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8日電／要從根本上破解能源危局，政府要從兩個層面著手進行系統性工作：一方面，應該從制度上保證傳統增長理念的徹底轉變，幷確定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總體戰略思路。另一方面，確立解决能源壓力的直接政策體系。中華工商時報文章如是說。
文章稱，目前“全球資源戰爭”已達白熱化。另外據悉，中國經濟在保持高增長的同時，能源消費增長有所下降，從2004年的15．5％降到2005年的9．5％。這一信息幷不能使我們感到欣慰，而是對中國經濟增添了更多憂慮。因爲這種下降顯然不能說是需求方能耗下降造成的，更多的是能源供給壓力因素，幷在可預見的將來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風險。
文章表示，衆所週知，中國計劃經濟時代以重工業爲導向的政策背後，是對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大規模低效利用。而在改革開放以後，由於面臨內部體制變革與外部國際競爭的壓力，政府和公衆都迫切需要享受經濟騰飛的成果，因此沒有機會來重構增長的經濟結構基礎，在延續了促進工業化政策導向的同時，也默許了高能耗、粗放型生産模式的長期存在。
對此，政府幷非沒有意識到傳統增長方式的非持續性，很早就開始强調轉變增長方式的重要性。然而，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爲目的的發展過程中，轉變增長方式難以獲得可操作的政策環境與微觀主體支持。
文章認爲，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推進以及更多地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經濟開始面臨更加複雜的能源危局，使得結束高能耗增長方式變得刻不容緩。
這種能源危局，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雙重趨勢所引發的。一方面，中國目前已經進入工業化加速時期，在現有經濟格局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都要依賴重化工業的拉動作用，由此帶來的高能耗和污染將是巨大的。形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幷不簡單，首先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高增長率一直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普適標準。對於政府政策來說，遵循該原則的動因或是對失業率和社會穩定的擔憂，或是政績考核中總離不開的增長情結。而對公衆來說，則是把高增長賦予了更多的良好願望，即改變生活水平和增加福利的預期。
另一方面，近十幾年中國也進入了快速城市化時代，城市化不僅影響著公衆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通過對城市基礎設施和住宅類投資的需求，强化了高能耗的增長方式。事實上，雖然對高能耗的關注更多集中于工業化，但城市化過程扭曲所帶來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
文章指出，當前的城市化最大的弊端，在於缺乏戰略性安排。按照歷史經驗，城市化是在進入後工業社會才逐漸加速的，此時工業化與城市化出現分散特徵，工業分佈開始離開城市，城市化圍繞改善公衆生活環境得以有序展開，幷與第三産業的迅速發展結合起來。但中國城市化是由各級政府高速推進的，財政與行政管理體制的弊端，使得地方政府更關注城市發展的基礎性投資，在發掘城市的粗放型增長能够與傳統重工業增長吻合起來，幷能使城市表象與增長要求達到暫時吻合時，工業化的昇級動力就喪失了，而城市化也始終建立在高成本、高能耗基礎上，幷且忽視對社會保障等城市“軟環境”的關注。需要注意的是，原有國際分工格局也有問題，初級製造業向中國轉移使我們逐漸成爲全球的低級加工廠，高强度、高污染、低技術的産業逐漸輸出到中國，這也影響了本土製造業的進一步昇級，强化了能源壓力。能源危局的出現，使傳統經濟觀念的神話開始破滅。一則，工業高增長帶來的就業福利增加越來越少，同時收入差距加大。二則，工業化開始喪失昇級的動力。例如，在强大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産投資需求下，更能反映工業化水平的設備工具、器具購置投資一直處於較低的水平。同時城市化也開始面臨無序的困境，城市生活改善不斷受到能源與資源的制約。
在此情况下，經濟增長實際不可能脫離高能耗模式，如果出現能源危局，則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將斷裂。
政府和各界顯然已經開始重視該問題。如發改委官員近日表示不應靠壓低能源價格來控制物價、解决能源壓力；而財政部也開始制定有力的財稅政策加以調控，如近期出台的旨在鼓勵能源替代和節約的《可再生能源專項發展資金》。
文章强調，實際上，要從根本上破解能源危局，政府要從兩個層面著手進行系統性工作，幷不能局限於單項政策：
一方面，應該從制度上保證傳統增長理念的徹底轉變，幷確定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總體戰略思路。例如，把循環經濟目標納入各級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中，適當的在GDP核算中加入低能耗和環保類“綠色”指標。在戰略上應調整城市發展理念，改變地方政府的高成本城市化偏好，幷改革地方財稅體制和土地制度加以支持。此外，在面臨難以逾越的長期重工業時代，也應通過財政、金融、産業政策來切實促進工業昇級與技術進步，防止進入工業化動力喪失的陷阱。
另一方面，確立解决能源壓力的直接政策體系。首先，應從生産過程的兩端同時進行政策調控，既要進行能源的節約，又要從源頭來建立低能耗模式。這裡需要各種制度和政策的合力作用，包括資源稅、財政優惠和補貼在內的各類財稅政策，也包括建立有效的資源價格體系。其次，在繼續堅持“引進來”戰略的同時，我們需要有强大的“走出去”戰略與之配合。祗有如此，中國才能發展起真正可持續的循環經濟和節約型社會，國民經濟才會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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