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亞洲不安定因素
朝核問題
周牧之：西原先生的想法我認為跟加藤先生的藍圖還是很接近的。然而無論是聯合體也好，還是一體化也好，亞洲的未來都取決於如何消除不安定因素，建立互信機制。
我大學時是學系統工程的，系統工程最重要的是如何去除雜音，維護一個系統。讓系統安定運行需要有一個負反饋的機制，把干擾系統的雜音降到最小限度或消除。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正回饋的概念，就是將原先很小的雜音放大，最後導致系統崩潰。所以系統工程說到底就是一句話，怎樣建立負反饋機制，消除雜音安定系統。
我們知道，朝鮮問題是東亞地區一個很大的不安定因素，按系統工程來講是一個雜音，有可能使我們這個地區更不安定。但你也可以建立超國家的負反饋機制，通過處理朝鮮問題使這個地區更加安定。中谷先生說過六方會談很可能成為東亞安全保障機制，就請中谷先生把這個事情講得更具體一點。
中穀元：有關東亞安全保障的問題，中國主辦了五次六方會談，在第四次會談時達成聯合聲明。但美國主張朝鮮先棄核然後再驗證，而朝鮮說如果先驗證才放棄核，到底哪個先做並沒有達成一致。之後又發生了一系列事件，朝鮮的態度也變得很強硬，能夠緩解這種狀況的首先是中國。在某種意義上說，六方會談將成為東亞安全保障的核心，期待中國在這方面多做努力。
加藤紘一：每個國家都在走各自的發展道路，像王先生說的那樣，只建立一個協商體制到底可不可行，我們必須好好想一想。另外，如果我們近鄰中有像朝鮮那樣貧困而又面臨外界外交壓力的國家，我們應該努力讓他加入國際社會。
中穀元：朝鮮是否擁有核，這是將來安全保障問題的一個分歧點。如果朝鮮有核而日本不擁有核，日本就要加強跟美國的安全保障合作，日益脫離亞洲。另外，日本可能會出現也應該擁有核、應該加強軍事力量的議論。因此為了保證亞洲的安定，中國需要努力促使朝鮮核問題放到六方會談上來討論。
徐輝：我們的討論越來越涉及實質問題，越來越坦率。我這裏也提一個問題，不管印度、中國還是朝鮮面臨什麼具體問題，他們也需要生存，希望達到日本人那樣的生活水準，但又沒有先進技術。
而這恰恰給日本提供了一個合作的契機。日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先行一步，從西方學了很多技術和管理模式，並打入了包括整個亞洲在內的世界市場。日本在發展過程中從這些發展中國家獲益，現在有責任來回饋這些國家，由日本提供技術和合作，幫助這些國家共同發展。
我覺得這是日本對亞洲對世界做出的貢獻，這樣做會帶來和平，帶來大家能夠接受的亞洲共榮和繁榮。這正好強化了我的一個觀點，如何轉化衝突和危機，使壞事變成好事。
說到朝核問題，我覺得能把它變成中日合作的契機，變成中美相互增進瞭解、增進友誼的契機，變成整個東北亞日韓中三國合作的契機。其中關鍵在於採取什麼途徑來解決問題，是採取傳統的以強欺弱的強制外交方式，還是採取合作的方式？冷戰結束後的歷史表明，美國在很多問題上都採取了強制外交方式，但都導致了戰爭和武力衝突，所以說這種做法是不符合時代潮流的。
戰後50年，日本是和平國家，發展經濟走民主化道路，從來不採取強制外交方式來迫使別國讓步，這也是日本戰後被其他國家接納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朝核問題上，中國可以勸朝鮮做出讓步，同樣日本也有責任勸美國不要一味採取強制外交，而應該向日本學習走和平的道路，我覺得這是我們中日兩國應該共同做的事情。
王英凡：講到朝核問題，中日有共同利益，就是朝鮮不能搞核，必須維持東北亞和平穩定。如果六方會談最後能實現我們的目標，那麼對東北亞安全來講，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能不能以六方為基礎建立一個東北亞合作機制。
如果真的通過六方會談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然後六方逐漸增加互信，那麼東北亞安全就比較有保障，不僅對東亞，對整個亞洲和世界和平都是有好處的。所以為了這個目標，我們要有耐心，還要繼續不懈努力。
互信問題
周牧之：我們談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怎麼樣形成互信，這也是中日之間最大最根本的課題。鈴木先生提過一個非常好的想法，就是需要有新的媒體來促進中日互信。
