情況，2005年秋申請被批准進行第一次正式發掘。前後兩年兩次發掘，一共在不到15平方米範圍內出土了石製品6000多件，如果連地表採集，其數量已接近10000多件。但黃地峒遺址南北方向長300多米，東西方向寬160多米，被海水淹沒看不清楚的部分不知道還有多長的距離。可見此遺址的規模相當大。根據試掘採樣經光釋光（OSL）測試結果，文化層堆積最早的（L4-L5）可達距今3.5-3.9萬年前。證明是一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大型的石器加工場。它的發現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此，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家、中國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張森水教授研究過這批石製品後，所講的兩點看法：首先，他認為舊石器所有的加工技術，在黃地峒遺址出土的石製品中幾乎都可以看到；第二點是石器種類如此多，密度如此大，數量如此豐富，在全國是不多見的。在香港地區，嶺南地區，以及整個東南亞地區均屬首次發現，是一套全新的組合，這是它的重要性所在。
有人按照不到15平方米的範圍內就發現（包括出土和採集）近10000件石製品的比率來計算，在這個32000平方米（200米x160米）的核心區域內，將發現2066萬件石製品。這個數字給我們發掘和研究者一個清晰的說明，說明我們發現的這個石器加工場並不是一個普通的打制石器製造場。如果為了供應本家族群體的日常生產所需，這明顯是生產過剩，如果連與周邊小範圍的族群進行交流也用不了這麼多，還是有剩餘，除非大規模的交換，不然沒必要製造這麼多的石製品。
我們從現代分子生物學——DNA的研究成果中可知，在距今40000年前廣東一帶已成為古越族祖先的起源中心（李輝2002年）而且由此按三個不同方向向外輻射，一個是向東北方向，經過東江及東海走廊，往東南沿海遷移，一直到東北亞；另一個是經珠江支流北江往西北方向遷移；第三個是經西江流域往西南方向輻射，一直到整個中印半島和澳大利亞。古人類的遷移都是邊走邊進行生產活動的，攜帶一定生產工具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不是任何地方都具備可以製造打制石器的石材，而且到了一個新地方與當地土著居民進行交流，生產工具——石器是最直接的交流，這也是古代文化交流的第一步。有了生產工具才能開展生產活動——狩獵和採集，有了收穫才能生存，才能立足求發展。由此可見，史前的文化交流其實早已存在，並非只有到了有國家的存在時才出現的。特別是黃地峒這個處在珠江口的遺址，她的發現和她出土的石製品，進一步說明珠江文化的向外性和海洋性。同樣，到了文明社會時期，珠江文化對外的交流和她的相容性的表現都是從古到今逐漸形成的。
譚元亨：珠江與珠江民系經濟
珠江，一條世界的河流
珠江，是一條世界的河流，它流入南海，匯進太平洋。主講人，無論是廣府人、客家人還是潮汕人，他們更從珠江走向世界，遍佈了五大洲、四大洋。粵語雲：粵人的社會太陽永遠不落；客語雲：凡有咸水的地方都有客家人。正如我在書上說的，外國人把廣東話Cantonese視為中國話，而普通話Mandarin拆開則成了滿大人，即官話。站在珠江口，放眼全世界，我們不難看到，正是珠江人率先與世界的先進文化接軌，領風氣之先，不僅帶進來世界上的先進技藝，如修鐵路、試飛機——詹天佑、馮如是也；更引進了世界先進的制度和思想，如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眾多的廣東先行者如孫中山、譚平山、楊匏安等引領一代風流，使得中國的二十世紀風生水起，創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體制的國家。
及至二十世紀末，珠江流域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成為了中國經濟的排頭兵。而這些則大大得益於以廣東人為主體的海外華人。改革開放之初，國際上華商的實力僅次於猶太人，有7000萬億資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經濟團體。大批的愛國華商踴躍投資內地的企業，建工廠、辦學校、捐醫院……我們所實際利用的外資，其主要部分仍是華僑華人的“華資”，他們為中國改革開放做出的歷史貢獻，再怎麼高估也不為過。可以說，僅從經濟改革而言，中國與俄羅斯幾乎是同時進行的，但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說的：“導致兩國（中俄）經濟形成截然相反局面的決定性因素，是因為中國擁有愛國華商。”人家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是草率而簡單的，而是經過大量調查與深思熟慮的。
