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幾天來日本國內的上述動向，人們可以很清楚地得出如下結論：儘管日相及其助手在有關談話招致各方嚴厲抨擊之後忙加解釋，既強調安倍內閣繼承“河野談話”的態度“沒有任何的變化”，又強辯安倍否認的只是“直接的”、“狹義的強制性”的定義，但都無法消弭各方對安倍的“誤解”。各方都認識到日相的談話，其實是與“思考會”和政調會長中川相互呼應的。那麼，曾在去年走馬上任之後許諾繼承“村山談話”與“河野談話”，從而贏得中韓之旅果實的安倍，為何在這個時候與“思考會”在有關問題上保持統一或近似的口徑？這是否意味著“態度模糊”的安倍在黨內面對著極大的右派壓力而不得不調整其態度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得重溫安倍參政及其突然走紅的背景，也得重新審視安倍內閣的特徵及其具體任務。
“修憲內閣”的自我定位
誰都知道，52歲的安倍之所以能夠壓倒群雄攀上首相寶座，首先歸因於其家庭的政治背景和血緣，日本論壇有人稱之為“政治遺傳子”。他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的公子，更是前首相也是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和前首相佐藤榮作的侄孫。憑著如此的“豪門”出身，他在自民黨內自然是平步青雲。不過，相對而言，安倍晉三直接參政時間略晚，他是在1993年安倍晉太郎去世後才當選國會議員的。不過，在此後的自民黨的政治活動中，安倍與現任政調會長中川昭一上世紀70年代自民黨內極右少壯派“青嵐會”發起人之一中川一郎之子，就一直是黨內主張修改歷史的右派集團的重要成員。1997年2月，前述要求修改“河野談話”的“思考日本的前途與歷史教育年輕議員之會”2004年，刪除“年輕”二字成立時，中川昭一是代表，而安倍晉三則為事務局長。由此可見，安倍與“思考會”和中川關係之密切，他們對歷史問題的基本看法並無不同之處。正因為如此，安倍在組閣時，除了論功行賞外，就是將其志同道合的“同志”拉入內閣或者委以“首相輔佐官”的要職。據日本媒體報導，在安倍內閣的18名大臣當中，就有11名是屬於積極主張修憲派兵的“日本會議議員聯盟”的成員。
瞭解了安倍從政後所走過的道路及其內閣的成員的基本傾向，期待安倍首相在當政後由於“實利”而在一夜之間改變其史觀或態度是不可能的。至於他在上臺後之所以突然訪問中韓，並在這之前發表一些諸如繼承“村山談話”、“河野談話”的言論，並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採取“不說去也不說不去”的態度，當然是出自外交考慮的權宜之計。因為，當時擺在安倍面前的道路十分清楚，他只有坐穩江山，先贏得補選的勝利及應對今年7月的參議院大選，才能肩負起完成戰後以來日本保守陣營夢寐以求“修改憲法”的“悲願”。而要坐穩江山，“訪問中韓牌”無疑是有效的王牌。
試探各方容忍底線
不久前，一名保守的日本知名外交戰略家曾對安倍口念“村山談話”經、“河野談話”經，含糊其辭的言行表示如下的“高度諒解”。他說道：“安倍是一個有信念的人，我想他會斟酌適當的時機，在內閣會議上改變‘河野談話’與‘村山談話’。”在這名日本戰略家眼中，“有信念”的人自然是指繼承岸信介主張修憲擴軍路線，否定戰前日本侵略史的“志士”。在這一點上，安倍將內閣定位為“修憲內閣”，並在上臺後短短的幾個月期間，通過了“教育基本修改法法案”及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毫無疑問地獲得了黨內外鷹派的一致讚賞。至於安倍這回急於變相否定“河野談話”，固然可以解釋為旨在加強他在黨內保守集團的“求心力”，藉以回應一部分人士對其“軟弱”“無能”的抨擊。但認真分析，是反映了他對“流露真情”時間表的“斟酌”與判斷。也可以理解為，這是日本官方對各方所能容忍底線的一種試探。然而，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一個共同的結果是：日本因此再度被送上國際輿論界的“被告席”，各方也認清了安倍首相的“模糊史觀”其實一點也不模糊。如此之“誤解”，顯然不是安倍首相一封“致歉信”就能冰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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