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面展示大陸醫療痼疾
①過度治療 重複檢查 濫用藥物
家屬稱，患者住院期間，“67天做了588次血糖分析，299次腎功能檢查,平均每天4.5次,而且每天都乘4，不知道這個4倍是什麼意思？67天做了血氣分析379次，化驗血糖輸液1692次，輸血968次……”對病人的單項檢查每天需要重複這麼多次嗎？化驗的目的是讓醫生準確地瞭解患者的病情，對症下藥。可是，醫院為了創造利潤、科室為了完成任務，在他父親身上，一天做痰培養54次，結論是1次有菌、其他53次未查獲真(細)菌。同一天化驗竟然出現兩種結果，醫生到底應該依據哪個來治療？再比如，一天用328根吸痰管，相當於4分鐘吸痰一次，對於他父親這樣插著呼吸機的危重患者來說，哪還有正常呼吸的時間？
全國各地醫療機構正在上演著一場規模浩大的“軍備競賽”，大小醫院爭相進口最先進的醫療檢查設備。設備越先進，收費越高，利潤相應越大，從而導致患者“不該查的查了，應該簡單查的複雜化了”。統計表明，目前中國大型醫療設備使用頻繁，但經檢查發現病症的只占檢查人數的30%，遠遠低於衛生部要求的陽性率達60%的標準。也就是說，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做了不應該做的高價檢查。（北京新華網）
在住院收費的明細單上，記載著翁文輝使用過一種叫氨茶鹼的藥物，但是翁對氨茶鹼有嚴重的過敏反應。還有，據患者之子翁強稱，進口藥品“珍怡”是生長激素，會刺激腫瘤增生，使用禁忌症清清楚楚地標明：“有腫瘤進展症狀的患者和嚴重全身感染等危重病人在機體急性休克期內禁用”，但主治醫師王雪原在一份證言材料中證實，從6月1日起，醫院給其父用了“珍怡”。（北京cctv網）
②醫生開大處方習以為常
翁文輝這位古稀老人在醫院繳納的收費帳單顯示，他最多一天輸血94次。有人感歎，“我這個不懂醫學的人都知道，輸一次血的最小單位是100毫升，輸血94次即輸進9400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總量只有4500毫升左右，這就相當於一天給老人全身置換血液兩次多，這可能嗎？有必要嗎？醫生出手如此之狠，說明他們開大處方習以為常，根本不覺得這樣做有違醫德！”再看輸液，某日的輸液量竟多達78604ml。醫療常識告訴我們，即便是心臟功能極其強健的人，一天內也不可能承載如此之大的輸液量，更何況是一位患了癌症的老人？（北京人民網）
③偽造病歷 帳目混亂
事件調查專家組稱，病歷有偽造塗改跡象，尤其是2-8頁。家屬表示，“最讓我弄不明白的是我家人在8月6日去世，但是8月8日還在做痰培養的檢驗。”“住院67天，醫院收了88天的錢，而且到了8月15日結賬時，預交款剩餘的8萬元成了零。”對於患者家屬強烈質疑藥費和化驗費，二附院調查組於9月下旬向患者家屬遞交了一份初步調查報告。調查報告顯示，在用藥方面，醫院不是多收了就是漏收了，沒有一份收費單據合格；化驗方面，收費單比報告單多出128次，2119份病房化驗報告單中，合格的只有35份。（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還有一些院方解釋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ICU（重症監護病房）主任于玲范解釋之所以有時候一天在帳單上用血量達到一萬多毫升，是因為血庫用血緊張，所以經常一次取出幾天的量。而輸血科主任丁巾則一口咬定，絕不可能有這種情況；再比如對於一天之中輸血94次，也就是輸了94袋血製品,護士長郭曉霞最初說完全有可能，但是記者後來詢問她輸一袋血，最快要多長時間，她脫口而出：“以前最快半個小時輸過一袋，再快病人心臟就受不了了。”但她剛說出口就意識到語失，記者追問：“假如24小時都用這種最快的速度，能輸多少血？”她想了想說“沒有算過”。（廣州《南方都市報》）
病人家屬在醫生建議下，自己花錢買了400多萬元的藥品交給醫院作為搶救急用，但外購藥品多數不翼而飛。患者之子翁強稱，發現問題後，買藥都買兩份，買一份怕父親用不上。（北京《娛樂信報》）
④患者處“弱勢地位” 知情權難以保證
醫院的ICU對於外部監督來說，是一個天然“黑箱”，這就造成了監督的缺失。首先，ICU的病人都喪失了行為和表達能力，喉管被切開，身上插滿管子，手腳被綁在病床上，身上沒有衣服，只蓋床單，聽憑醫護人員的擺佈。而病人的家屬又不在身邊，也不能探視，只能聽護士轉達病情。並且用藥過程也無法監督，究竟用了多少藥輸了多少血，都只有?邊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屬說的：“就是他們虐待病人，我們也沒有一點辦法。”
