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有幸考上中山大學中文系，容庚教授為我們開上古文學史課，聽他講《尚書》、《易經》等。大學畢業後，我留校任教外國文學，同容老的古文字專業沾不上一點邊，但在同一系內，耳濡目染，多少感受到容老的學術精神不同一般。上世紀50年代以來，政治運動一個緊接著一個，容老以正直敢言而成為聲名遠揚的“運動員”。他自稱“野馬”、“鬼鎖”，放言無忌，言人之不敢言，風骨凜然，挨批挨鬥是經常的事。如此言行，更是贏得了同學們的無比敬仰。
寫《容庚傳》非一時心血來潮。容老淵博的學問，嚴謹的治學精神，還有他的正直敢言，堪與陳寅恪大師比肩，在治學上，容老著有《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叢帖目》、《頌齋書畫小記》等，都是獨創性的學術著作。他一生編撰了27部專著，發表了含金量很大的學術討論會50多篇，洋洋800萬字以上。他一生勤奮治學，自強不息。在“文革”中，他白天挨鬥挨批，遭紅衛兵鞭打，被強迫拔草、掃地、推車等勞動，妻子又被趕下鄉勞動改造。即便如此，他晚上回到家，孑然一身，獨自一人煮飯燒水，然後摘下“牛牌”，捶捶腰，即在燈下伏案寫作，他的《叢帖目》、《頌齋書畫小記》大部分都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完成的。
政治高壓下公開標榜自己“業務第一”
一說到容老的風骨，上世紀50-80年代，凡在中山大學中文系求學或工作過的人，可說是無人不知，談起容老來，莫不抱一種特別敬重之心。1954年全國大批胡適，容老敢說：“胡適尊重證據，主張凡評定事物，要使出證據來。這和毛主席提倡的‘實事求是’精神是一致的。”1958年反右鬥爭塵埃落定，容老敢為中文系被打成右派反黨小集團的董每戡、詹安泰、葉啟芳、吳重翰、盧叔度奔走呼籲，希望有關方面放他們一馬。1958年紅專大辯論，大家都認為政治第一，容老卻公開標榜“我是業務第一”。1959年“拔白旗”運動中，同學們批判商承祚教授沒有以馬列主義觀點對待文字學，容老敢於出馬為商老辯護說：我就不相信馬列主義能夠指導文學。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觸即發，容老卻為吳晗、鄧拓喊冤叫屈，說當時的大批判是“文字獄”，是“焚書坑儒”。中山大學校長黃煥秋在容庚追悼大會上致悼辭說：“在十年動亂期間，他身處逆境，備受迫害，依然剛直不阿，不講違心之話，不做悖理之事。”這就是容庚。
容庚一生高風亮節。他生活儉樸，卻樂於助人，樂於捐獻。在為水災等各次捐款中，他總是一捐就是三個月工資。他節衣縮食，收藏大量珍貴文物、圖書，卻全部捐給國家。今天北京歷史博物館的一級文物欒書缶、廣州博物館鎮館之寶越王劍，皆為容庚所捐獻。
任職偽北大成為一生的污點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容庚亦有白璧瑕疵。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任教燕京大學的容庚高舉抗日火把，發起組織抗日十人團，編寫通俗刊物宣傳抗日，並捐款支援前線抗日軍隊，但在北平淪陷後，陷於困境的容庚為一家大小所拖累而任教於偽北大。儘管我們不同意當年傅斯年指責“偽教授”、“偽學生”的高調，但這確是容庚一生中最大的失誤，他的後半生也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就事論事，容庚致傅斯年信中自辯“人有子女，待教於我；我有子女，亦待教於人”是合乎情理的。周啟博在《我的父親周一良》一文中談及此一事件時，曾將中西文化進行比較，認為西方文化重視個體生命、個人權利，而中國文化則強調抽象的主義、禮教或道德規範。這應是我們理解當年“偽教授”事件的一個關鍵。借此寫《容庚傳》的機會，讓我們反思中國式的思維或中國文化的缺失，應是不無裨益的。
《容庚傳》所記載，都出自已有文獻資料，特別是容庚個人檔案，為容庚作傳，亦是希望借容庚一生的記述，為中國現代文化史留下一些鮮活的史料，當代讀者或後人可從中窺見中國歷史長河中的一鱗半爪。
文/易新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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