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進一步放開一線、管好二線，也就是要構建一個類似香港的自由港區；第二，搞產業結構調整，發展金融業、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把第三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抓；第三，撤銷寶安縣，建立三個區，逐步推進特區內外的農村城市化。
這三個打算當場便得到了小平的首肯。他說：“我都讚同，你大膽去幹。”現在看來，其實這幾個設想都還在逐步實踐中。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時曾寄望深圳“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要敢試敢闖”，“你們要搞快一點”。您當時是如何理解這一精神的？
李灝：我的理解是，這句話不僅是對深圳、也是對全國講的。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心中裝的是我們整個中國和人民，想早日擺脫貧窮落後的境況，早日實現現代化。他對深圳人的叮嚀，不更是對全國的期望嗎？
小平南巡並不是我請來的，我之前曾幾次請他來深圳看看他都沒來，這次我還未來得及邀請，他就主動要來了(大笑)。
深圳成為小平南巡的目的地是必然的。因為深圳是他推行改革開放的實踐地，如果實踐是成功的，也就証明了他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從創建特區開始，他時刻關注著深圳每一步的發展，關注著牽動全局的試驗。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小平同志南巡及發表的重要講話關鍵解決了什麼問題？
李灝：南巡講話對全國而言，既是動力又是壓力。南巡講話後，市場經濟體制被正式寫入黨章和憲法。最重大的意義就在於用實踐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是走得通的。
要處理好普遍政策與特殊政策之間的關系。任何一個地方，不統一不好，統得過死也不好。在實行統一政策的同時，如果沒有留下一些能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靈活措施的空間，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便會受到影響。假如當初中央不讓廣東、福建在改革開放上先走一步，不允許特區作改革試驗的話，很難想象我們當時的改革開放將如何向前推進，也不會有今天的輝煌。
《第一財經日報》：小平南巡時在深圳、珠海等地視察的企業，大都已今非昔比，深圳更是湧現出大量優秀的民營企業，您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李灝：深圳的確在之後的15年中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這一現象一點也不奇怪。首先，深圳在當時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便已開始發生改變，國有企業在進行政企分離後，也不再佔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地位。同時，為搞活國有企業的體制機制，我們還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我們對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實行一視同仁的政策。再次，1987年，我們便出台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決定，鼓勵興辦各種形式的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的發展，體制環境很重要，不是說政府下命令辦好哪個企業就能辦好。而在同樣的環境下，也不是所有的企業都能成功，還須要有一批富有才幹的管理人才和技術骨幹。這些企業能在深圳誕生，按照華為公司老總任正非的話，是因為深圳當時能為他們提供“準生証”，是因為深圳著力營造一個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土壤和環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