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5日電／中國青年報刊載署名文章說，大國視野的出現，不僅僅是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然，更重要的是，由於人口眾多，即使我們隻想達到一個中等生活水平，中國的利益也會遠遠超出國界，會高度全球化。換言之，我們要麼成為大國中的大國，要麼連今天的小康也維持不住。這是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必將面臨的現實選擇。因此，若是歷史再一次將大國使命賦予中國，就算是挑戰，我們也必須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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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應該怎樣面對崛起？ |
文章說，不久前，中央電視台二頻道播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在社會上迅速引起很大反響。有點出人意料但也很有意思的是，該片在思想界遭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強烈批評，但在民間受到普遍歡迎——收視率不低且很快被重播，碟片和配套的同名系列叢書據說都銷得不錯。這使它足以成為2006年值得一提的年度事件。
我們至少應該先有一個大國的視野，哪怕是初步的
文章指出，思想界對《大國崛起》的爭議，以兩種幾乎對立的聲音最為顯赫。其一認為，該片不講階級鬥爭、不講帝國主義的血腥殖民史、不講國與國之間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不講中國自己的道路，是一部典型的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片。另一種聲音則認為，該片不講自由、不講民主、不譴責專制暴政，是一部典型的宣揚明君聖主、民族主義甚至軍國主義的歷史專題大片。
為什麼會有如此相反的解讀呢？緣由恐怕很簡單：歷史上，大國崛起的道路是非常多樣和複雜的。該片所覆蓋的，還主要是歐洲中心論時期的大國，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為現實作注解。正如一位批評者所說：“9個大國，幾百年，要是想挑出點兒什麼來証明自己的觀點，那真的是太容易了。”然而，就是這樣一部顯然被高度簡化了的大國史（只關注了近500年），也已經太過複雜，乃至各路精英從中都咀嚼出了他們反對甚至痛恨的方方面面。
不過，筆者卻希望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能以盡可能寬容的態度對待此片——並非因為它找到了所謂大國崛起的規律，而是因為它把大國崛起這樣一個很有現實感的問題放在了國人面前，並提供了一個初步的視野。
大國崛起的規律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個很難總結的問題，打個比方來說，就是其最小公倍數太大，而最大公約數又太小。但對有關經驗的梳理絕非沒有意義，隻要我們不把這些經驗當成放之四海、萬世適用的絕對規律，就一定能從中找到對我們有用的東西。
是國際形勢把大國意識擠壓給了我們
文章說，其實，中國崛起這個話題的前身，得說是“中國威脅論”。有專家考証，“中國威脅論”可以追溯到1990年，始作俑者是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龍秀，其後在西方國家大肆泛濫。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論”是並行的。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崩潰論”逐漸喪失了市場，“威脅論”也在日益關注中國的國際輿論那裡變得好聽了些，成為“崛起論”。
西方的“中國崛起論”是有數據依據的。據美國國會某機構今年的報告，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GDP不僅已經超過了日本，且相當於兩個日本。對於這種計算方法，國內專家提出了諸多批評，因為它確實夸大了中國的經濟規模﹔但另一方面，按匯率計算的中國GDP低估了中國現在的經濟規模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去年10月《紐約時報》提供了一個形象的數據，上海的摩天大樓已經相當於紐約的兩倍。
文章指出，中國人提“崛起”則遲至本世紀了，且標准說法是“和平崛起”，這也主要是為了應對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鳳凰衛視曾搞過一場關於大國國民的討論，可惜關注點主要聚焦在禮貌、風度等細節上。這種低調，一方面是我們恪守30年來一貫的韜光養晦，以求少受雜音干擾，悶頭發展經濟 ﹔另一方面也源於我們真實的憂患意識，這在此次思想界關於《大國崛起》的爭論中也隱約可見，那就是大家普遍認為中國自身尚有諸多問題，現在根本不是談什麼 “崛起”的時候，而該多想想怎麼才能避免發生危機。
有位國際關系領域的學者提到，西方人把中國看得很大很強，中國人把自己看得很弱很窮，這種認知差距很難說誰對誰錯，但客觀事實是，人家就這麼看了。換句話說，這種現實對我們是有擠壓的：無論我們如何韜光養晦，發達國家都是一邊警覺地盯著我們的發展，一邊要求我們盡更多的國際義務﹔發展中國家一邊需要我們更多的援助，一邊還指望我們能平衡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在這樣一種外部環境的歷練之下，中國人要不生出一點兒大國意識恐怕也難。我們說中國人理應有大國的視野，其實也是被迫有大國的視野。
如果歷史把大國使命賦予中國，就算是挑戰，我們也必須擔起來
文章說，歷史上，有些國家的崛起，是讓人感到很突然的，比如歐洲的一些小國，以及蒙古﹔而另一些國家則早就有明顯的“冠軍相”，比如美國。美國在立國之始就有相當好的資源稟賦，天生一個超級大國的坯子。我們中國的資源稟賦又如何呢？筆者認為，和美國比較類似，也是一個大國中的大國的架子。有人也許會說，我們人口太多，負擔比美國重得多。講到人口，我們已經習慣把它當成負面因素——資源和財富被攤薄了，匱乏和矛盾被堆厚了。然而，隻有在外部封鎖或自我封閉的情況下，人口多才是不利因素，如果我們能通過國際貿易等形式走出去，人口本身就不僅不是負擔而是一種資源。
此外，還有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習慣發發牢騷，對養育我們的文化“撒撒嬌”，但在考慮國家大事時卻必須持平而論——既不夸大自己文化的好處，也斷不能妄自菲薄。筆者絕對無意認同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但平心而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工作倫理和學習倫理是一直走在世界各大文明前列的，誠信負責的倫理現在雖然進不了上游，但中游還是有的。
盤點一下祖宗留下的遺產，我們實不該有太多抱怨：祖先的中國，曾是世界上歷時最久的超級大國，曾是全球財富的中心，享有遠高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生活水平，也曾擁有當時遙遙領先的軍事力量。隻是在最近的幾百年，歐美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我們的適應又比日本慢了半拍，中華文明才一下子陷入了全面危機。然而，就算我們的父祖當初覺悟得晚、適應得慢，但他們前仆后繼的犧牲奮斗，畢竟保留了中國的基本架構—這個基本架構，就是大國中的大國的重要基礎。作為這樣一個偉大民族的傳人，今天若無大國的視野和志向，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愧對祖宗不說，也會被人看不起。
當然，大國視野的出現，不僅僅是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然，更重要的是，由於人口眾多，即使我們隻想達到一個中等生活水平，中國的利益也會遠遠超出國界，會高度全球化。換言之，我們要麼成為大國中的大國，要麼連今天的小康也維持不住。這是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必將面臨的現實選擇。因此，若是歷史再一次將大國使命賦予中國，就算是挑戰，我們也必須擔起來。
作者發現，各方在批評《大國崛起》時有一個共同的隱憂，即此刻就談論崛起，會不會使我們忘記眼下諸多的問題和困難﹔倘若沾沾自喜起來，會不會弱化我們進步的動力。必須承認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事情也有另一個方面——國人普遍關切中國崛起的問題，不也將設立一個更高的標准來要求我們自己嗎？！
文章最後說，應該說，我們確實已經站到了一個門檻前，邁過去就是通向一個大國的道路。這一點外國人看到了，我們自己更應該看到——光看到還不夠，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毫不遲疑地走過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