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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中文系林崗教授 |
林崗,1957年生,1980年畢業於中山大學,現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出版著作有《符號、心理、文學》、《傳統與中國人》(與劉再複合著)、《邊緣解讀》、《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罪與文學》(與劉再複合著)《口述與案頭》等。
林崗的書房就是他在中山大學中文堂的寫字間。除了對門的窗戶,其他兩面墻都整齊擺著書櫃。窗外是校園裡的葱蘢樹木,隔絕鬧市喧囂,遠處的“小蠻腰”孤獨屹立,別有風味。
“我這裡應該不算是一個書房。”林崗在採訪之前笑說,工作後自己搬來搬去,沒有一個持久的空間能讓自己“收藏”什麼,“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書房是個奢侈的東西。”
林崗沒有藏書的癖好,他說對書裡面內容的興趣往往大過對書本身,“有的書覺得很好的,往往會介紹給其他人讀。”但對於書被誰拿去了、最後還沒還,就完全記不起了。“我在2 0 0 9年時買過一本齊邦媛寫的台版《巨流河》。幾個星期前,有前輩想借來看,但是找來找去也沒找到下落。”林崗最後借了別人的一本給前輩,至於自己那本,怎麼想也想不起借給誰了。
因為不藏書,林崗對書也沒有仔細清點排列。“非常亂,什麼書都有。”林崗說,光看這些書,別人不知道他的研究興趣在哪裡。雖然如此,但仔細探究,還是能從書脊間找到蛛絲馬跡。在書櫃一角,就整齊排列著十來本關於中國語言的研究著作。“這是讀完梅爾文.布萊格的《T h e Ad v en tu re o fE nglish》(《英語的冒險》)後買來的。”林崗說,看完後,也想寫本向普通人講述自己民族語言故事的書,於是收集了一大摞中國語言的書,“最後因為太忙,把這個念頭暫時放下,看來只能等退休以後再說。”
“我讀書的習慣就是這樣。有一個什麼新想法,或者要研究什麼東西時,就搜集這方面的資料。”林崗說,書就是用來滿足這方面的需求的。但一旦興趣發生變化,這些書和資料可能就沒什麼意思了,“你會覺得它成了負擔,能送也就送給別人了。”
自由閱讀的年代
1974年,高中畢業的林崗開始知青生涯。他清楚記得,當時身上就帶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和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三本書。“我對書的啟蒙最早是從‘哲學’兩個字開始的。”林崗說,初中時,一位當時有“歷史問題”的語文老師悄悄給了他關於真理的教誨———人世有真假,不易分辨,而哲學就是教人分辨真假的學問。這話讓林崗醍醐灌頂,“你會想到你看到的東西不一定是真的,可能真理是看不見的。看不見的東西你從哪裡得來呢?那就只有讀書了。”
真正開始大規模閱讀是在1980年代。1980年,林崗從中山大學畢業,進入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文學所有研究室,但沒有學生,不用坐班,看書寫字就算是上班。”林崗說,因為這個緣故,各個研究所如哲學所、歷史所甚至自然科學史所的年輕人經常聚在一起組織讀書會、“侃大山”神聊。由於專業混雜,讀的書也是五花八門。“像裡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也有人講,我讀了以後很喜歡,現在都經常會翻翻。”加上林崗當時在近代文學研究室工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都要有所涉及,“從那時開始養成了讀書雜的習慣”。
一幫年輕人一起讀書,發生不少趣事。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金瓶梅詞話》,讓這幫文學青年非常興奮,“讀書的時候光知道有《金瓶梅》,但根本看不到,非常神秘。”但買來新版《金瓶梅詞話》後,發現敏感的地方都被删掉了。剛好社科院圖書館有一個全本《金瓶梅詞話》,當時就有人想出一個辦法,到圖書館把全本《金瓶梅詞話》找了出來,在閱覽室對著删掉的內容一一補全,貼在禁本邊上,變成了一套全本。
除了自由的閱讀風氣,讓林崗念念不忘的還有社科院圖書館,它前身是日本侵華時在中國各地搜羅的一批出版物,戰敗後,這部分書籍移交給了中國科學院。“幾乎所有想看的書,在那裡都能找到,包括當時最新出版的台版書,像雷納.韋勒克的《文學理論》,當時還沒有簡體版,但在社科院圖書館就能借到。”林崗說,80年代流行的符號學、新批評著作,他都是在圖書館裡讀完的,卡片做了好幾萬張。這也養成了他日後不愛買書、喜歡用圖書館的習慣。
只看漢語作品是不夠的
林崗的研究方向是中國近現代文學。因為要給學生上課,經常會反覆閱讀一些近現代的文學作品。讀得最多的還是魯迅的作品,像《呐喊》、《仿徨》。林崗感嘆,在不同年齡讀這些書有不同的感觸。錢鍾書的《管錐編》也是林崗會經常讀的作品,“他的寫法非常有意思,我們現在的學術就沒辦法這樣寫了。”林崗說,“《管錐編》都是一節一節的,有長有短,最長也就兩千來字,每一節都是一個文字的堡壘,你只有攻進去,才能找到裡面的財富。”
從1990年代初開始,林崗也關注西方作者的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著作。“研究時間長了,你會感覺漢語有自己的一套傳統,在當今世界,這肯定是不夠的。你必須要學會一門語言,去了解他人的語言背後的文化傳統”。
哥倫比亞大學已故教授TonyJudt是林崗非常推崇的歷史學家。《Postw ar》(《戰後》)是Tony Judt的代表作,林崗專門請朋友從北圖複印了一册“這本書對歐洲因兩次戰爭造成的分裂和再次的‘統一’,充滿了銳見;對戰後歐洲的社會、歷史變化作了一系列的分析,非常好。”TonyJudt另一本關於猶太和巴勒斯坦的對峙以及美國的對外政策的隨筆集《R eappraisals》(《反思》),林崗也非常喜歡,“西方的學者的見解往往比較銳利,我還是比較喜歡有見解的學者,你要對這個世界有所發現才行。”
除了能獲得更多的見解,對林崗而言,閱讀海外作者的作品,更重要是找到不同以往的方法來回顧和解釋中國傳統文化。“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想法,我不知道最終能不能做得成。”通過對比不同民族的傳統文化,林崗對猶太人的興趣越來越大,“猶太人都是比較有意思的人,人數不多,但造詣卻是無與倫比的。”他正在閱讀猶太人的智慧集成《塔木德》,希望能從中找到猶太文化淵源。對於原典的追尋也讓他開始閱讀《山海經》、《六祖壇經》等古典著作。林崗認為,閱讀其實就是讓人形成一種“趣味”,這種“趣味”讓你有一種相通或者受教育的感覺,讓你面對某本書或者某個作者時有驚奇之感,這也正是我們追求人世間真理的樂趣。(來源: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