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19日電／中韓兩國同處東亞，對儒家文化的共同體認，使得韓國“新村運動”經驗相比于歐美國家的農村建設經驗更具可借鑒性。南方報業集團文章如是說。
同樣值得稱道的是韓國農民的自組織程度。統計表明，至1994年5月，韓國農協有農民組合員200萬人，單位組合1359個，特殊農協44個。韓國農協已成爲保護和推動本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織，被韓國人稱爲“國民的生命庫”。
文章認爲，就此而言，新農村建設參考韓國，的確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就目前來說，對韓國“新村運動”經驗存在諸多誤讀：
其一，“新村運動”被認爲是純粹的政府主導。不可否認，韓國經濟發展一直有政府主導的因素，但絕不僅僅是政府主導。韓國“新村運動”是政府注入資源、激發民間充分參與的過程，農民始終是建設的主體幷且以制度保障這一地位。比如，在村莊建設中，建設什麽項目，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指定，而是由農民充分討論作出選擇，也由農民自己來組織實施。政府則在硬件方面予以配套支持。村莊建設的過程，也是農民的主體意識和村莊社區共同體觀念成長的過程。
其二，許多人把韓國“新村運動”理解爲純粹的村莊建設運動，其實不然。1945年韓國光復以後，韓國經濟獲得較快發展，但韓國國民的倫理道德水平嚴重滯後于經濟的發展，戰爭、動亂和通貨膨脹破壞了韓國國民勤勉、誠信、節儉的社會風尚。上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城鄉發展嚴重失衡，大批年輕人擁入大城市，農村原有的傳統文化、倫理觀念和社會秩序再一次受到沖擊。韓國學者認爲，從國外引進科技幷不難，但國民的倫理道德水平永遠無法通過引進獲得，因此必須通過一種措施提高國民倫理道德水平，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
韓國“新村運動”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啓動。文章指出，它是一個綜合性、系統的、循序漸進的社會改造運動，從基礎設施建設、人居環境改善，到發展農業産業、完善民間組織和國民倫理道德建設，其中既有“看得見的”蓋房子、修公路，也有“看不見的”民族精神和社會文化的重構。其內容和意義遠不祗建好幾個村莊。
文章稱，如果僅僅把“新村運動”簡單理解爲“新村莊建設運動”，那將對中國新農村建設産生嚴重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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