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兆二：
跨部會委員形同虛設
協商未必是全要靠，“政務委員”，為了跨部會協商，“行政院”中還設置了三個略高於各部會的委員會機制，財經有“經建會”，教科文有“國科會”，兩岸則有“陸委會”，這些單位都是以相關部會的部次長擔任委員，且運作上都是在每周四上午的“行政院”會之前先協商找方案，希望借由各相關單位提前協商，在院會中能順利形成決策。
但唐飛“組閣”後，將“行政院”會提前，這些跨部會委員會的會議反而在院會後，自此跨部會協商的功能放在院會上，但數十人開會，其實很難有充分討論。而各委員會議反而成了行政院會決議後的工作會議，甚至，連工作會議的層次都說不上了，在不受重視下，這幾年以來，除了“陸委會”在蔡英文擔綱時代的強勢與政治分量外，其他委員會開會，各部會往往指派科長、專員與會，層次之低，史無前例，也就無法寄望其發揮功能了。
此外，“政院”的副院長和秘書長，必有一人會得到院長授權，他必須專門對內，如過去的徐立德、劉兆玄，或是王章清、王昭明，每周定期主持“副首長”會議，各部會次長或主任秘書必需到會，也是一個協商溝通之機制，特別是九六飛彈危機和九二一大地震初期，當時的“閣揆”連戰與蕭萬長都忙著在外參選，“行政院”內就是這些副首長在看家。現在，連“行政院”副院長蔡英文，也從來都不知道政府還有這樣的機制！
病兆三：
高級文官團解體
除借用機構當橋樑外，善用文官脈絡也是過去行政院長掌握“行政院”的利器，孫運璿擔任“行政院長”時，選拔了一百多個優秀有潛力的文官，由政府出資送到境外攻讀博士學位，這批文官歸台後，分屬在各部會，多數都可以達到局處長層級之地位，他們曾組了“社科人員聯誼會”，每周交誼，形同歐美國家的“高級文官團”，亞洲金融風暴時，故央行經研處處長簡濟民就是其中成員，他們和“經濟部、財政部、經建會”的會友，不待“政院”交辦，就已經形成了許多因應之討論與默契，在自己職掌範圍中就加以因應對策，簡濟民因此得以在各方協助上，在匯率操作上奏功，讓台灣安度風暴。
但政黨輪替後，“經建會”、副首長會議都已經功能不彰，新政府一上陣就演出“新政府、舊官僚”的紛爭，讓這批前朝文官許多人都背上“藍骨”陰影，頗不得志；加上政府財政日益窘困，公務員退休制度面臨改變，“考試院副院長”吳容明曾有一份調查，七成五的高階文官打算提前退休，幾年下來，“政院”內的高級文官團大量失血，連繫機制也形同解體了。
病兆四：
太監政治成新寵
經過張俊雄和游錫堃兩任院長，“行政院”又發展出一套新的連繫機制，“機要控制學”，各部長的機要先是大多出身阿扁“羅馬兵團”，之後游錫堃不斷在自己的院長辦公室中吸納新血，熟悉政務後就外放到各部會，形成了一個公交私誼都緊密的幕僚團，一度還要組“二五八聯誼會”。
可是，這批人，據一位擁有六年多資歷機要身分者形容：“八成以上都是新潮流”，淪為派系黨爭，更在蘇貞昌和謝長廷的二○○八年競逐中，角色頗尷尬，所以也無法立刻為謝所運用，現在也不見得為蘇能完全指揮。
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年以來，院長辦公室和部會連繫，在公交不熟、私誼不深的情況下，會發生了傳導神經斷線的窘況，常才會找不到連絡電話，閣員總質詢請假，院長都不知情。更不要說，各部官署的悻進之徒在私底下搞東捻西，暗通層峰權貴，更幾乎無人管轄了。
搞到這種地步了，政府已是七零八落，這部老汽車，常常是左胎向前，右胎向後，還可能同時踩煞車和油門，不但空轉，而且亂轉，功能喪失怠盡，既不能興利，更不會防弊。苦的，當然就是小老百姓了。爽的，就是那些權貴可以為所欲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