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27日電／香港《紫荊雜誌》今期發表文章說，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將於十月在北京召開，隨著會期的臨近，海內外對該次全會的種種猜想也逐漸多起來。本刊特請熟悉情況的北京權威人士，就即將召開的中共這次全會撰文分析。文章認為，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六中全會將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會議召開前夕中共的一系列動作、中共目前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的巨大挑戰以及中央高層的有關談話，可以確定，除了例行安排，“社會問題”將成為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題，這在中共歷史上尚屬首次，其中包含著耐人尋味的深意。
文章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開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除了中央政治局向全會報告工作的例行安排外，研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一個主要議程。社會問題作為主要議題提交中國執政黨中央全會專門討論，這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尚屬首次。
“和諧社會”理念，發端於二○○二年十六大報告中的“社會更加和諧”等間接表述，在二○○四年四中全會關於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被首次完整提出，在今年十月六中全會上，將被進一步提升為全會核心題目。
構建“和諧社會”在中央施政佈局中越來越吃重，乃至成為整個戰略高地上的一面新旗幟，這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執政黨審時度勢應對現實挑戰的不二選擇。
眾多國家的發展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人均GDP跨入1,000美元門檻後，可能出現兩種前途、兩個結果：一種如東亞新興國家和地區，較好地化解了社會潛在風險，實現了持續多年的快速增長；另一種像一些拉美國家，人均GDP或許不低，但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社會動盪不安。
文章指出，二○○五年，中國經濟增長9.9%，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700美元。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敏感階段。中央政治局在強調中國社會“總體上是和諧的”的同時，坦言“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
“黃金髮展期”和“矛盾凸顯期”是時下中國官方描述當前社會階段的一對高頻語彙，而矛盾凸顯多發地帶非社會領域莫屬，其錯綜複雜之程度，已經超出了改革開放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
中共面臨六大社會挑戰
文章說，首先，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仍在進一步擴大。據統計資料顯示，二○○五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達3.22：1，差距進一步擴大。據專家分析，如果將城鄉居民收入的計算方式、稅賦負擔、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因素綜合考慮，目前的城鄉差距就遠不是3倍，而可能會有6倍以上。從地區差距來看，儘管相繼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戰略，但是東中西部的相對差距仍呈擴大趨勢。
二是居民收入鴻溝擴大，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分配不公矛盾凸顯。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資料顯示，當前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擁有全部收入的2.75％，僅為最高收入1/5人口擁有收入的4.6％，數字觸目驚心。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收入差距拉大這一趨勢將會持續很長時間，至少在將來5－10年內不會逆轉。一些人靠鑽政策和體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門和單位靠壟斷而獲取超額利潤，而農民和工人等社會群體為改革發展做出貢獻，卻沒有得到應有報償。
三是群眾對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就業難等問題反映比較強烈。目前中國的教育投入約占GDP的3%，低於世界平均的5%，教育資源尤其是優質教育資源短缺，配置不合理，亂收費高收費現象屢禁不止；中國公共衛生建設相當薄弱，二○○四年全國城鄉居民患病率為14.3%，比一九九三年增加0.3%，但就診率卻比一九九三年下降3.6%，城鄉居民患病未及時就診的比例高達49%，看病貴、看病難是主因；內地目前不斷上漲的房價已經超過大部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有七成城市居民沒有購買新商品房的能力；二○○六年，新增勞動力達到峰值，勞動力總量繼續增加，就業壓力進一步加大，大學生就業難成為社會持續話題。
四是老百姓打官司難，信訪難，維權難，司法不公，民怨難息。一些地方嚴重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社會治安不佳，黃賭毒危害嚴重。重特大安全事故接連出現，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造成嚴重損失。腐敗現象比較嚴重，集體腐敗、窩案、串案不斷擴大，官場嫡系培養越演越烈。此外，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和奢侈浪費的問題比較突出。
