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認為，高速增長仍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的主旋律，起碼有三十至五十年的周期；美國壓人民幣升值是一種政治秀，人民幣實質上是一只“替罪羊”；人民幣升值空間是每年百分之三。
中國和美國歷史性的戰略經濟對話，雙方都派出陣容強大的政府官員，美方以財政部長保爾森為團長，中方則以有鐵娘子之稱的國務院副總理吳儀領軍，對話主題定位于“中國的發展道路和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所產生的正負效應令全世界震撼，就連美國也是既喜又憂，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布殊推動下的這次對話，被看作是中美間消除誤解、坦誠相見、攜手邁向未來的開始。雖然雙方仍有很多分歧，但兩國首度的重要經貿對話，被國際社會看作是中美雙方開啟了能夠透過對話機制，化解兩國未來在經貿問題上的歧見與爭議的大門，中國會迎來更加穩定長久的經濟高速增長。
經過兩天的會談，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十二月十五日在北京閉幕。中美雙方在會後宣布達成若干協議，將在促進貿易、開放市場、保護環境與開發潔淨能源方面，進行更緊密的合作。但美方關注的一些經貿焦點，如人民幣升值、知識產權等卻仍然存在分歧。雙方商定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將于二零零七年五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正在香港訪問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接受亞洲周刊專訪時表示，中美間的互相了解、溝通訊息對全世界都很重要，一個是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需要澄清誤解，找到最大的公約數，因為兩國之間互利雙贏，林毅夫特別強調︰“中國的發展是以和平為前提的，不是靠佔領領土和資源，不是以一個國家的興起、另一個地區受到限制來實現的。”
近年來，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很高，被認為人民幣幣值被嚴重低估而出現中美貿易問題。但林毅夫認為，美國的這種聲音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政治秀，而並非真要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實質上是一只替罪羊”，依林毅夫的研究，一九九八年前後中國貿易順差比二零零二及零三年還要大，佔中國出口的比重、佔GDP的比重也比這些年高，但那時西方國家都吵人民幣貶值。林毅夫說︰“如果人民幣的幣值被嚴重低估，造成出口大量增加的話，與經濟事實不符。”
在與東亞其他國家經濟比較後發現，中國出口佔貿易的比重和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比東亞大部分的國家低。這樣的話，人民幣的幣值與金融匯率相比較，應該是更接近金融匯率，林毅夫指出，從來沒有人講新加坡應該升百分之二十、三十，也沒人講日本韓國泰國應該升值，所以這並不是人民幣升的問題。
二零零三年，日本最先指中國人民幣被低估，向國際上兜售“通貨緊縮論”，使日本走不出通貨緊縮。那一年，中國的出口在全世界的出口值中僅佔百分之十，而世界貿易佔全世界的GDP約百分之二十五，中國出口只佔百分之一，林毅夫說，就是白送的話，也不可能造成通貨緊縮。事實是，日本從九一年出現經濟泡沫造成通貨緊縮，一直走不出來。小泉二零零一年上台，提出要讓日本走出通貨緊縮，到二零零三年交不出這個成績單，找中國來作替罪羊。美國緊跟著鼓噪，是因為科技泡沫破滅以後，加上“九一一”，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等，國內經濟疲軟，以人民幣為藉口。國際上也有人跟著吵，並不是中國人民幣偏離，而是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八十年代時，美國對哪個國家施壓，就會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升值，甚至到百分之四十的升值，日本當年就從二百五十日圓兌一美元升上一百日圓，新台幣從三十六升至二十六。但林毅夫認為︰“這次國際炒家可能要失敗”。
中國與日本當時的情況不同，日本在八十年代初，經濟結構與美國差不多，它的出口產品和美國的產品一樣，主要是汽車和計算機，在那種狀況下，日圓升值至少對美國是有幫助的，增加美國的競爭力。林毅夫表示，中國產品與美國基本上是互補的，而且人民幣升值會造成美國逆差更大。“我想美國政府很清楚，他的施壓是一種政治上的秀，他不講不行。當然，人民幣不是沒有升值的空間，空間在每年約百分之三左右”。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向西方社會提供了大量的相對廉價消費品，林毅夫認為，這些消費品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低收入人民來講是福音，可以低價位買到他過去所不能買到的東西。林毅夫八二年到美國讀書時，那時中國還窮，他帶了兩件絲織的襯衫，穿著去參加老師的一個宴會，在場的美國人都非常□慕，因為那時美國的絲織品非常貴，當時被認為最高檔的消費品。現在中國出口絲織品，在美國銷售很便宜，甚至比棉制的都便宜，一般百姓都可以享用。另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快了，也為美國企業經濟發展提供不斷擴大的市場。
中國的出口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林毅夫指出，生活必需品的特性是價格彈性會增強，就是價格高大家還是要消費，在這種狀況下，人民幣升值，老百姓就要高消費。林毅夫表示，中美貿易關系有些誤解，通過對話可以減少或者消除誤解。“美國經濟政策對全世界都重要，美國繼續對世界作貢獻的話，很需要以理性作決策，中美對話有利于政策上理性。”
不過，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猛，從一九七八年至二零零五年，中國經濟以年均百分之九點七三的速度高速增長，比其他十個發展最快的經濟主體平均高出二到三個百分點。據初步預測，二零零七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將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是投資拉動，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四分之三。快速增長還要面對就業、社會保障、環境、能源等諸多棘手問題。未來中國經濟究竟應該以什麼樣的速度增長，政府的宏觀調控還會繼續多久，在國內的學術界都有諸多爭議。林毅夫認為，未來中國經濟在數年內，宏觀調控都會是主題詞，目的是希望中國經濟發展更為合理，又好又快；而未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會是主旋律，起碼有三十至五十年的周期。
