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廣州訊 客家人是漢民族中的一個民系，主要聚居在閩粵贛邊區，廣東中西部、廣西東部、台灣、海南、四川和東南亞等地也有不少客家人雜居其間。一般學者認為，今廣東梅州市是南宋末年以後客家人聚居的核心區域。南宋至清中葉的大部分時間裡，梅州市被稱為程鄉；１７７３年－－１９１２年，改稱嘉應州。
客家人作為漢民族中的一個民系，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占有著重要地位。１８５１年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正是由客家人組織發動起來的，因此，太平天國運動和客家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聯繫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大部分是明末清初由廣東遷入廣西的客家人的後裔。羅爾綱在《亨丁頓論客家人與太平天國事考釋》一文中指出：天王洪秀全以下六人的起義諸王領導集團中有五人是客家人。
（１）由《洪氏宗譜》可知，洪秀全原籍廣東嘉應州石坑堡，後來才遷入花縣。洪秀全的太高祖三公和妣葉氏葬花縣，並建立一祠於花縣之官祿布，但葉氏沒有生孩子，三公的５個兒子均為溫孺人所生，溫孺人葬嘉應州。其長子英經生於１６８４年，英經生下５個兒子後老死嘉應州。並且，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英經的一個曾孫慶揚（洪秀全堂叔）負祖先骸骨遷入花縣以前，三公後裔一直有人留居嘉應州。
（２）這表明洪氏家族是分批遷入花縣的，遷入年代最早當在康雍之際，遲至道光末年這一遷徙過程才最後結束。這從洪仁玕的記述可以得到佐證。他說：三公的“四子中，英綸與英緯最初遷於廣州北部的花縣”。
（３）太平天國的另一重要領導人東王楊秀清，其祖籍也在廣東嘉應州，他是“移居廣西後的第四代”。
（４）馮雲山和石達開的祖籍則在與嘉應州相鄰的地區。馮雲山祖居廣東“龍川縣石灰窑村”。
（５）石達開的祖輩原先居住在廣東和平縣，“於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３）左右移居廣西貴縣北山裡那幫村落居創業”。
（６）龍川、和平二縣雖不屬嘉應州管轄，但都屬於客家人占絕對優勢的客家縣。
上述表明，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中的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石達開等人不僅是“客籍耒人”，且大多祖居客家人的核心區域－－嘉應州及其附近地區，他們的祖輩從這裡遷出的時間並不長，且遷出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和祖居地保持著聯繫。另外，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領導人中也有一些是客家人。洪仁玕自不必說，根據考查，陳玉成的祖輩先居福建上杭縣，南宋時遷居廣東韶州府翁源縣，清康熙年間，他的祖輩才從廣東翁源遠徙廣西。
（７）上杭縣和翁源縣也都是客家縣。這些材料表明，太平天國運動從興起到失敗始終處於客家人的領導之下。
二，洪秀全、馮雲山等在宣傳、發動和組織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始終以廣西東南地區的客家人為基礎。貴縣賜穀村是洪秀全、馮雲山傳播拜上帝會的第一個重要基地。其“附近一帶地方多為由粵遷居之客家人”
（８）洪秀全初到賜穀村時，住在他表兄王盛鈞家。這裡的一些客家人成了洪秀全在廣西的第一批信徒。桂平縣紫荊山是洪秀全、馮雲山等組織發動太平天國運動的根據地。馮雲山初到桂平縣時，以府城南門內的張老水家為落腳點。“張老水，廣東客家人，以發豆芽、腌鹽酸菜出賣為生。”
（９）正是在張老水一家的幫助下，馮雲山才得以深入紫荊山區。馮雲山到達紫荊山區後，起初住在紫荊山口的古林社，古林社亦“多是廣東來的客家人”
（１０）馮雲山曾在紫荊山大衝曾家“設館授徒”。這曾家的先祖正是清乾隆年間由廣東嘉應州遷居紫荊山的。《曾氏族譜》載：“五十世祖裕振公，在元朝由福建寧化縣石碧村遷來廣東程鄉縣”，“七十世祖梅西公，……由廣東嘉應州梅子墩於大清乾隆二十五年遷來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紫荊山。”
（１１）就整個紫荊山區來說，當時約有６０００左右居民，在這些居民中“廣東遷來的客家人占多數，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占優勢。”
（１２）這些由廣東遷來廣西的客家人，儘管已閱１００多年，但仍然保持著傳統的生活習慣及其客家方言，這為洪秀全、馮雲山等開展革命活動提供了很大便利。馮雲山到達紫荊山後，正是以客家人為宣傳發動的對象。歷史學家肖一山指出：“粵東來佃種之客家人，大概多在桂平紫荊山一帶，亦有在該縣平隘山作燒炭工人者。……貧農、炭工、礦工三種，為當時來人之職業，馮雲山初至傳教，即以此三種人為對象，而後成為太平天國之基本部隊”。
（13）這裡面提到的來人，主要是客家人。洪仁玕叙述１８５０年秋天的情形時也說：“上帝會教徒多數為客家人”
（１４）紫荊山一帶的客家人大量加入拜上帝會，使革命力量迅速發展起來，從而為太平天國運動奠定了基礎。
三，客家人大批加入太平軍是太平天國運動初期勢力壯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客家人大量遷入廣西東南地區，進一步激化了這一地區的社會矛盾。清朝前期，廣西人口迅速增加，而耕地面積則所增無幾，以致人均耕地面積由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的４０.８８畝下降到嘉慶十七年（１８１２）的１.６２畝。
（１５）人口增加的原因一是當地人口自然增長；二是外省人特別是客家人大量遷入。遷入廣西的客家人有的被招納為礦徒；有的在墟鎮作傭工或擔夫；但大部分都流入農村，從事農業。他們是社會上最窮困的階層，為了生存，他們只好向地主租佃。於是客土農民間往往發生搶耕現象，地主則乘機加重對佃農的剝削。“山間佃眾田稀，供不及求，謀耕急切，則租約必重。”
（１６）土地上的尖銳對立，加上本地人對語言習俗與自己不同的客家人所抱的本能的排斥心態，廣西東南地區的尖銳社會矛盾便以土客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並最終發展為大規模的土客械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田州……因土客爭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道光戊申（二十八年）……邑（貴縣）之北岸，土客械鬥，殺戳相尋者五年。”“道光二十八年間，桂平金田村黃、譚兩姓因事釀鬥，參加混鬥者中各千餘人”。道光三十年，貴縣客家人和土人展開全縣規模的械鬥，互殺４０多天。
（１７）土客大規模械鬥，正是社會矛盾尖銳化的必然結果，為洪秀全發動金田起義提供了有利契機。民國《桂平縣志》說，洪秀全發動金田起義時，最初不過３００人，不久，土客械鬥中失敗的客家人“男婦老弱三千餘”加入起義隊伍，“其勢始盛”。
（１８）肖一山也說：“貴縣來人（客家人）與土人械鬥，……戰爭越八月，來人終不敵，而相率敗走，加入洪秀全上帝會，太平軍之勢始熾”。
（１９）可見，客家人的大量參加是金田起義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
客家人與太平天國運動的緊密聯繫，必然影響到太平天國的方方面面，使太平天國的政策、制度及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客家傳統文化的烙印。（來源：廣東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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