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評社香港4月9日電／经验已经证明，政府，尤其是追求GDP政绩的地方政府，从来都很难正确定位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
中国经营报发表文章说,温州经济正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而这个风险恰恰来自于当地政府。
温州模式乃是哈耶克所刻画的市场自发秩序的范本。温州人没有依靠任何优惠政策，也没有依靠权力寻租，而仅仅依靠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创造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这是一种大体上公平的增长。自发的市场秩序天然地倾向于使财富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之间比较均衡地分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州模式。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曾比较说：“苏州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万多元人民币；而同等的人均GDP规模，上海人均收入两万多元；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庆，城市人均收入也达到了8000元。”因此，媒体用“贫困的苏州”来形容苏州模式的社会后果。
其实，苏州模式就是过去十几年各地普遍奉行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政府强力主导、拼命吸引外资、依靠高投资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因为这种增长模式是政府主导的，它必然使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地向政府倾斜；因为增长是依靠投资驱动的，所以，社会财富分配又向资本、向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倾斜。至于民众的福利，并没有随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
当整个社会在反思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呼吁让民众分享增长收益的时候，温州模式就显得格外珍贵。政府的“无为而治”，是温州市场秩序自发发育、财富均衡分布的制度前提。
不过，国人从来没有真诚地相信过市场。他们不愿意相信，市场自发形成的温州的产业结构，就是最合理的产业结构。
于是，时至今日，据说温州决心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民引外、民外合璧”，为此，温州市政府提出了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和“12345”工程。
危险正在因此而逼近温州。
引进外资当然没有错，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似乎也很合理。问题在于，是谁在做这些事情？而在温州，未来主导招商引资、产业优化的，不再是充满了想象力的温州企业家，而是掌握着权力的政府官员。真正的危险在于，无为而治的温州治理传统将要终结。一个类似苏州那样的强势政府可能出现在温州，而这将意味着温州模式的终结，及其与目前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式的暗合。
有学者善意地分析说，政府的介入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一个政府从“无为”到“有为”，只要定位正确，合理界定在哪些方面“有为”，其对经济将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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