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占埠
海外“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占埠”的諺語，也說明瞭珠江兒女，是怎樣在東南亞乃至全世界披荊斬棘，艱難創業；又是怎樣投活流通，興旺市場；再又怎樣牢牢紮下根來守住一份產業的。世界沒有了珠江，將為之遜色不少。珠江流域是北回歸線上的綠色奇跡，更是人類歷史文明的創世紀的奇跡。這些年來，我出國講學次數不少，無論在歐美，還是在亞非，我都遇到不少廣東華僑。在非洲的最南端，我都遇到了順德人與客家人，瞭解到他們艱難的創業史。而正是他們，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或投身革命，抗禦外侮，粉碎法西斯侵略；或將全部身家投入到國家的經濟建設之中。對於華人華僑對國內經濟、文化、教育事業的有力支持，我曾用“反哺”這個詞來描述。
無論從自然地理、社會生活諸方面而言，三大民系可以說形成了廣東乃至珠江流域的生態群落。最早來到廣東的廣府人，是沿珠江的主幹——西江向東發展，佔有了西江流域與珠江三角洲的廣大面積，形成了“江海一體”的態勢。而稍後來的潮汕人，則擁有了韓江三角洲即潮汕平原。最後到來的客家人，先是在粵東北山區，再向粵北山區發展，而後，成蛙跳式地進入粵西桂東山區。即便在珠江三角洲，也形成了他們的“飛地”，而這些飛地，則是在平原近側的山地，如中山市的五桂山等。
自然生態如此，社會生態也一樣。廣府人重商，最早辦企業，當年僅順德的產業工人，早期比上海、天津的還多，可以說是中國產業工人誕生地之一，今天的“順德製造”，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歷史的底色，這就不難解釋敢於自立、自司的自梳女為何出現在這些地方。而儒家文化色彩較濃的客家人，恪守的是“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崇文重教、不讀書意味著沒出息。民國創立，歷任近十屆的省長、省主席，就全是客家人，更不用說自洪秀全、孫中山，到朱德、葉劍英、胡耀邦了。《珠江遠眺》中，我講到，自己在湖南生活了三十年，重返廣東，義氣相投的，首先是客家人，如果拋開個人感情因素不說的話，畢竟客家人與中原，有著太多的血脈相連，文氣相通吧。
與知識經濟生態經濟天然的親和力
其實，在經濟發展上，這種生態群落也很明顯。“客人開埠”、當年開發婆羅洲、檳榔嶼、吉隆玻，最早的便是南洋的客家人，像羅芳伯、張理、葉亞萊。在廣東商幫中，居榜首的也是客家人，那便是開創“張裕葡萄酒公司”的張弼士，客家商人，當年大都是儒商，是“紅頂商人”，這與他們的文化傳統分不開，張弼士也不例外。他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開創了很多的第一，如第一個遠洋輪公司，投資廣三鐵路、粵漢鐵路，史中國民族工商業之翹楚。廣府人中，有陳啟沅這樣的最早的製造業先驅，而鬧得風生水起的，則是有名的“四大公司”，四大公司之首先是先施公司，後來的永安、大新、新新公司，都是從先施分出去的。馬應彪、郭氏兄弟等四大公司的頭頭們，均氏旅澳的中山人。是他們開創了中國現代百貨業，以“不二價”之誠信示以國人，至今仍不乏警策意義。他們是純粹意義上的民間資本，沒有官商的色彩，這也正是辛亥革命最根本的民族支柱。“廣人旺埠”也就是這麼來的。到今天，像李嘉誠等一批潮汕商人，更躋身于世界巨富的行列，福布斯排行榜上少不了他們，牢牢地占住了一席之地。這就不一一列舉了。
三大民系，精誠團結，取長補短，可以說，他們與今日的知識經濟、生態經濟，有著天然的親和力，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畢竟，他們都重教育，重知識的力量，有著開放的心態，能在第一時間內學習、吸收來自任何方面的先進科學技術，並有所創新、有所發展。而珠江流域，則是地球上一塊綠色的寶石，生態經濟的前景無可限量，大量的山川河流尚未開發，多少寶藏有待我們去發現。加上珠江流域在南中國海經濟圈上所具有的占位優勢，粵港澳與泛珠三角其他八省，自能再創出經濟、文化上新的奇跡。
