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4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刊登社論說，太百案的關鍵，在於吳淑珍、陳哲男、黃芳彥及馬永成等有沒有“介入經營權之爭”，至於他們是否“直接”或“間接”收到禮券，則是其次的問題。不能捨本逐末、倒果為因。
吳淑珍若“介入”了經營權之爭，這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陳水扁就非下台不可。而吳淑珍是否“介入經營權之爭”，則要看陳哲男、黃芳彥及馬永成等有否介入。
社論說，就已經揭露的案情來看，陳哲男為李恆隆及章家父子穿針引線等情節已獲證實，且李恆隆也供認送了陳哲男三百萬元禮券。這使陳哲男不易開脫，亦使檢方必須面對。因此據稱，陳哲男已被列為貪汙瀆職的被告。
接下來，就要看陳哲男是“打著府邸旗號”的個人行為，或其實是府邸共犯結構的一員。諸多重大情節顯示，陳哲男是“共犯”之一；比如，陳哲男與馬永成曾至少在扁府接見李恆隆兩次。再者，陳哲男若未“介入”，或未發生關鍵性作用，李恆隆豈會致贈三百萬元禮券？因此，檢調若查出陳哲男的三百萬禮券有對價關係，事涉貪瀆，亦是意料中事。
接下來，陳哲男若“介入”，則黃芳彥算不算“介入”？就已經揭露的案情來看，黃芳彥見證“密約”及勸退蔡家，皆是扮演臨門一腳的角色，其“介入”的程度顯比陳哲男還要核心還要深。當然，他收到的一百萬元禮券，也顯有對價關係。
社論指出，如今的問題是：檢調已經不斷放話稱，黃芳彥不是公務員，所以他即使“喬”經營權，或收禮券，皆不涉犯罪。但是，黃芳彥是否“介入”經營權之爭，仍是在社會公義及政治認知上首先應當查明之事；至於是否須負法律責任，可作別論。何況，倘若證實本案有公務員為共同正犯，則黃芳彥雖不具公務員身分，同樣要負共犯的法律責任。人民正在等待答案：收了一百萬元禮券的黃芳彥究竟有無“介入”經營權之爭？
再接下來，倘若陳哲男、黃芳彥及馬永成“介入”了經營權之爭，進一步即應查明，在本案中與馬永成及黃芳彥有密切互動，且在玉山官邸數度接見徐蔡兩家的吳淑珍有否“介入”？府邸方面如今的主要解釋有二：一、有人打著陳水扁府邸的旗號；二、吳淑珍只是“關心”而已。
社論再指出，議論的焦點卻是：一、“關心”與“介入”的界線何在？二、吳淑珍既已公開在官邸亮出自己的旗號，何須他人假借她的旗號？
就憲政體制言，連馬永成及陳哲男都沒有資格過問太百經營權問題，何況是吳淑珍！檢調若要將陳哲男、黃芳彥、馬永成“介入”的事實，與吳淑珍“亮出旗號”的事實，加以切割，最後起訴了陳哲男、不起訴黃芳彥，簽結吳淑珍，恐怕要費很大的筆墨！
社論認為，其實，吳淑珍與陳水扁現在首應面對的是“良心審判”，其次才是“司法審判”。司法審判部分，倘若檢調人員吃案，自可能採信“別人打著府邸旗號”、“只關心，未介入”、“金孫滿月禮”及“友人集資購買”等說詞；這些都是兩年半以來檢調縱容府邸串證及湮滅證據下的精華版本。然而，問題是，在以社會公義及經驗常識為基礎的“良心審判”上，陳水扁及吳淑珍禁不禁得起考驗？站不站得住腳？能不能不下台？
何況，就司法審判而言，現在陳哲男“介入”已甚明顯，黃芳彥“介入”亦是有目共睹；而本案偵查的重心，亦應從“禮券授受”的枝節，全面轉移至追訴馬永成、陳哲男等公務員的角色。然則，未來倘若“起訴”了陳哲男，將如何“不起訴”黃芳彥，又如何“簽結”吳淑珍？
吳乃德等數名傾綠學人連署發表專文指出：“政治領袖及其周邊人士涉及弊案……令人遺憾的是，政治領導者卻以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並公開宣示：“我們呼籲陳總統慎重考慮辭去這項（總統）的職務。”
社論總結說，的確，這是陳水扁及吳淑珍應當“反省”的時刻。與其去試探檢調的風骨及能力，不如坦誠回應社會的質疑，並紓解台灣的痛苦。陳水扁夫婦不宜硬要在“司法審判”的戰場上鏖戰到底，而應對“良心審判”進行反省，主動下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