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際交流很暢通
另一方面，在安倍“破冰之旅”之後，中日議會和執政黨也在努力營造關係的回暖。
2006年10月16日，日本參議院議長扇千景訪華，獲得了中國高規格的接待。同一天，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也應邀訪日，參加了“中日執政黨交流機制”第二次會議。
晉林波指出，執政黨的交流一直是中日兩國的特色和長項，因為中國共產黨和日本自民黨都有長期執政的歷史，幾十年來建立了比較多的人脈關係，一個典型的人物就是二階俊博。
1月20日，作為日本自民党國會對策委員長，二階俊博再次訪問了中國。在與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璿舉行會談之後，日本時事通訊社引述二階俊博的話說，如果在4月訪日期間溫家寶總理有意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說，他們將會盡力安排。如果實現，這將成為中國領導人時隔22年後首次在日本國會發表演說。此外，二階俊博還向中國轉達了安倍的信件。新華社表示，這封信件表達了“雙邊關係上的重要資訊”。
“實際上黨際交流這條管道在中日之間一直是非常暢通的。”晉林波說，中聯部二局專門負責與日本和朝鮮的黨際交流，其中中日交流的層次和頻率是比較高的。
“在中日交惡的那幾年，有時候使館的作用未必很直接，很多資訊就是通過黨際交流這條管道傳遞過去的。”
“安倍版”對華外交更活躍
回顧起小泉時代的對華外交，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研究員馮昭奎接受《環球》雜誌採訪時表示：“除了經濟往來，‘政冷’幾乎凍結了所有的官方外交管道，直到政府換屆，中日外交才開始恢復活躍。”
“儘管那時的凍結並不意味著斷絕，中日之間的溝通管道依然存在，但是它們能否發揮作用，還是要取決於領導人的意志和政治環境。”楊伯江告訴記者，據說在小泉後期，日本政府內部是沒人敢與他討論靖國神社問題的。只要“靖國”二字一出口，小泉就會立刻讓其“打住”。
但是現在，“民族主義的語境越偏激越正確”的怪圈正在被打破。在靖國神社問題上，日本政府內部已開始打破禁區。很多日本政治家感到，過去那種中日政治僵局不能繼續下去，它將首先損害日本自己的利益。在安倍上臺前後，日本輿論調查也顯示，78%的民眾都希望新的領導人加快改善對中韓的關係。
“這時政治家會有一個功利的判斷，為了獲得更多的國內支持，安倍會有改善對華關係的願望。”楊伯江指出，“同時，對於來自中國的信號，他也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中國對日外交在大方向上一直堅持建立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係，這一點沒有變”。
“有了目標，也有了條件，安倍上臺對華溝通比以前更為活躍，這個必然性是很明顯的。”
中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陳昊蘇以中日關係與亞洲未來為主題設置“四問”，為本次對話的引子：
第一問：亞洲向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可能性。實現一體化的有利和不利條件、怎樣設定積極可行的目標、亞洲一體化將對世界產生怎樣的影響、中日在區域一體化中將佔據怎樣的位置、中日關係對一體化的影響。陳昊蘇提到目標的可行性，顯然是主張實事求是地規劃一體化的進程。
第二問：安全保障。無可諱言，特別是東北亞的安全形勢，存在一些問題，鑒於西亞受西方干涉局勢不治反亂的教訓，陳昊蘇強調內部協調與合作，由東亞人自己來解決東亞的問題。中日兩國可以發揮積極作用，而美國作為一種外部勢力的過多插手其實對亞洲形勢並不有利。
第三問：亞洲未來發展預期。中日兩國究竟應該怎樣看待亞洲的發展，怎樣估計自己在亞洲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尤其是怎樣看待對方的發展。如果互相把對方的發展視為威脅，那顯然不能達成有效的合作，也不可能共同為亞洲的發展作出貢獻。
第四問：建立互信。陳昊蘇說，如果中日間存在相互不信任的問題，那我們關於亞太世紀的預言、中日關係的前途和世代友好的目標，都會蒙上一層陰影。我們應該把互信問題當作中日關係和亞洲未來的重要議題。
中日關係決定亞洲前途
分辨三種國家主義
周牧之：首先我想介紹一下這場對話的目的。第一是希望我們能以長遠的眼光來討論亞洲的未來，能夠使中日之間形成一個能夠共有的未來亞洲藍圖。第二是希望能整理出在實現未來藍圖過程中中日有一些什麼樣的問題需要共同來解決。第三是探討需要什麼樣的機制來解決這些共同問題，怎樣去共同創造這些機制。