《珠江遠眺》正是立足於這樣一個制高點，把珠江兒女在全世界如何乘風破浪、勇往直前的英雄氣魄展現給讀者，同時，也把珠江文化深厚的歷史底蘊，一層層地揭示出來，以昭示其無限美好的前景。
羅康寧：從漢語方言看珠江文化的相容開放精神
論壇的總題是“走向世界的珠江文化”，那末，我就從世界談起。
當今世界，在經濟走向全球化的同時，文化正走向多元化。如何對待文化之間的差異，也就成為一個世界性課題。2004年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該年度《人類發展報告》中，審視並否定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該報告引述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圖圖的話作為結論：“為我們的差異而喜悅。”
中華文化、西方文化、伊斯蘭文化之間，存在著較大差異。但並非像亨廷頓所斷言的那樣，構成新世紀世界的衝突圖譜。中國各個民族、各個民系、各個區域的文化之間，同樣存在著差異。正因為存在差異而又正確對待差異，才形成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中華文化之林。就語言來說，漢語七大方言，都有各自的源流和特色，相互之間的差異，比歐洲一些國家語言之間的差異還要大。但不管有多大差異，它們始終是漢語這個大家庭的成員，使用著同一種文字。由於相容各種方言，漢語才成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使用人數最多的語種，成為維繫中華文化五千年不衰的重要因素。 珠江文化的獨特品格，在於不僅以相容精神對待本地域各個民族、各個民系文化之間的差異，而且以開放精神對待海內外文化之間的差異，因而成為溝通海內外文化的橋樑，成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與當代改革開放試驗的精神動力。珠江文化的相容精神與開放精神，在漢語方言得到充分的體現。由於時間關係，我不準備逐一探討，只就整體特徵談些淺見。
豐富多彩的方言種類
珠江文化圈的漢語方言種類之多，差異之大，在全國首屈一指。漢語七大方言，這裏就有六種：粵語、客家話、閩語、湘語、贛語以及西南官話。其中粵、客、閩三種方言主要通行于珠江文化圈；湘、贛兩種方言既通行于珠江文化圈，又通行于長江文化圈；西南官話則是官話的一個分支。除六大方言外，還有多種小方言，例如廣西的平話，粵西北的標話，博羅的平婆話，龍門的路溪話，海南的儋州話、臨高話、邁話。此外，在粵北、桂北、湘南一帶，還有一大批土話，它們有別於周邊的粵、客、湘方言，相互之間也並無歸屬關係，因此都是獨立的小方言。無論大小方言，都各具特色，都是珠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粵語保存著古漢語的全套入聲，這是它的一大特色。剛才三泰兄談到，明朝，傳統詩詞在北方走下坡路，嶺南詩詞則空前繁榮。究其原因，是傳統詩詞大多數講究平仄韻律。而明朝的官話入聲失落，一部分變成了陽平，一部分變為上聲或去聲，因此，北方人要分清平仄，只能查《詩韻大全》，傳統詩詞的平仄韻律已經成為一個沒有美感可言的軀殼，必然走下坡路。粵語完整保存古漢語的平上去入四聲，可以“原汁原味”地領略傳統詩詞的平仄韻律。美國一位學者說：“一種語言從地球上消失，就等於失去一座盧浮宮。”那麼，珠江文化圈擁有數十種並未消失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就等於擁有數十座迄今保存完好的“盧浮宮”。
紛繁複雜的分佈格局
珠江文化圈的漢語方言，多數是民系方言。這些方言在分佈上，也不是依據地域，而是依據民系的遷徙軌跡。廣府民系的形成與海上絲綢之路有密切關係，因而粵語的傳播主要憑藉西江及其支流，形成“沿江分佈”的格局。閩語則是“沿海分佈”的，從福建沿東南沿海一路擴展到雷州半島、海南島以及臺灣。客家人的遷徙方式是散發的，因而客家話在分佈上也呈現散發式，覆蓋國內十多個省市，基本上泛珠三角各省區都有客家話區。同時，客家人多數定居於山區，“凡客皆住山，無山不住客”，使客家話“沿山分佈”。不同的傳播和分佈方式，使各種漢語方言互相摻雜，漢語方言又與少數民族語言互相摻雜，形成許多“雙方言區”或者“雙語區”，往往在一種大方言區中又有若干個小方言島或者少數民族語言島。例如，粵語是珠江文化圈最具強勢的方言，珠三角是它的中心，但在佛山、中山、珠海等市，就有不少客家方言島和閩方言島，它們處於周邊粵語的包圍之中，其使用者早就學會粵語，卻並沒有放棄自己的母語。各種方言互相摻雜、互相包容、各自發展，從而形成紛繁複雜、多姿多彩的格局。