記者曾見到翁文輝用鉛筆潦草地寫著“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帶我回家”等字條，是患者在護士短暫離開的間隙給家屬留的。可當記者詢問患者家屬，既然對ICU病房的工作人員已經不信任，為什麼不投訴呢？翁文輝之妻富秀梅哭著說：“我們不敢呀，老伴的喉嚨已經被割開了，離開呼吸機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要是得罪了他們，老頭要受更大的罪呀！我們只有變著法兒討好他們，後來他們全科室吃飯我們家都包了，每天都給他們送飯。”（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背後，隱藏的是醫患雙方資訊極不對稱，患者和家屬的知情權沒有得到保障。患者翁文輝去世以後，其親屬說一直沒有複印到完整的病歷。翁家認為正是因為他們既不懂醫學也不知情，才使得各種亂收費不斷出現。由於患者大都不可能有全面的醫學知識，對病情需要做哪些檢查、用些什麼藥，都是由醫生作出決定，患者只能“無條件”服從，一旦有患者或家屬想要爭取自己的知情權，說不定就有可能招致醫生的某些“刁難”或是“暗算”，最終吃虧的還是患者。因而患者相對于醫院和醫生來說，一般都處於“弱勢地位”。哈爾濱“天價住院費”事件中的患者家屬就是想到“老人的性命掌握在醫生手中”，因而不敢向醫院索要收費帳單的。（北京《中國青年報》）
2、醫生職業精神失守更令人擔憂
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距今已經4個月了，然而，從院長、主任到醫護人員，不是“理直氣壯”，就是選擇沉默。唯一例外的是主治醫生王雪原。促使他“站出來說出事實”的，是“一個醫生的醫德”，“一個人做人的底線”。儘管他深知這要冒被指為“背叛”的風險。天價醫藥費的發生並非偶然，被亂收費的恐怕也不獨翁文輝老人一人。濫開大處方、高收醫藥費、小病大治等怪現象已被社會詬病久矣，何以站出來揭露的醫生卻寥寥無幾？這不能不讓人質疑醫者職業操守的滑坡。
由天價醫藥費暴露出的管理之漏洞、體制之弊端，已成眾矢之的。然而王雪原的話，卻讓人深長思之：一個管理不善和需要改革的體制，引發天價醫藥費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更令人憂慮的，卻是一個職業的道德操守的失守。
醫療體制改革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為中國百姓心頭所系，可是，療救醫界的職業操守可能更為急迫。把所有板子都打在醫生身上，或許有失公平，其實，由體制之弊帶來的業界職業精神失守，並非僅僅局限於醫院。倘若一個職業醫生在工作時卻走向自己職業精神的反面，且不以為恥的話，才是真正令人心悸的後果。（北京《人民日報》）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作為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患者翁文輝的主治醫生王雪原稱，“醫德滑坡其實是體制問題”，好像是在傳達這樣一種意思：醫生本來都是道德高尚之輩，如今道德滑坡了，是一個叫體制的東西在逼著他們這麼幹-----顯然，這種描述帶著強烈的道德責任推卸意味。
在醫德滑坡中，到底是醫生在行惡，還是體制在行惡？顯然，肯定是醫生。醫德滑坡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存在，它對應著現實中許多實在的人作著實在的惡，它可以具體地表達為一個醫生亂開大處方，一個主任亂改病人病歷，一個護士長濫拿回扣等等，而體制恰恰是抽象存在的。因此，醫德滑坡下每個具體的惡，還是要每個具體的人自己直接去承擔，你沒有任何藉口。（南京《江南時報》）
細品中國法律體系，某些特定的職業操守其實就是法律義務，醫生的職業操守亦是如此。多年來，一旦發現醫生的不義之舉，如果不是明顯的醫療事故，我們往往習慣於對其職業道德淪喪的譴責，而很少有人追究其法律上的不作為。結果，一些違背醫生職業道德的行為接受完道德上的指責就草草了事，而沒有獲得應該有的法律評價。
毫不諱言地說，“救死扶傷”既是醫生的職業道德也是他的法律義務。而任何市場化的改革都必須遵守業已生效的法律，所謂醫德的淪喪不僅僅是市場化的改革為其提供了道德淪喪的漏洞，更是醫療事業的主角漠視了法律的存在和尊嚴。（北京《工人日報》）
3、專家“走穴”也是抬高醫療費幕後元兇
患者翁文輝家屬曾稱，“除了醫院開的那些收費單，還有翁文輝在住院期間召集的專家會診，一共用了將近1000萬元。有次會診，光是一個專家的出診費就用了30萬元。”那麼，患者家屬自購的藥品是否過量？自購的建議是否主要來自北京專家組？會診的收費是否過多？北京部分專家是否涉嫌違規“走穴”？據瞭解，哈爾濱市會診收費的標準是：院際會診每次200元(外埠400元)。有關人士認為，如果某專家為翁文輝一次會診收費30萬元屬實，那麼收費標準明顯違規。（廣州《南方都市報》）
據瞭解，按照2005年7月1日開始施行的《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邀請會診的醫療機構(邀請醫療機構)擬邀請其他醫療機構(會診醫療機構)的醫師會診，需向會診醫療機構發出書面會診邀請函。會診醫療機構安排醫師外出會診。邀請醫療機構支付會診費用應當統一支付給會診醫療機構，不得支付給會診醫師本人。會診醫療機構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付會診醫師合理報酬。
