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區推行激勵機制
上世紀40年代初的邊區除了打仗，要面對的困難還有本地農業經濟的凋敝和日本侵略軍的頻繁掃蕩和“經濟封鎖政策”。鄧小平所在地區的境遇似乎更糟糕：1942年和1943年，太行區發生了嚴重旱災，農業收成只有常年的二三成，1943年接連又發生了蝗災。
在1940年前，太行區對敵佔區的貿易採取的是“經濟絕交”的辦法，甚至規定賣東西給敵佔區就是“資敵”。這時候，“開始注意經濟問題”的鄧小平採取了一系列不同尋常的做法。
1941年6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和邊區政府先後頒佈了《貿易暫行條令》、《徵收出入境稅條例》和《特種出口貿易暫行辦法》等一系列法令，不僅對內提倡“貿易自由”，給予老百姓生產、經營、銷售、定價的自由權，並健全稅收和貿易組織，派出幹部團結一批商人，並在當時極其複雜的戰爭條件下，安排了平漢路東西兩側和太行、太岳、白晉路兩側的物資交流，用核桃、桃仁、花椒、皮毛等農副土特產品從敵佔區市場上換回需要的棉布、藥品、紙張、墨水等工業品。
這時候的太行區所實施的大生產運動處處都洋溢著激勵機制。當很多邊區大生產運動積極分子會被極“左”思想扣上“搞資本主義”、“富農思想”帽子時，鄧小平卻提出制定“獎勤罰懶”制度的建議。他說：“懶惰、生產不好的單位必須自己吃苦。”他把給予個人生產模範和勞動英雄的獎金額竟然提高到了200元到300元，那時候，上到師長劉伯承下到普通士兵的每月津貼只是1.5元到3元。
在“獎勤罰懶”思想的指導下，1944年4月1日，八路軍參謀長滕代遠、副參謀長楊立三很快公佈了在邊區頓時名聲大震的《滕楊方案》(滕代遠、楊立三手訂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的方案)。該方案極為大膽地規定了參加集體生產和節約所得以“二八分紅”(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則：個人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手工業生產的，70％歸己；個人採集野菜，飼養雞、兔、蠶、蜂等，“全歸自得”。
太行區的市場通達和物價穩定多次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稱讚。1943年後的太行區克服了災荒影響，“且有部分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織物和紙張，能夠往外運銷”，而“物價之低，在很長一個時候，為他區所不及”。全國解放前夕建立中國人民銀行時，太行區冀南銀行鈔票與晉察冀邊區貨幣比值為1∶10，與晉綏幣的比值為1∶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