兼收並蓄的詞彙特色
一個地域社會生活變化上的共同趨勢，便形成這個地域方言特徵詞的整體特色。珠江文化圈方言特徵詞的整體特色，是古漢語詞與當代流行詞語交融，本地詞語和外來詞語交匯。
珠江文化圈的幾種主要方言，包括粵語、客家話和閩語，都來源於古漢語，保存著大量古漢語詞。其中有些通用於粵、客等方言，例如“佢”（他）、“著”（穿）、“頸”（脖子）、“面”（臉）、“翼”（翅膀）、“屋”（房子）等；有些保存於粵語，例如 “鑊”（大鍋）、“揩”（洗）、“飲”（喝）、“度”（量）、“估”（猜想）、“匿”（藏）、、“慳”（節省）、“幾多”（多少）、“舊時”（過去）、“卒之”（終於）等；有些保存於客家話，例如“孵”（蹲）、“搣”（做）、“搇”（按）、“擘”（張開）、“涿”（淋雨）等；有些保存於閩語，例如“汝”（你）、“伊”（他）、“目”（眼）、“卵”（旦）、“骹”（腳）、“糜”（粥）、“曝”（曬）等。也有來自古百越語，例如粵、客、閩方言通用的“睇”（看）、“啱”（剛剛）等。
珠江文化得風氣之先，因此，珠江人創造了許多流行詞語。例如粵語中的“炒魷魚”、“炒更”、“埋單”、“搞掂”、“生猛”、“入圍”、“搶手”、“爆滿”、“人氣”、“減肥”、“花心”、“靚女”、“煲電話粥”等等。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新的流行詞語大量湧現，僅房地產方面，就有“置業”、“物業”、“按揭”、“樓盤”、“樓宇”、“樓花”、“寫字樓”、“爛尾樓”等。它們出現於粵語，流行於各地，而且堂而皇之地進入官方檔，以致許多人忘記了它們的“籍貫”。此外，個別流行詞語，傳到北方之後，發生了變化，例如“搞掂”變成了“搞定”，“埋單”變成了“買單”，使用率似乎還高於“原裝”。
珠江文化相容海外傳入的多國文化因素，包括外來詞語。不過這些外來詞語多半不是“原裝進口”，而是“來料加工”的。其中較早的是由海上絲綢之路輸入的中東及東南亞語言音譯詞，例如粵語中的“邋遢”（髒），“冚”（蓋）等來自阿拉伯語，閩語中的“阿沿”（鐵絲）、“動角”（手杖）、“署甲”（合意）、“逃隆”（饒恕）來自馬來語。18世紀，廣州成為全國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隨著中外交往日益頻繁，出現一種“廣式英語”，將英語單詞用粵語音譯，用漢語語法“組裝”。由此而派生一批中西結合的詞語，常見的有“打波”（打球）、“冷衫”（毛線衣）、“恤衫”（襯衣）、“撲飛”（買票）等。改革開放以來，融入粵語的英語單詞越來越多，有直接音譯的，例如“的士”（出租車）、“巴士”（公共汽車）、“飛士”（面子）、“波士”（老闆）、“啉巴”（號碼）、“士多”（小商店）、“貼士”（提示）、“杯葛”（抵制）；也有經過“組裝”的，例如“大巴”、“中巴”、“打的”、“領呔”、“網巴”等。
上述流行詞語和外來詞語，已經成為珠江文化的一種符號，隨著南風北漸而傳播全國。對此看法不一，有人斥之為“語言污染”，個別地區還採取行政手段加以抵制。例如在1986年，上海市政府就明文禁止“的士”這個詞語，規定所有出租汽車都要去掉“的士”字樣，否則不准上街營業。與此相反，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的《現代漢語詞典》在1996年修訂時，就將“的士”一詞收錄入該詞典的第四版，同時收錄的還有“巴士”、“生猛”、“炒魷魚”等。去年出版的該詞典第五版中，收錄了更多粵語流行詞語和外來詞語。修訂主持人晁繼周先生指出：粵方言對漢語貢獻很大，有查詢和解釋價值的廣東話越來越多。進入《現代漢語詞典》的粵語詞，其中一部分前面加有方言標誌，但可能過不了多久，這些方言就會變成普通話的一部分。
總之，珠江文化圈的漢語方言，充分反映了珠江文化一貫的相容精神與開放精神。只要堅持並發揚相容精神與開放精神，珠江文化就一定可以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排頭兵，為中華文化的繁榮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戴勝德：珠江文化對嶺南民俗的審美情愫
珠江一如長江、黃河也是哺育中華民族乳汁的母親河。珠江養育的是包括香港、澳門9+2省區的珠江流域南中國。而嶺南地區的文化在珠江文化中尤其突出。我只不過是以文學中的散文形式折射出這種燦爛文化的九牛之一毛而已。
