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26日電／人民日報海外版今天發表署名評論文章說，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不明就裏的局外人看來，好像是鐵板一塊，多年一以貫之。其實不然。即以布什總統而論，其第一任外交政策，就被新保守主義所主導，單邊主義，先發制人，訴諸武力，政權更迭，一時甚囂塵上，效果甚為不佳。第二任期，賴斯出任國務卿後，開始對外交政策進行調整，如重新重視聯合國的作用，並加強同盟友與大國的協商，表現出從單邊主義向多邊主義的回擺。乍一看，賴斯外交似乎與前任大異其趣，但細細分析，並沒有脫胎換骨，即並沒有完全回歸到美國傳統的現實主義外交軌道上來。
“伊拉克研究小組”報告的出台，便將二者的分野凸顯出來。
突出的分歧，表現在美國是否要同伊朗和敘利亞進行接觸上。研究小組的接觸建議在賴斯那裏遭到了質疑。賴斯表示：“至於伊朗和敘利亞，讓我們記住，這是個行為問題……你能改變這兩個國家的行為嗎？”賴斯更借機對兩國支持恐怖主義進行一番嚴詞譴責。
第二個分歧在於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重點是放在價值觀上還是放在現實利益上。研究報告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是，如何促成伊拉克和中東局勢的穩定，以便美國能較為體面地抽身退出。該報告隻字不提讓伊拉克成為“民主樣板”和對大中東實行“民主改造”的“崇高”目標。這與賴斯的“改造性外交”新方針格格不入。賴斯念念不忘的就是高舉“民主自由”的旗幟，對中東國家進行“民主改造”。
這兩條不同的外交路線各有其歷史淵源與背景。伊拉克研究小組主席貝克，當年是老布什總統的國務卿。在任期間，是現實主義外交的宣導者和踐行者。他主張的是地區力量均衡，在外交策略上注重斡旋與談判。在伊拉克研究報告公佈時，貝克表示，伊拉克的穩定同樣符合伊朗和敘利亞的利益，因此兩國是可以爭取的物件。既然在冷戰年代美國可以與死敵蘇聯談判，那為什麼現在不能與伊朗和敘利亞談談看呢？伊朗在阿富汗戰爭中不是助了美國一臂之力嗎？敘利亞在海灣戰爭中不是站在了美國一邊嗎？即便是談不成，於美國也並無任何損失，何妨一試？
但在賴斯看來，對伊朗和敘利亞一類國家，如果不能像新保守派所力主的那樣進行軍事打擊或政權更迭，那就只有實行遏制與打壓。因此，賴斯的外交，儘管增添了多邊主義色彩，但從其拒絕妥協，推行“孤立外交”、“制裁外交”和“對抗外交”的主張中依然可以看到其與新保守主義藕斷絲連有所傳承的一面。這一點，我們在夏天那場以黎衝突中看得更為清楚，賴斯仍未放棄通過軍事打擊手段來實現中東民主改造的夢想。
因此，賴斯外交路線的另一內核就是它的理想主義。賴斯認為，“中東的痛苦遭遇源於其60多年來的自由上的赤字……民主改革的缺失。當我們在著眼于中東未來的時候，這意味著民主改革的重要性……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中心，或許還是其唯一的中心。”
在這裏，我們似乎看到了兩條外交路線的清晰分野。老外交家貝克看到了敵友關係的複雜性與可轉變性，看到了妥協的必要性，所以主張多邊外交、均勢外交，主張走國際路線，他試圖把美國的冒險外交拉回到傳統的現實主義外交軌道上來。而新手賴斯則是在新保守主義與理想主義的雙軌上運行，仍習慣於將世界看成非白即黑，非友即敵；因此將外交簡化為非拉即打的選擇。
美國的兩條外交路線之爭，看來還有一些好戲可看，我們不妨一旁耐心靜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