台灣出生的林毅夫早年從台灣來到大陸，一九八七年從美國留學回國，主力研究發展經濟學、農業經濟學及制度經濟學，是國際享負盛名的經濟學專家。林毅夫除擔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外，還兼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自一九九一年以來，林毅夫每年都多次參加由國家領導人主持的座談會，並發表他對經濟形勢和改革問題的看法與建議，他的政策建議對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和改革，特別是農村和扶貧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巨大影響。應香港“北大之友”的邀請，林毅夫專程赴香港，作“人民幣匯率走勢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專題演講。以下是訪問的摘要︰
作為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當然要以較快的速度，速度越快時間就越短，快本身並不是不好。但快的過程中也存在問題，這些問題是產業過度集中，可能會出現產能過剩，還有地區結構的不平衡，過度集中在城市，農村相對缺乏。當然還有一些結構性問題，如房地產，蓋的都是大戶型，但絕大多數人的購買能力都是小戶型，都有結構的不平衡，所以需要調控。
現在看，總量控制還是控制不了，即使明年定了百分之八點七的目標，還是高增長。去年就有爭論，宏觀調控最終還是調不下來，這是為什麼？
這有點像騎自行車，你一定要往前走，要把它全部控制下來也不可能，因為有合理的因素在里面。關鍵不在絕對的百分之多少，而在于內部的結構是否合理，如果內部結構合理，百分之十也是好的呀。調控內部結構是否合理，很難事先定，只能在過程中來看。單個投資者只看到這個項目賺錢就去投，中央知道整個社會的投資是多少，知道社會投資，就能知道是否過度。
宏觀調控能否簡單理解為要把指標壓下來？
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也不是簡單講壓指標，其中有保有壓，明年增速為什麼定為（百分之）八而不是九，因為地方政府一定會超，你定八，他們一定發展到九。最重要的是有保有壓，所以要又好又快的發展，雖然是一個字的改變，實際上是思維的變化，好是前提。我並不是簡單看百分比的變化。
能不能說，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應該說對中國經濟發展有新一輪的認識，因為早期改革時認為要快，的確也須要快，快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某些投資的過剩，八十年代的家電，現在的鋼鐵等一輪輪某些產業的投資過多，現在我們認識到，不能讓某些產業過多，現在要把結構的協調提在前面，這在認識上深了一層。
雖然在調整中，但高增長的特性依存在，可能長達三十年？
我認為，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最重要的是技術上的不斷升級，法國著名經濟學教授Angers Medison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書，叫《千年經濟展望》，他的理論指，在十八世紀前，歐洲的收入平均每年增長只有千分之五，人均收入翻一番，要一千四百三十年，工業革命以後，人均收入增長的速度提高到百分之二，增加了四十倍，之後人均收入翻一番只要三十五年。不管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長期經濟增長的原因都一樣，都是要技術。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與發達中國家相比有後發優勢，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已經在世界最前沿，只靠自己發明、創造，風險很大。
一個發展中國家善于利用他的後發優勢，經濟高增長可以維持較長的時間。我個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一方面有後發優勢，另一方面，中國現在的發展水準相當于日本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水準，也有學者作比較，相當于韓國一九七零年代的水準，日本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維持了將近三十年的快速發展，韓國從七十年代到現在。如果中國的發展水準相當于日本六十年代的水準，那麼發展周期將更長，因為發達國家還在發展中，這樣看，中國從技術的潛力及產業升級的潛力看，再維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對中國宏觀調控的意見還是不很一致，原因是什麼？
對宏觀調控的批評是運用了發達國家的理論，發達國家的政府對投資是不應該有控制的，大家都不知道下一個是什麼有利的投資，主要靠市場利率的調整就可以了。發展中國家就有必要，因為投資會出現長遠的現象，國家很有必要利用總量資訊的優勢，進行一定的產業指導。同樣也不能去決定哪個企業可以投，哪個企業不能投，要有制度性。所以中國政府講有保有壓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何形成機制性的有保有壓值得探索。
我最近撰文，覺得很需要按照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在宏觀理論上有所創新。我提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理論的重新構建。
有一種說法，指當今中國進入了五千年的盛世，你怎麼看？
哈哈，從增長率來看，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這樣高的增長。從兩方面來看，我覺得不能稱五千年盛世，一方面中國其實在十六世紀前，曾經有一千多年的時間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但我們現在與發達國家相比，人均收入有很大的差距。準確地講，現在是這兩百年來最好的、最有希望的一個時期，這樣評估比較客觀。
我們預期中國有三五十年的增長，也無非是人均收入趕上發達國家，總量上會超過。但即使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均收入達到發達國家水準，大家還是在一個共同的水準上。那時，美國是一個大的經濟體，歐盟、中國、日本也是，印度也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互相間的差距也比較小。將來大家的水準可能會差不多，我覺得這樣的行情可能最好，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世界協調發展。
林毅夫小檔案原名林正義，一九五二年生于台灣宜蘭，曾就讀台灣大學農工系，後來轉進陸軍官校四十四期；七八年獲政治大學企管所碩士後，被調往金門；一九七九年在台灣仍然戒嚴的情況下，他以金門前線馬山連連長的身份游泳前往大陸；後來改名在北京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碩士，八二年公派赴美深造，八六年獲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學位，八七年耶魯大學博士後研究結束後返國。一九九四年跟幾位學者合作創辦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至今。二零零二年被台灣“國防部”正式通緝。（來源：亞洲周刊 作者紀碩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