中華文化我們謂之炎黃文化，黃帝以其房屋、蠶桑、車馬、文字、算術、弓箭等為代表的黃河文化，炎帝以其農耕、舟楫、醫藥、商貿、音樂等為代表的長江文化，遠古一戰，相互相容，奠定了以中原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而黃帝之妻嫘氏，卻是珠江之女，廣西人氏。因為她發明瞭蠶桑，使得絲綢成為中華文化最燦爛部份，並以此成為中國最早震撼世界最燦爛的文化，也就有了以後的無論是陸上還是海上，走向世界的絲綢之路。
而這條通向海外的海上絲綢之路，據以黃偉宗教授為首的珠江文化研究會多年的考察，發現其始發港正是在廣東的徐聞。尤其在陽江發現的“南海一號”被黃教授題為“海上敦煌”更顯出毋庸我贅言的珠江文化特質。我則以文學視角觀照這一輝煌的文化現象，並以散文筆觸藝術反映珠江對其懷抱中的嶺南的呵護及欣賞。
在《珠江流韻》中，我寫到了珠江流域處處閃爍中華傳統文化光環的文化現象，尤其是最具典型嶺南文化的廣州的民風民俗。粵女那種有別於旗袍風韻竹紗打扮，滿街滿巷吹著鎖呐賣雞公欖的小販，點著馬燈夜宿豬籠車的車伕，沿江漁火的花艇上，嗦嗦的炒田螺，叫賣著艇仔粥；還有有傳承中華武術，發揚光大，與北派武術風格迥異，並稱為“南拳北腿”的南派功夫，以及所派生的沉雄穩健的南獅……嶺南的風俗不僅守望著中原固有的傳統文化，還大開最具嶺南特色趟櫳吊腳門，吸納自海洋吹來西風，形成貫通中外、相容東西的嶺南文化。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穩打穩紮，講究下三路功夫的南少林，由李小龍吸納了西洋拳法，泰拳的肘擊、膝擊，成為走向世界的中國功夫；在繪畫方面則有形神兼備，能表現西洋畫明暗透視、立體感強的嶺南畫派；有能加入提琴、沙捶、克管西方樂器演奏的廣東音樂；有唱詞能譜以“魂斷藍橋”等現代或西方樂曲的粵劇……而另一方面，廣州方言至今仍保留著唐詩宋詞韻律平上去入四聲，尤其是當今普通話已經消失的入聲。或者是否可以說，珠江的文化比中原的文化更古卻更洋，更具包容性、相容性，雖然其文化積澱遠未必及中原文化那麼深厚。然而，珠江文化無論在支撐中華文化的釋、道、儒都具有最具貢獻的典型人物，廣東新興縣出生惠能成為禪宗六祖；廣州太守鮑靚之女鮑姑是道家一代宗師葛洪之妻；而康有為，梁啟超則是儒學大師，影響著中國近代史的風雲人物。更有資產階級革命家，中國第一總統孫中山……
在海外，珠江文化影響遐邇，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飲過珠江水，講廣東話的人。他們把以“劉關張”為象徵的南獅，隨著威武雄壯的獅鼓擂響，以矯健的雄姿威震域外，轟動世界。向世界宣揚中華五千的“仁義禮智勇”的道德文化，這就是珠江文化深遠的影響。
我隨黃教授溯江沿流探尋珠江文化之源，南下有深圳、珠海、東莞轟轟烈烈現代化大都市建設，北尋廣府文化的中原文化之根，西求百越先民刀耕火種，崇拜神牛的遺風，東訪客家文化繚繞的炊煙之痕。在新興、四會、韶關、曲江、樂昌、南雄追尋六祖北上求禪，南下傳禪的聖跡；在湛江、徐聞、雷州、陽江、黃埔、寶安考察海上絲綢之路波譎雲詭的軌跡；在佛山、三水、順德、陽山、連州溯尋北江源流中黃河長江的波紋浪影，在懷集為華南燕都論證；在茂名、廉江、雲浮、郁南等地挖掘瀕湮南江的遠古初民的文化……在珠江流域斑斕的雪泥鴻爪中，辨認著原著居民遺跡，探尋文化的驪珠。
黃偉宗：座談會結語
謝謝諸位的精彩發言。如果說，《珠江文化叢書. 十家文譚》的出版，是咱們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以多學科結合交叉方式啟動的珠江文化工程的又一次檢閱，是15年來同心協力、艱苦奮鬥而取得的學術成果，那麼，今天這次論壇，則是咱們在這成果基礎上，以同樣方式進一步拓開視野和空間研究珠江文化的一次飛躍。這就是：從世界的視野研究珠江文化，以世界為空間研究珠江文化的特質和優勢。
諸位繼續從本學科的學術途徑進入珠江文化之深層與實質，以珠江文化何以能夠走向世界、以及今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為焦點，有了不少新的發現，提出了許多優秀建議，是卓有見地、切實可行的。