五是資源約束和環境壓力加大，已經發展成為社會發展主要矛盾之一。據國家環保總局等政府部門透露，50年來，中國GDP增長了10多倍，但礦產資源的消耗卻增長了40多倍。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長，環境損失也占當年GDP的8-13％。七大水系40%的水已經完全喪失使用功能。全國17%的土地已徹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目前有1/4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70％死亡的癌症患者與污染相關，20％的兒童鉛中毒，大城市裏每十對夫婦就有一對因污染生不出孩子。污染對公眾健康的危害將引發社會強烈不滿。據統計，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二○○五年，全國發生環境污染糾紛5萬起，對抗程度明顯高於其他群體性事件。環境問題對社會穩定形成嚴峻挑戰。
六是因土地徵用、城鎮拆遷、企業重組改制破產、拖欠和克扣進城務工農民工資等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並演變成五大特點。一是數量明顯增多，規模不斷擴大。十年間，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增加了六倍多；二是涉及面廣，群體性事件幾乎涉及城市、農村、企業、機關、學校各個領域和行業，波及各省市自治區和直轄市；三是群體性事件的主體成分多元化，有下崗職工、農民、城鎮居民、教師、退伍軍人等各階層人員；四是行為方式激烈；五是組織化傾向明顯。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成為當前社會矛盾在某些領域顯化、激化的突出體現。
文章表示，從深層原因來看，上述種種社會問題，都離不開中國社會形態和階層結構加劇變動的大背景。隨著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大幅度下降，原來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份子階層分化，以非公有制部門為代表的新生社會組織迅速成長，私營企業、個體戶、三資企業等新興社會階層正在崛起，社會不同利益主體隨之出現，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各自的利益必然帶來權利意識，權利意識必然導致政治訴求，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也大量出現。
與此同時，在經濟深層改革尚未成功，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的情況下，行政權力市場化傾向日趨嚴重，“尋租”性腐敗越演越烈，加劇了經濟轉軌期社會的利益關係失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指出，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利用產品“雙軌”價差牟利，九十年代要素市場化的“尋租”之後，近年來，在土地轉讓、資金信貸以及股權融資等領域，行政性資源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現象依然沒有止步的跡象，它在形成少數“暴富”階層的同時，不但侵犯了他人創造社會財富的收益，且減少了社會可支配的經濟資源，權力市場化成為導致社會財富佔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
而在社會事業和管理領域，中國一直以來呈現“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非均衡格局，政府重經濟躍進，輕社會發展，社會事業欠賬太多。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缺少相應的規劃和政策，不能適應社會進步的要求，政府官員協調複雜利益關係、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能力捉襟見肘，社會仲介組織尚未真正成為政府職能轉移的載體，民間組織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不強。
會前中共五大動作值得關注
文章說，新一屆中央二○○三年上臺以來，適逢中國社會沉和體制積弊終於顯化的矛盾多發時期。沙士疫情、孫志剛事件、禽流感蔓延、農民討薪潮、信訪洪峰、礦難潮、環保風暴、改革大爭論……
在頻頻遭遇社會危機、及時化解民生風險的過程中，執政黨開始扭轉一些地方官員的錯誤執政理念，方向盤由關注經濟轉向民生為本，中國大船開始向社會民生航道靠近。
中共這一戰略思維的變化，還體現在六中全會前實施的一系列大動作上。
文章指出，首先，在國務院層面，努力解決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領域政府職能嚴重“缺位”的問題。從100多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內容不難看出，食品藥品市場整治、愛滋病防治、安全生產、科教文衛、就業和社會保障、社會救助、控制房屋拆遷、信訪條例……這些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議題佔據了常務會議的一半議程。二○○四年以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發佈，《行政許可法》的施行，《國務院工作規則》的兩次修訂，都體現了溫家寶總理改革政府的思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更加重視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各級政府要把財力物力等公共資源更多地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傾斜。
其次，中央致力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試圖縮小收入差距，平息日益增高的民怨。今年以來，中央積極謀劃，主動出招，出現了一些新動向。從七月份起，在公務員工資改革、中低收入階層加薪的同時，國家電網公司下屬24個省市的電力公司管理層降薪1/3左右，中石油、中石化、煙草等其他壟斷巨頭近期召開的內部會議都離不開降薪話題，一場“降薪風暴”似乎正在高收入壟斷行業醞釀。而這一動向發生在今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之後。中央政治局要求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準，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第三，中共高層親自部署，舒緩勞資矛盾，協調利益關係。在緩解貧富差距、修正分配不公的同時，協調利益關係、化解內部矛盾成為中央打造社會和諧的又一著力點，其中勞資關係成為突破口之一。在全世界範圍內拒建工會的美資跨國零售企業沃爾瑪，近期在中國內地60個分店一下子建立起17個基層工會組織，今年年內還要拓展到60％的分店。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力爭將在華外企設立工會的比率，由目前的25%左右提高到60%，二○○七年擴大到80%。外資設立工會這個曾經諱莫如深的話題，之所以在近期取得上述進展，與總書記胡錦濤的親自批示不無關係。今年三月十四日，胡錦濤在《關於我國沿海地區外資企業中不穩定因素的情況分析和對策建議》上做出批示：
