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2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說，“國務機要費”案今日第二次開庭，吳淑珍是否出庭固受矚目，但台灣的“憲法”第五十二條“總統”刑事豁免權的爭議仍是焦點。
其實，陳水扁並未被“起訴”，亦即已被“豁免”；全案偵查終結，將陳水扁的部分留待其離任後方予追訴。所以，陳水扁現在既不是審判中的“被告”（他曾是偵查中的“被告”），檢察官在此時也未針對陳水扁再採取偵查行動，故現階段並無所謂“豁免與否”的問題。
社論說，至於在過去的偵查階段中，陳水扁自願接受調查，則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就此“已經完成的偵查”，現在亦暫無討論“應否豁免”的餘地。因為，即使“應當豁免被偵查”，但在事實上已經完成偵查，談豁免已非時機；現在應討論的，是檢察官在目前已起訴的吳淑珍等被告受審時，若使用陳水扁接受調查而得的證據如筆錄等，是否發生證據能力的問題。
若檢察官使用了陳水扁受調查而得的筆錄等證據，但律師團堅持此類證據為違憲，此時就應由律師團向法院表示“爭執相關證據的證據能力”。此際，可由法官決定是否接受其違憲主張。
社論指出，如法院不接受律師團的違憲主張，認定陳水扁筆錄有證據能力，則檢察官當然可以引用陳水扁就本案的證詞；屆時，被告方面就必須接受法院的裁決，如仍然要主張違憲或相關證據不可引用，只能等待上訴時再說。且若上訴各審級均不接受違憲見解，就須於判決確定後，始能由當事人聲請釋憲。倘係如此發展，因陳水扁之筆錄等證據已判定可予援用，則律師團為求推翻筆錄，爭取一審有利判決，恐怕得自行請求傳喚陳水扁出庭作證。但律師團原本應主張“總統”可豁免作證，為免陷於自打嘴巴的困境，如何抉擇，著實頗費斟酌。
反之，法官若接受違憲主張，即認為陳水扁筆錄等相關證據係違憲取得，不具證據能力；則檢察官若仍然想要陳水扁的證詞，就只有請求法院傳喚陳水扁出庭作證。這樣一來，問題就會轉變成陳水扁在職期間是否應出庭作證的爭議。就此而言，被告方面一定會反對，而檢察官則可能會以陳水扁過去到花蓮作證為先例，請求傳喚。當然，是否傳喚亦由法官決定。
再者，上述“已經完成的偵查”，原是出於陳水扁的自願；但律師團主張，陳水扁自己亦不可拋棄“不被偵查”的豁免權。然而，“憲法”第五十二條的“總統”刑事豁免權，不論是否包括豁免被偵查，於法並無明文不得拋棄，則陳水扁自願接受偵查，當無不可。陳水扁在頭目津貼案及“國務費”案，皆宣稱“尊重司法”，並已完成出庭作證及接受偵查，已成顯例。何況，陳水扁至今並未拋棄在任內不受訴究（起訴）的特權，檢察官亦未予起訴，而須待其任滿或解職，何來違憲？
總之，本案在現階段所涉總統刑事豁免權之爭議，應在審判程序論及證據能力時由法官裁決。法官可接受，或不接受。至於民進黨立院黨團連署聲請釋憲，因與“立法院”行使職權無關；而律師團一開庭即不讓法官進行程序，高談違憲、釋憲云云，皆只是騷擾審判程序的政治動作。
至於民進黨團和律師團提出的本案實體部分的違憲見解，概括言之，就是將陳水扁的行為說成是“統治行為”，而稱統治行為既不受司法審查，檢察官亦不可加以偵查。然而，所謂統治行為有一定的意義，例如“總統”任命“行政院長”即屬統治行為；但陳水扁和吳淑珍涉嫌以假發票詐領“國務機要費”，經查所謂“秘密外交”又“純屬虛構”，是為犯罪行為，並非統治行為。
社論總結，其實，“憲法”第五十二條處理的正是“總統”的犯罪行為，而非統治行為；因此，本案既是一件涉及犯罪行為的貪瀆案，卻以統治行為當成聲請釋憲之理由，根本文不對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