例如，司徒尚紀教授從地理學進入命題，以當今世界通行的水文化理論，深入淺出地剖析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特質，從而註定其從過去、現在到將來，都必然與世界接軌，要把握這種特質和優勢，會更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周義教授既是政治學家，又是經濟學家，他提出了利用海上絲路文化遺產和泛三角合作與紐帶，加強與海外經濟文化合作的系列措施與戰略；黃啟臣教授是歷史學家，他從廣東絲綢之路史和經濟發展史的實際，論證了珠江文化從古至今都走向世界的史實和特質；朱崇山是著名文學家，是撰寫“深、港、澳”系列小說的歷程和體會，論證了珠江文化的包容性、領潮性特質和優勢，大力發展這特質和優勢會更好走向世界；洪三秦是著名詩人、作家，他從張九齡的詩“海上生明月”講到黃遵憲寫的海外詩，從秦牧、陳殘雲、杜埃等老作家寫的華僑題材小說，到他自己最近出版的長篇小說《女海盜》，指出珠江文學從來是具有“海味”、“洋味”，並走向世界的，加強文學中的這種特質、特味，更有世界意義；著名作家戴勝德則以魯迅關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說法，從地域文化角度，以大量實地考查事例，提出發掘民俗文化會更好走向世界的看法；譚元亨是美學家，又是文化研究學者，他以珠江水域具有多種文化成份、而且這些成分又多是與海外接軌的，從而提出要發揮多種文化成份優勢而走向世界的見解；羅康寧是語言學家，是粵語發源於廣信的發現者之一，他從珠江水域有多種地方語言，而且這些方言又多與海外溝通的歷史和現實，主張發揮語言橋樑作用而促使珠江文化與世界接軌；張鎮洪教授是著名考古學家，他從世界最新的考古發現和考古學的新發展，觀照近年珠江水域的考古新發現，提出珠江人最早與海外人溝通的見解，將珠江文化海洋性的形成和走向世界的歷史，推前到史前時期。這些見解和建議，都是令我耳目一新的。
我想，這不僅標誌著我們對珠江文化的研究又邁開新的一步，而且意味著珠江文化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會獲得更多的走向世界的明智良策，使文化與學術更有力而有效地推動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目前，我們正面臨進一步走向世界的機遇，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視都要和我們合作做珠江文化的專題。這兩個專題的拍攝籌備工作目前正在進行，這也要求我們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具體化到各個方面進行形象的體現，因此希望在座的各位專家將已有的成果往形象化這個方向去深化。
《中國評論》一直支持珠江文化的研究開發，一貫是珠江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臺，在全力支援長達300多萬字的《十家文譚》出版之後，今天又為咱們這“十家”舉辦專題“思想者論壇”，又一次為珠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平臺，實是很有氣魄、有遠見之舉，謹表衷心的感謝和敬意！
評論員簡介：
黃偉宗：男 ，漢族，1935年11月出生於廣西賀州，祖籍廣東肇慶。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新文學學會理事、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名譽副主席、廣州市社會科學基金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省作家協會評論委員會顧問、廣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産專家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開發項目組組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批評和文化學的教學研究工作。
司徒尚紀：男，漢族。 1943 年 11 月生，廣東陽江人。中山大學 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山大學學術委員、學位委員、五邑大學、嘉應大學、陽江職業技術學院客座教授、廣東省地理學會副理事長。是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歷史地理》編委、廣東省政府參事、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獲省部級獎勵，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周義：廣東陽江市人，生於1953年12月，中共黨員，經濟系統工程研究生畢業。現任廣東省政府參事室主任、廣東省政府文史研究館館長、黨組書記、機關黨委書記、《嶺南文史》雜志社社長、廣東省海外聯誼會副會長。曾較長時間任廣東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同時，曾兼任過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廣東小經濟研究會、廣東經濟與技術發展研究會、廣東省系統工程學會等單位元理事、副秘書長、副會長等職。還任長沙鐵道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兼職教授。