“健全勞資關係協調機制，加強外資企業黨建和工會建設等方面做好工作，化解矛盾，確保企業和社會的穩定。”
第四，中共考核地方官政績的指標，從原先看重GDP轉變為注重社會整體和諧發展，經濟指標向社會指標傾斜。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官員政績觀，在中央宣導下，一個漸趨全面合理的官員政績評價體系今年以來正浮出水面。“幸福感”作為衡量地方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已擺上多數地方政府官員的議事日程。北京、西安等城市今年紛紛提出，推出一套幸福指標體系，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數，深圳市制定的“和諧深圳評價體系”，囊括了社會發展、社會公平、社會保障、社會關愛、社會安全、生態文明6大指標。今年上半年，全國的能耗指標、排汙指標不降反升，給全年目標形成威脅。目前國家發改委和環保總局已經分別和地方簽訂了責任書。在中組部把環保納入幹部政績考核體系後，江蘇等沿海地區率先將能耗指標與幹部政績考核掛鈎，讓各級官員在發展決策上把經濟成績與能耗、環保成績同步考慮。為了維護中央權威，糾正地方違反中央命令，片面追求GDP而不顧及環保的錯誤作法，國務院八月十六日對內蒙古新豐電廠違規建設和發生重大事故作出嚴肅處理，責成負有領導責任的自治區主席楊晶、副主席岳福洪、趙雙連向國務院作出書面檢查。
第五，以打擊商業賄賂為重點，拿下一批高官和富商，針對官商勾結，反腐敗向社會層面延伸。權力尋租、官商勾結，民怨公憤極大，和諧社會難容，因此，打擊商業賄賂被中央列為今年反腐重點，並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地產反腐風暴。主管城市建設規劃的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安徽省副省長何閩旭、天津市檢察院檢察長李寶金均染指房地產業，收受地產商巨額賄賂而紛紛落馬。此外，福州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王炳毅、郴州市市委書記李大倫遭“雙規”、主管城建和房地產的副市長雷淵利等官員也因涉及房地產腐敗而被“雙規”。雷厲風行的地產整肅反貪，不僅有力地支持中央的宏觀調控，也淨化了公平公正的競爭規則，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創造了必要的法治環境。
政治局常委親自掛帥起草組
文章說，隨著新一屆中央施政狀態漸入佳境，種種善治措施，不管切入角度如何，著力點怎樣，所指都是構建一個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按照中國官方的描述，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實現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學者妙解社會之“和諧”二字：“和”字，穀物稱禾，“禾”在“口”邊，豐衣足食，人人有生存權之意；“諧”字，左邊是“言”，右邊是“皆”，含人人有發言權之意。
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提出後，立即得到了中共黨內外人士的熱烈回應和廣泛贊同，而中央決策者對構建和諧社會的艱巨性和長期性有著清醒和理性的判斷。
去年二月，中國黨政軍正省（部、大軍區）級高官雲集中央黨校，專題研討和諧社會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是次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幹部要不斷提高六項本領，以應對當前中國社會建設和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這六項本領是：提高激發社會創造活力的本領、管理社會事務的本領、協調利益關係的本領、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本領、開展群眾工作的本領、維護社會穩定的本領。
文章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曾慶紅特別指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比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更高、時間更長、任務更重，我們在完成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之後，還要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繼續長期奮鬥。”“我們要堅持從我們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決不可操之過急，決不可急於求成。堅持不颳風、不攀比、不吊高群眾胃口，不提脫離實際的口號，不搞限時限刻的承諾，堅持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地加以推進。”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執政黨。中共中央黨校專家認為，如果執政黨和政府頭腦清醒，政策妥當，中國就可以進入社會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保持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如果執政黨和政府政策失誤，不但會使經濟停滯不前，而且會激化社會矛盾，產生社會動盪，危及政權穩定。十六屆六中全會專門討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議題，正蘊含著執政黨爭取第一種光明前景，規避第二種黯淡前景的戰略意圖。
因此，中央決策層對這次全會的和諧社會議題極為重視，已經成立了由一位政治局常委親自掛帥的起草領導小組，多位正部級官員都在起草組之列，有關起草工作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文章認為，中共中央將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形成一項綱領性檔，以執政黨的名義向全國民眾提交一份全面構建和諧社會的路線圖。這份關係中國社會命運的路線圖將以怎樣嶄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憑藉著這份路線指引，中國執政黨能否駕馭中國這艘大船順利穿越波譎雲詭的不測海域，駛向風平浪靜的廣闊天地？世人將拭目以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