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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的思維模式從總體上看，還是嶺南文化式的。 |
孫中山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嶺南地區或嶺南華僑文化圈內度過的，嶺南文化對孫中山的影響也就可想而知。然而，到目前為止，孫中山的思維模式和嶺南文化對孫中山的影響這兩個問題，似乎尚未引起史學界廣泛的注意。研究孫中山個性、思想和活動的學者，在確定孫中山的文化歸屬時，總是不加思索地強調孫中山的西化傾向或儒化特徵。事實上，嶺南文化作為孫中山的母體文化最初出現在孫中山的心理屏幕上，孫中山感知世界的方式，對人對己對事對物的態度，對社會對人生對命運的體驗，以及實踐活動的具體方式方法，也就很自然地帶有明顯的嶺南文化的胎記。也就是說，是嶺南文化賦予了孫中山的思維方式和方法，以及思維活動的內容和形式。或者說孫中山是在嶺南文化的直接啟蒙和影響下開始思維和學會思維的。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回避嶺南文化與孫中山的思維模式這個問題。
首先，嶺南文化是孫中山思維模式朝著開放思維模式方向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嶺南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產物，開放、多元、實用是它的主要特徵。不斷地吐故納新和新陳代謝，更是嶺南文化的內在機理。多元文化決定了嶺南人思維路向的多元性和複雜性：文化的實用性和開放性，又決定了人們認識上的直觀性和實體性。孫中山生活在這樣一個複雜開放、活躍變動的多元文化的氛圍裏，自然耳濡目染和心領神會，在學習、生活、活動和交往中體認到了開放、明亮、通達、融匯、汲納、交流、學習和變動的真實價值與現實意義，意識到了封閉、單一、孤立、保守、排斥、限制、束縛、禁錮、冥頑、刻板和黨同伐異、地方主義、個人主義、宗派意識、專制思想的危害，懂得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集思廣益、包羅萬象、集百家之長補己之短的道理，明白了與人為善，團結互助和忍讓的意義，領悟到了“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成事在人，謀事在天”，“勝敗乃兵家常事”，“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之類名言的底蘊，養成了自信自謙、開朗明麗、真誠坦率、熱情俠義、樂觀進取、靈活機敏、幽默風趣的性格，學會了寬以待人、嚴於律己、獨立思考、勇於任事、否定過去、面向未來的待人處事的本領。所有這些習得性的言行，又無不是開放思維的間接或直接的體現。嶺南文化賦予孫中山開放思維模式就是在這些關於人生、社會、自我、事業、思想、觀念、行為等方面得到再現和高揚的。
正因為在嶺南文化的薰陶濡染中不自覺地、也別無選擇地承繼了嶺南人的這種開放思維模式，所以，在人生理想和奮鬥目標的追求上，孫中山沒有停留在傳統的“立德、立功、立言”和“學而優則仕”這個定格上，而是隨著時勢的變易不斷地調整和更新自己的價值目標和人生追求，象大多數嶺南人一樣並沒有將參加科舉考試作為唯一的自我價值實現的途徑，而是根據時勢的變易和客觀社會條件，以及個人的興趣愛好去靈活地選擇自己的職業和謀生手段，正如他自己所言“雖未能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于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在興趣愛好上，孫中山也不象大多數中國人那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是一任性靈舒身展臂，聽其在廣闊的空間裏揮揮灑灑，他自己就曾回憶說：“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于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于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在對待西方和外來文化的態度上，孫中山也不象那些正統的士大夫們那樣採取拒絕、否定的態度，而是象大多數嶺南的知識階層那樣本能地作出了開放開明的選擇。孫中山在1897年就表示“必須使我們的國家對歐洲文明採取開放態度。我不是說，我們要全盤照搬過來，我們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為無法進行比較、選擇而得不到發展，它也就停滯不前了。”並指出“我們為志士的，總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 “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著他”。 “我們現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學歐美以前的舊東西， ……我們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甚至為了使中國的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起來，他還提倡引進外資、設備、技術、人才，實行開放主義。在建國立國主張上，孫中山的態度仍然是“開放主義”的。