黃啓臣：1938年1月生於廣西靈山縣，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曾任中山大學法政學院副院長兼社會學系主任，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中國明史學會、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等16個學會的理事和顧問，中國商業區史學會對外貿易分會副會長、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朱崇山：男，漢族，1932年生，廣東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國家一級作家，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常任顧問。早年就讀香港達德學院經濟系，後投筆從戎參加解放戰爭，曾任土改隊長，大學講師，廣東省作家協會黨組成員等職。1979年從事專業創作，落戶深圳銳意開創特區題材。
洪三泰：1945 年 12 月生於廣東遂溪縣芳流墩村。1972年開始在省及中央級報刊發表文學作品。1979 年成爲“文革”後首批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79 年由湛江農墾局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當專業作家。曾任省作協黨組成員、副秘書長、文學院副院長、中共高要縣委常委，系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理事長，是享受國務院特殊津帖專家、國家一級作家。
張鎮洪：1938年12月出生於廣東東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嶺南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譚元亨：漢族，廣東順德人，1948年1月生。武漢大學畢業，曾任湖南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現爲華南理工大學教授、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長、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長期從事文、史、哲、美學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化史觀、客家文化研究、城市美學。
羅康寧：廣東信宜人。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研究館）助理巡視員，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嶺南文史》雜志主編。系全國文學語言研究會理事，中國修辭學會、廣東省作家協會、廣東省文藝批評家協會會員。主要研究語言學和文化學，在粵語、珠江文化、文學語言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樹。
戴勝德：1944年生於上海, 浙江寧波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文學院一級作家，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秘書長，廣州美術館第三屆館聘畫家，廣東中華詩詞學會會員，廣東楹聯學會會員。廣東省收藏家協會副主席，《廣東收藏家》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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