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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三一九槍擊案、或是台北縣走路工案、或是高雄市走路工案，選民心中都有許許多多的疑問。 |
中評社香港12月15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天發表社評說，台灣選民只要稍微整理記憶就會發現：在過去三年的選舉中，每一次都在選舉投票前一兩天發生戲劇性、衝擊性的變化。在二○○四年，有陳水扁與呂秀蓮的“兩顆子彈”；在二○○五年，有羅文嘉的支持者在大南客運上發走路工被錄影；在二○○六，則有黃俊英支持者被指涉發走路工的疑案。這些事件都有其嚴重性，也絕對影響了部分選民的投票行為，但遺憾的是，有些事情的真相卻似乎永遠難以釐清，幾乎到了“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地步。這對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社評說，不論是三一九槍擊案、或是台北縣走路工案、或是高雄市走路工案，選民心中都有許許多多的疑問。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或部分真部分假，選民不知道。其中真實的部分，背後究竟是誰唆使，他們也不知道。如果有唆使者，其與候選人之間有沒有意思串連，還是不知道。不論事情真假，事件本身加上事後耳語，共影響了多少百分比的選票，更不知道。這樣的選票衝擊究竟會不會改變選舉結果，不知道。前述這五個“不知道”，只要其中若干項讓選民構成懷疑，他們就會覺得選舉是不公平的。但是在現有制度之下，票已經投完了，一旦中選會公布當選名單，就算最後再驗票或提出選舉無效的訴訟，不但曠日費時，恐怕也難以改變結果。更糟糕的是，選舉最後得利的一方，是抵死不願釐清真相的。因此，在選後明顯對立的僵持氣氛下，任何法官都絕難冒犯相對多數的選民，而做出改變選舉結果的裁判。於是，所有的“不知道”都不再有釐清的機會，台灣人民唯一知道的結果，就是“某甲勝選”了；至於其背後有多少不公不義，只能留得以後再做“紙上辯論”，卻完全沒有實質意義。
當代的政治哲學巨擘杜金 (Ronald Dworkin) 曾經指出，社會資源的分配要做到“公平”，就必須要讓努力者較能得到報償，而減少運氣或意外等非關努力的影響。就選舉而言，競選雙方爭取的是政治權力與資源，當然也適用杜金的公平判準。任何候選人的操守、政見、拜票，都是他們日常或選戰時的努力，但是任何在選戰最後關頭蹦出來的、一方當事人完全沒有機會辯白或釐清的、真相在短期間難以大白的，都是杜金所列舉的運氣或意外。在制度上，我們絕對應該減少這一類意外因素對選舉的影響。如若不然，則等於變相鼓勵將來的競選雙方紛紛創造戲劇性的意外。為了要製造戲劇效果，這一類意外必將趨於“重鹹”。屆時，台灣選舉的公信力將大為降低，而選戰雙方將更會傾向走極端；台灣的民主前景，也必然會因而蒙上陰影。
社評指出，要避免這一類意外對選舉造成影響，我們認為司法檢調的角色就極為關鍵。以高雄市長選舉爆發的走路工事件為例，一方指控他方發賄選金、另一方則指對方栽贓，無論哪一種說法成立，台灣人民都不能接受。但是重點是：真相的發掘必須要“快”。我們認為，在綽號“古意”的男子的投案後，檢警必須要在最短時間內，盡最大的努力將真相還原，並在一、兩天之內將全案提出報告。司法機關或中選會也應在接獲報告後，再以最迅速的方式依法做處理。如果黃俊英一方真有發走路工，則在真相釐清後他們敗也敗得服服貼貼；如果陳菊一方真的自導自演，則不但當選無效，重新選舉也是理所當然。總之，台灣人民可以接受任何一種公平的選舉結果，但公平必須要以真相大白為前提。如果此次走路工案拖上幾個月才有調查報告，則依常理判斷，真相將永遠不會大白，藍綠雙方又會在三一九槍擊案後再添一樁互不信任的事例，而將來的選舉意外事件，恐怕也會層出不窮。
社評表示，總之，“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早已是司法界耳熟能詳的名句，其在選舉糾紛中尤其如此。我們之所以呼籲檢調司法加快步伐，就是希望能遏阻這種“每次選舉都有戲劇性意外”的歪風。檢調司法當然會有辦案時間的壓力與成本，但是如果這次的事件不能快速妥善解決，將來台灣付出的民主成本，恐怕將相當可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