在他看來，集天下之人力、物力、財力為我所用是國家發展的首要原則。其三民主義、《建國方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正是開放思維的結晶。在革命實踐活動過程中，孫中山的開放思維模式更得到了進一步的磨煉和陶鑄。其革命方略的制定，思想主張的形式，革命力量的聚集，革命組織的建設，革命戰爭的進行，外交活動的展開，無不流淌著孫中山那開放思維的汗水。在內審國情，外察世界形勢的同時，孫中山不斷地探索，也不斷地吸收各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經驗，尋找救中國的最佳方案。在他看來，中國革命不是少數幾個人就可以完成得了的，需要千千萬萬的愛國志士們的共同努力和海外關心或同情中國革命的民主人士的支持。為了贏得更廣泛的支持，結成反對清政府的統一戰線，孫中山甚至不遺餘力地與西方各所謂強國政府頻頻接觸。在孫中山的周圍也的確湊擁著千千萬萬數不清的追隨者、同情者和支持者。在那個需要人力、物力、財力支持的特殊時期，有了孫中山這樣一個超越省界、國界和文化類型的具有開放意識的領導人，中國的舊三民主義革命才有可能走向成功。
具有開放思維的人必然具有平等思想和自由意識，也必然擁有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對人對己，孫中山少有成見，即使免不了受先入為主和社會刻板印象的影響，他亦能隨感覺和事實的改變而改變自己的態度，重新認識他人和自己。如在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上，先是懷疑，繼則信任，後則反對就是明顯的例證。對同志，孫中山也很少象當時革命黨中大部分人那樣，感情上帶有地域觀念的非理性色彩，而是不分地域、不分南北東西、不分同鄉故舊和親戚朋友，一律以“人盡其才”為原則，“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抱陳見，不有意地搞宗派，拉山頭，平等意識和自由思想在他這裏既有了生命的依託，又得到了高揚的機會。
誠然，孫中山的開放思維及其特點的形成，與他所受的西式教育、海外生活經歷和個性心理有關，但與嶺南開放型的人文風貌和放達舒展式的自然景觀似乎關係更加密切。孫中山後來所受的西式教育和海外生活經歷至多也只是對這種早期形成的思維胚胎起著增加養分和通經活絡的強化刺激作用。明顯的事實是在孫中山出生的頭幾年裏，大腦幾乎是一片空白，思維活動和思維模式是在沒有任何準備的狀態下接受他所屬文化圈內的長輩和大齡人的“言傳身教”和“社會教化”而開始孕育生髮的。嶺南文化對孫中山思維模式影響的這種情形，在洪秀全、洪仁玕、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等人的身上同樣發生過。這也是為什麼在近代，嶺南人在許多方面遠遠超過內地更多的更有才智的人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嶺南文化對孫中山發散式思維模式的形成起了鋪墊和推動作用。
如大多數人所指出的那樣，嶺南人，尤其是近代嶺南人的思維模式的另一個特點便是發散式思維，也即是沿著各種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尋求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法以求得答案的思維模式。通過發散思維，人們可以提出種種新的假設、新的構想，打破舊框框，別出新裁。從思維的向度上來說，發散式思維是多維多元的思維模式。嶺南人在思維模式上具有這一特點當然與他們所處地區的地理環境、自然景觀、人文風貌、對外文化交流等得天獨厚的因素有關。
作為嶺南人中的一員，孫中山毫無疑問地繼承了這一思維傳統，甚至可以肯定，嶺南人多視角、多向度、多側面、靈活地處理和解決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難題的思維模式，對於幼小的孫中山來說，其印象或許是極其深刻持久的。因為，一方面嶺南人為了改變生活的苦境，掏空了心思去想掙錢的舉措和謀生手段、途徑和方式的多樣化，也許在無聲無息之中使孫中山受到啟發和激勵，這一點，我們只要從孫中山“致鄭藻如書”和“上李鴻章書”中對發展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環境所提的一些主張中就可以窺見一斑。另一方面，嶺南人處世精明、辦事靈活、為人乖巧、行動敏捷、見識廣博，善於適應環境，愛變會變和求新求異的風格，孫中山從小就耳聞目睹，甚至習染成癖。今天我們雖然找不到孫中山在此方面的直接表述和充分說明，但這種影響的痕跡我們從孫中山一生的言談舉止中是可以尋到蛛絲馬跡的。在如何救“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的問題上，孫中山雖曾一度試圖借助他心目中的所謂“英雄”、“大人物”、“當權者”、“開明人士”的“開明”、“激進”來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把他們作為實現自己理想的雲梯，但他畢竟沒有陷得太深，沒有將命運的睹注押在這些“先知先覺”的大人物身上。他在上書李鴻章的同時也作好了下一步的打算。其組建興中會，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這一舉措，就很耐人尋味。同樣，嶺南人辦事處世機靈敏捷和注重實效的品質，也註定了孫中山不可能停留在某一思維路向上，他的每一次衝刺和跳躍，都必定越上一個新的臺階。同盟會的成立，三民主義思想體系的不斷完善，建國方略的制定，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建立黃埔軍校，組織北伐等等，幾乎每一次試跳，都跨越了新的高度。所以，孫中山也始終是他的時代的弄潮兒。
