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0日電／新京報今日發表社論說，去年年底，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市城市發展總體規劃中，北京被定位為“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沒有提及“經濟中心”。而此次國務院在批復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時，將天津市定位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這一增一減意味著，中央已將京津納入到環渤海經濟圈或京津唐都市圈的整個框架內考慮，圈內各個城市據此調整適應，將是未來這些城市面臨的中心任務之一。
中國經濟目前已經形成了珠三角都市圈、長三角都市圈及京津唐都市圈或更大範圍的環渤海經濟圈。珠三角都市圈因在一省之內，區域內整合不存在太大障礙。而與同樣橫跨多個省市的長三角都市圈相比，京津唐都市圈的整合程度顯然要差很多。這其中的關鍵正是，圈內城市尤其是京、津兩市的城市定位始終存在定位不調問題。
19世紀後期洋務運動興起後，北方的官辦軍事工業主要集中于天津，由此向其他產業擴展，到20世紀20年代，天津已成了僅次於上海的國內第二大工業城市。一直到20世紀中期之前，京津兩市的城市經濟反差極大：北京主要是一個消費型城市，第三產業是城市經濟的絕對主體，尤其是文化教育產業高度發達；而天津則是一個工商業城市。恰恰是兩地經濟結構差異明顯，兩地形成了一種明顯的互補關係，人員、商品、資本、服務在兩地之間來往密切。
但計劃經濟時代，這種互補性逐漸削弱。其原因有二：第一，每個行政區都想在本轄區內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實現自給自足。這導致了傳統上形成的區域合作機制普遍被切割破碎。第二，對首都的定位存在偏差，讓首都承載了太多功能，北京除了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還得成為經濟中心、工業中心。
到了上世紀70年代，北京依靠工業而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中心。京津兩市的產業迅速趨同，這讓天津很難與北京競爭。這種格局一直延續至今，其結果是，北京作為首都承擔了太多功能，而天津卻無法充分發揮其工業中心、物流中心的傳統功能。
從90年代後期以來，兩項區域發展的戰略性考慮同時進入人們的視野：首先，繼珠三角及長三角經濟圈發育較為成熟之後，人們呼籲發展環渤海經濟圈，至少是京津唐都市圈，而這一發展戰略的成功取決於重新構建本區域兩大龍頭———京津兩市的關係。其次，人們也在重新思考北京的定位，各方普遍認識到，首都未必需要成為經濟中心，尤其不能成為工業中心。北京要更好地承擔起首都的職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身的一般性經濟功能。
隨著國務院先後批復北京、天津城市發展總體規劃，兩市的定位終於清晰。北京不再強調“經濟中心”定位，天津則以恢復其在北方的經濟中心為發展方向。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調整，因為它要扭轉過去半個多世紀兩市形成的不合理格局。如此調整，最終可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兩地曾有的互補格局，從而真正地在北方地區出現一個不受行政區劃限制的共同的經濟、社會、文化區域。
在這一歷史性調整中，天津是增，北京是減。因而，相對于天津，調整的過程對北京來說更艱難，北京面臨的挑戰更大。當然，北京把經濟中心讓位給天津，並不意味著北京的經濟就不再發展。為了維持自身社會、文化的正常發展，北京當然需要經濟的正常增長，重要的只是發展什麼。從原則上說，主要依賴知識、技術和人力的服務業，應當是北京經濟增長的重點。京津兩市及周邊中小城市如何形成一種互補的產業結構，乃至互補的社會、文化空間結構，需要政府的膽識智慧，也需要民間的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