加藤峢一：21世紀毫無疑問就是亞洲的世紀。全世界64億人口中，亞洲人口占了一半，優秀人才眾多，經濟也在迅猛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亞洲人民而言，亞洲的發展前景是光明的。
現在的問題是，亞洲是否能按照它應有的潛力順利地發展下去？亞洲不像歐盟，還存在著關稅和貿易壁壘之類的問題，而且國家之間經濟體制也存在差別。在這種情況下，怎樣才能使亞洲出現連帶感，體現一體化？需要什麼樣的國際機構來幫助達成這些目標？
20多年前東盟剛成立的時候，很多人說它未來發展前景堪憂，因為各國之間宗教語言文化各不相同，但東盟卻取得了很大的合作成就。對於“10+3”機制，當初許多人持有懷疑態度，然而現在的發展也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目前印度、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這三國是不是也能加入這一機制，成為了一個討論的熱點。的確，亞洲範圍到底有多大現在也成為了一個重要論題。
關於亞洲安全保障問題，目前確實還存在很多不穩定因素。但無論從經濟還是人口來看，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是日本和中國，這兩個國家不應該對立。日中互相之間需要很好的溝通，加上韓國，形成日中韓的良好關係，這是第一步。現在人們都說未來是亞洲的世紀，如果因為一些具體問題處理不好，而導致美好未來無法實現的話，就太可惜了。
我認為，阻礙亞洲實現美好未來的，是各國都存在著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思潮。國家主義有三種表現形式，第一種是互相爭鬥、互相反對、爭奪霸權、爭奪領土、互相傷害的爭鬥型國家主義，它雖然是一種能向外轉移內部矛盾的國家主義，但這種國家主義就像一柄雙刃劍，最終也會害自己。
第二種是競爭型國家主義。這種國家主義特點是公平競爭，是一種健康的國家主義。
第三種是自豪的國家主義。比如美國人認為自由主義精神是他們的驕傲，可能有點過於自信，但如果每個國家都能找到讓自己引以為傲的國家主義炫耀一下，這倒也無可厚非。
如果政治家能仔細分析這三種國家主義，具備分辨能夠使用的國家主義和不能使用的國家主義的判斷力，那麼各國的能量就能得到充分發揮，也不會出現戰爭，不會出現無法挽回的境地。從這個角度說，現在我們需要問自己，是否對日本國內的國家主義已經進行了充分透徹的分析。
中日關係舉足輕重
王英凡：1988年鄧小平就說過，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現在中國印度發展都很快，所以按照鄧小平先生的看法，現在可以說21世紀是亞洲世紀的希望很大。不過現在我又聽到了一種新的議論，就是中日如果不能友好合作，21世紀能不能是亞洲世紀？這個回答也可以是不一樣的。但是不管怎麼回答，應該說中日關係對亞洲未來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
今天我先談一個觀點，就是必須徹底拋棄舊思想，舊觀念，切實貫徹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新思想。可以設想，東亞每個國家首要考慮的都是本國利益，但合作就不能不顧及其他各方的利益，就必須努力在互利共贏上達成妥協，形成共識。所以關係到中日關係和亞洲的未來，互利共贏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切實貫徹這個思想，中日關係能大有可為，東亞和亞洲的合作也能大有可為。
鈴木寬：我想就面向亞洲的未來和中日關係我們具體應該做些什麼等問題談談看法。目前，西方興起的所謂物質文明在很多意義上已經達到了極限。能超越西方物質文明的哲學觀念是共存思想，是亞洲的多元文化主義。這種共存思想可能是中國古代自然主義思想的一種傳承，它既是人與人的共存，也是宗教和宗教、文化和文化，更是人類和自然的共存。
我覺得，在以建立亞洲聯盟為目標的基礎上，將環境和節能等問題作為共同哲學觀念提出來是可行的。中日之間或者說亞洲可以從緊急性和重要性出發選擇主題和領域，一個一個專案地進行合作。我認為現在能源環境是相當緊迫的重大問題，可以從這個領域開始合作。
另外，要創造亞洲新時代，有兩件事需要著重去做。第一是建立新的媒體，第二是建立新的學派和學校。現在有很多人已經開始為中日的互惠共贏採取最實際的行動，希望以後能建立起新的媒體，盡可能多介紹這樣的人和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