鈴木寬：在資訊社會論當中，有一個網路共同體的概念，它有兩個形式，一個是地區性共同體，另一個是主題共同體。如果能夠這把兩個形式分清楚的話，我們的討論可以更進一步。
談到安全保障問題，地區的概念是絕對不能回避的。我認為亞洲的合作，應該從易處著手。亞洲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還包括了幾千年的思想、哲學和文化，還有在這裏生活的人民，這些都是巨大的財富。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創造成員之間能夠持續進行交流，能夠不斷深化的交流。
創造亞洲交流共同體關鍵在於如何增進相互理解。民意測驗顯示，到過中國或有中國朋友的日本人都對中國有好感。但一般人很難直接到中國或擁有中國朋友，這樣他們就只有依賴媒體等間接資訊。
因此我們要強化促進互相尊重、加深日中合作的媒體編輯方針，按照這樣的方針和論調做出更加積極正面的報導，培養具備一些編輯能力和才能的人才，報導中日的相互尊重和善意，我覺得有必要主動培育和發展這樣的媒體。
張平：只有在增加相互瞭解的基礎上，才可能談到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礎。原來兩國只能依靠本國媒體來瞭解對方的情況和資訊，但現在出現了以網路媒體為主的新興媒體，我們要借助網路媒體這個新形式，來做國際間的交流。
順應民意、維護各自國家的利益，是一個有良知的媒體從業人員或媒體管理者所應遵循的目標。現在中日兩國的民意是越來越重視兩國關係，所以我在此呼籲我們各自媒體的從業人員和管理人員都應該從維護本國利益出發，為促進兩國的相互瞭解和互信多做貢獻。
加藤紘一：日中在亞洲都是大國，我認為我們都應該培育出自己可以引以為豪的部分，然後讓對方對自己能夠引以為豪的這部分予以尊重。日本如果在基礎科學、應用技術方面，創造很多優良的財產，重視對青少年的教育，自然會贏得亞洲各國的尊重。如果日本能把這些知識財產慷慨地轉讓給其他國家，將會贏得更多的尊重。
陳昊蘇：在我們考慮亞洲前途時，都意識到中國和日本負有光榮的責任，我現在講的是應該強調道義上的責任，而不只是說經濟力量如何強，科學技術如何進步。
道義就是中國古代所謂的“文王之德”。你要讓全世界能敬仰你，擁護你，當然不是聽你的指揮，而是你能預見世界前進的方向，你要用仁義道德團結世界得人心。亞洲文明很古老，如果亞洲光大發揚自己的文明，扭轉西方國家幾個世紀以來弱肉強食的霸權主義潮流，將會贏得世界的尊敬。
林芳正：我們應該將北京東京論壇這樣好的日中交流平臺保持下去，面對面的溝通是建立互信的最好方式。
亞洲意識
國分良成：對於今天的討論，我想歸納三點：
第一點是大家談論的亞洲原本是中華世界，近代以來日本存在感增強後被多用的概念。今天在亞洲各國都進行過很多問卷調查，不論哪個調查我們都會發現，亞洲人意識最低的是中國和日本，其他國家則顯示出較高的數位強調自己是亞洲人。
這意味著什麼呢？雖然我們都說要跟亞洲合作，但在現實過程中，我們作為亞洲人的意識並不是很高，如何重新構築地區合作我們還做得很不夠。
第二點，日本一直在反復討論亞洲價值這個問題，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亞洲是多樣性的，但討論到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今天我聽了中方代表的發言，我發現與日本相比，中國人在承認亞洲價值的同時，又在追求一種更普遍的價值，從這個價值中尋找意義。我認為這對於中國將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第三點，不論是中國還是日本都應該有一個未來藍圖。今後比起日本，國際上恐怕更重視中國怎麼做。日本也一直在不斷努力，但可能還是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講，今後日本和中國應該在國際社會中去進行國際和平貢獻的競爭，在競爭中就亞洲在國際中能做哪些事情提出各自的建議，並付諸於行動。在這方面我們有很多共同合作的內容。
周牧之：中國在變化，亞洲也在變化。25年前，沒有人能想像到中國今天的面貌，也沒有人能想像到日中各界的領袖能坐在這兒，開誠佈公地談亞洲的未來。中國和日本，亞洲都在變化，問題是我們要把亞洲變得更符合我們共同的理想。所以我們今後還要繼續探討未來討論，最終促使中日形成一個可以共同享有的美好的亞洲藍圖。（來源：《環球》雜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