發散式思維模式，必然與超前意識有著內在的聯繫，具有發散思維模式的人，其言行自然超越於他人之上。孫中山無疑是一個具有超前意識的人。他既不沿著傳統的老路緩步行進，又不輕易地放過傳統中的精華；既不人云亦云，亦步亦趨，又不輕易草率地拋棄百家之言，總是在學習、接受和消化他人的東西的同時，有意識地尋找自己思考問題的方法方式。就是在學習別人的長處之時，孫中山也很少不加分析地模仿，而是在經過一番研究和比較之後才決定取捨的對象。他在1920年1 月的一次談話中就說：“社會主義的派別很多，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歐洲的時候，各派的理論也都研究過，我參酌了社會主義各派的理論，汲取它們的精華，並顧及中國的實際情形，才創立三民主義。”其民生主義的創立，就是在既摘西方文明之善果， 又避西方文明進化之惡果，既改變中國所患之貧，又防止富了之後可能出現的不均的原則下精心構思的。就是其民族主義、民權主義的理論主張，也與大多數革命黨人和上層社會的精英們的認識有所不同，與洛克、孟德斯鳩、托馬斯•潘恩等早期西方民主和民權主義理論家們對民族問題的理解同樣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他的“五權憲法”，就不是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模式，而是在更合乎國情世情的條件下對三權分立模式的一種超越。其“實業計劃”亦是在汲取古今中外經濟思想養分的同時，對前人和同時代人的思想的一種突破。正是因為孫中山從嶺南文化中汲取了許多養分，從自己的同鄉——嶺南人那兒學會了求異思維，所以，他才有可能成為他那個動盪不安、變幻莫測的時代永不退色的“明星”。
當然，發散式思維模式的形成並非完全受益于嶺南文化。在接受嶺南文化薰陶的同時，孫中山還與東西方各國的文化有過較密切的接觸，所受影響亦很明顯。但我們也要看到，人的思維訓練是從小開始的，思維中的最基本的東西是在青少年時代習得的。文化語言、生活方式、行為模式、風俗習慣等最早被主體自覺或不自覺地納入了自己的思維和認知體系之中，它們既影響主體的思維模式，又無形之中成為主體思維和認識對象的一部分。後來的學習和實踐活動固然使早期的思維模式有所改變，但是這種改變也是極其緩慢和極為有限的，它甚至只能成為前認知圖式的補充說明。孫中山之所以能夠在西方文化潮水般湧來時不慌不忙地迎接挑戰，樂觀自信地對待本土文化，巧妙靈活地將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加工包裝變成自己的東西，無疑與嶺南文化賦予他的思維模式有關。如果沒有嶺南文化的滋潤哺育和嶺南人發散思維模式的長期影響，孫中山的早期言行和後來的舉措就難於理解。準確地說，西方文化的影響力只是在客觀上強化了孫中山的發散式思維模式。過分地強調西學對孫中山的影響，重而言之就是割斷歷史，否認人不同的成長階段間的內在邏輯發展關係。
再其次，嶺南文化孕育了孫中山的逆反思維模式。
嶺南人思考問題與大多數其它地區的中國人有所不同。總是與常規相反，逆向思維。在語言表達、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方面，嶺南人均與其他地區的人有很大的差別，總是給人一種反向顛倒的感覺。嶺南人這種逆反式的思維習慣正是通過日常生活、語言、思想觀念、社會規範等途徑傳承給孫中山的。首先是語言的傳承對孫中山的思維模式產生深遠影響。正如申小龍所說的那樣：“語言是人與人之間、人與世界（包括自然界與社會、文化與價值、歷史與未來）之間聯繫的根本紐帶。人按照他的語言形式來接受世界。這種接受形式決定了他的思維、感情、知覺、意識和無意識的格局。從語言中看到的客觀世界已非純粹的客觀世界（包括施事的意識、功利的意識、模糊的意識等）。語言本質上不是一種與人的主體相分離的客觀形式系統，而是一套價值系統和意義系統。語言帶給人一種對於世界的特定的態度的關係。當人們掌握自己的母語時，也就同時接受了所包含的文化意義的價值意義。”應該說，粵語作為孫中山的母語。對孫中山的思維，尤其是逆反式思維的影響是毫無疑問的。其次是日常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影響。孫中山長時期在嶺南地區和嶺南華僑文化圈中生活和交往，思維所受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除了嶺南人求新求異的言行予孫中山潛移默化的影響外，則是嶺南人的這種生活態度和行為表現所蘊含的求新求異這種逆反思維的邏輯規律本身也成為孫中山思維認識的對象，在實踐活動過程中，孫中山主觀上也會積極地與這種求異思維（逆反思維）產生認同。因此，嶺南人的逆反思維，在事實上已經成為孫中山思維方式的一部分。