儘管存在這樣的明文規定，但是，專家如果私自出診並且叮囑患者家屬不得聲張，大概是沒有人敢於“洩露風聲”的。當然，如果專家與自己所在單位“達成共識”，即外出會診可以“市場定價”但必須與單位“分享”，則管理規定就更會形同虛設……普通人都能想得到的規避方法，醫療管理部門不可能不知曉。但是何以昂貴的專家出診卻有日益氾濫之勢呢？
患者及家屬在醫生、醫院面前的極端劣勢地位，與後者難以受到有效的監管與制約，共同導致眾多患者遭受無情盤剝，乃至臨死前還可能被最後勒索一把。醫德固須提倡，但沒有監管與制約，金錢的誘惑力必將良知撞得粉碎。（河北《燕趙都市報》）
目前人們對醫療腐敗的聚焦點往往集中於藥價虛高上，其實，“專家”的“走穴”也是抬高醫療費的幕後元兇。大家想一下，一個醫院高薪聘請專家來“會診”，其費用由誰來“埋單”？醫院肯定不會“自掏腰包”，最終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患者埋單。
一個時期以來，專家“走穴”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一些所謂的“專家”不時地游走於醫院內外，同時還有這樣一種怪像：甲醫院明明自己能會診，卻從乙醫院高薪聘請專家會診，而乙醫院能會診卻從甲醫院高薪聘請專家會診，表面看起來是在“互通有無”地整合醫療資源，其實，說穿了是在利用“專家會診”相互謀利。
專家會診是一種職業行為，必須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執行。專家會診所得必須先交單位，而後再從中得到一些提成報酬。否則，專家會診費統統悉數裝入個人腰包，必然會導致“專家愛財取之無道”的結局。要知道，僅僅靠專家們的自律是遠遠不夠的。（北京《新京報》）
天價醫藥費中隱藏著天價出診費，兩個天價共同“勾畫”了醫療體系的制度失范與道德失範。全面反省我們的醫療現實，似乎已經難以回避了。（北京《北京青年報》）
4、“高官親屬”傳言令人悲哀
幾天前，一個名為“‘天價醫院’的真相”的帖子就以內部人士的口吻稱：“患者自稱是某領導的直系親屬，入院後對醫大二院多方施加壓力，給予足夠的關照。”翁文輝是某領導親屬的說法，也在部分哈爾濱市市民中口耳相傳。
遵循常情，如果不是豪門人家，不會輕易拿出數百萬藥費；如果患者家屬不是底氣十足、勝券在握，不如膽敢如此叫板；如果事件不惡劣至極，觸犯眾怒，也驚動不了中紀委。該事件雖雲縈霧繞，卻逐漸峰迴路轉，市民懷疑患者是高官親屬，當在情理之中。遭受醫院荼毒的患者成千上萬，但只有翁文輝的家屬不肯甘休、不屈不撓，“折騰”的聲響最大；不甘醫院盤剝之苦，憤而反抗的患者絕非寥寥，但似乎只有翁文輝事件驚動中紀委；人身共憤的醫療事件為數不少，但只有這次影響最為深遠。再加上患者家屬非同小可的身家，種種反常凝聚一起，自然讓部分市民浮想聯翩。
這種傳言，倘若被證實，讓人無比窒息，因為它表明“朝中有人好辦事”在當下還有市場；倘若被證偽，則讓人悲哀，它昭示現實的求解路徑已經失效，或者起碼不能讓人寄予期待。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傳言的出籠都寓意無窮。它提醒世人：醫院中匪夷所思的亂象大行其道，通過正常的管道往往難以解決，必須依賴於非常手段的介入。這種傳言難道不是最悲愴的詰問嗎？（湖南紅網）
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患者翁文輝是某領導親屬的說法，在部分哈爾濱市民中悄悄流傳。這些疑問背後隱藏是這樣一個事實，即普通患者與醫療機構尤其是大醫院發生醫患糾紛，即便權益確實受損，一般也很難討到公道。
“翁文輝是高官親屬”，這樣的傳言其實折射出信任危機–––對衛生主管部門公正處理及對司法機關公平裁決的信任危機。尤其是衛生主管部門，與醫院有斬不斷的利益關聯，甚至與醫院“親如父子”，人們對其能否維護患者利益深表懷疑，加之一些地方衛生主管部門確曾袒護醫院，所以百姓對其心存芥蒂。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傳言的出現也是公眾對諸多領域內，正義能否最終獲勝表示懷疑的體現。因為道德滑坡、腐敗與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原因，公眾甚至已經不對正義能夠僅靠自身贏得勝利抱有信心。所以，在人們看來，正義獲勝一般都是“外力作用”的結果。這折射出的實際是權力大於公理的非健康社會形態。於是人們就難免使用關係甚至行賄方式求取權力介入紛爭，這樣即便最終討還公道，但社會也付出了代價。（河北《燕趙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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