所以，逆反思維是孫中山思維的一大特點。這種求新求異的思維模式，雖然使孫中山的思維主張常常因與大眾截然相反而被冷落和反對，但正因為孫中山具備逆向思維這一思維品質，所以才有可能打破地域、文化、語言和心理上的障礙，實現自我超越。在救亡圖存的道路、方式和方法上，孫中山就沒有走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的道路（康梁維新變法運動也是求新求異思維的一種表現），而是相反地提出了從下而上的革命排滿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救國方案；在人們的排外情緒不斷高漲時，他卻主張實行對外開放，甚至主動與東西方列強結好消怨；在革命黨人內部普遍認為袁世凱不可信的聲浪中，孫中山卻一反常態，北上與袁世凱共商國是；在革命不可為，感到前途暗淡渺茫之時，孫中山卻相反地從失敗和挫折的低潮中看到了革命成功的有利形勢和美好前景；在大多數革命黨人對會黨持有極大的偏見時，孫中山卻認為會黨是一股可以依靠的力量，主動地去爭取他們的支持；當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極力否定而大力提倡全盤西化之時，孫中山卻以為中國傳統文化裏面還有許許多多有益的東西值得繼承和發揚光大；當大多數中國人受“知易行難”的思想影響而無所作為時，孫中山卻針鋒相對地提出了“知難行易”的哲學思想；當人們對共產黨懷有敵意和持反對態度時，孫中山卻在積極地謀求國共合作。種種現象表明，孫中山的逆反思維也使孫中山不至於被表面的現象或假像所迷惑，具有一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的非凡的能力。
最後，嶺南文化是孫中山系統思維模式形成的最初土壤。
魯迅曾說南方人機靈猾溜，“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對其過於機靈狡猾的品質不以為然。但就思維的特點上看，南方人（當然也包括嶺南人）的這種人格特質與他們的系統思維有關。南方人的思維是一種網絡狀思維模式，即系統思維。它與中國傳統的整體性思維那種帶有籠統性、模糊性、靜態性不同，在觀察思考問題時，注重從事物的聯繫性、發展變動性、客觀實用性等方面去作系統的分析研究，從而把事物的真、善、美和用統一起來。
孫中山就是一個具有系統思維的人。在對國情的認識上，孫中山就不象許多傳統士大夫甚至新型的知識分子那樣，孤立靜止、片面絕對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而是全面、整體、聯繫和發展地去體認和把握。把中國的問題放在整個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的同時，他還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國民心理等問題作了比較實事求是、全面整體的分析研究。在確定武裝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國這個目標後，孫中山圍繞這一目標制定了一系列計劃，如成立興中會、同盟會，爭取海外華僑、聯絡會黨、策反新軍、團結知識界，創辦報刊、鼓動革命，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和野心，一切顯得有條不紊。在思想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孫中山的系統思維模式及其特點也充分地顯示出來。他的三民主義思想、五權憲法主張、建國方略、知難行易學說，以及現代化構想等，都帶有明顯的系統思維特點。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就直接提出“用系統的方法，指導其事。”他自覺地運用了系統思維方法去揭示經濟建設系統內在的邏輯層次，主張“中國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式采機器，又統一而固有之”。以“兩種革命並舉”為經濟建設的總體策略思想，故孫中山所言的經濟建設既是物質生產建設，又是新的經濟制度的建設。具體便是，既要實現工業革命，振興實業，進行物質文明建設，又要實行土地、資本的國有化，進行新的經濟制度的建設，從而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生產效率，加速物質生產建設；既從宏觀上把握經濟建設的整體系統工程，進行整體性構思，全面規劃；又從微觀上設計出各個項目的具體規劃，揭示整體中各個組成部分間的內在聯繫。《實業計劃》提出的系統的完整的經濟建設藍圖，便是孫中山經濟建設思想的整體性的集中表現。不過，我們不要忽視了孫中山系統思維的嶺南文化淵源，混淆“整體思維”、辯證法與“系統思維”之間的區別。因為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辯證法思想和整體思維，注重矛盾的對立統一和相互轉化，是一種整體性的直觀法則，而缺乏嚴密的邏輯實證和科學的有序的運思方法，直觀性、模糊性、籠統性較為明顯。系統思維則不同，它強調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家庭與國家、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中國與世界等彼此之間的對立與統一、聯繫與獨立、變化與發展的內在關係，偏重邏輯性、整體性、聯繫性、動態性和精確性。嶺南人的系統思維常有中國傳統思維的辯證特點，又有自己的思維個性。這是我們要首先弄清楚的。孫中山的系統思維模式與中國傳統辯證法思想和整體性思維有所不同，它帶有更多的實證性，變動性，但同時與近代西方哲學，自然科學中的系統思維方法又有所不同，近代自然科學中的系統思維更重視宏觀把握和微觀探索，更重視聯繫和發展的觀點，而孫中山的系統思維在宏觀上的探索方面還欠深入，整體聯繫性和局部相對獨立性都不太明顯。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孫中山的系統思維與現代哲學、自然科學中的系統思想等同起來。孫中山的思維模式從總體上看，還是嶺南文化式的。（原載《學術研究》1995年第5期）
作者：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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