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是海洋世紀，是開發海洋的時代，一個發展海洋經濟的高潮正席卷而來。在這個背景下，世界臨海國家紛紛制定海洋開發戰略目標，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和布局，實施發展海洋經濟的對策和措施。我國作為一個海洋大國，國人更不甘落後。2003年5月，國務院在《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中就指出：“海洋蘊藏著豐富的生物、油氣和礦產資源，發展海洋經濟對於促進沿海地區經濟合理布局和產業結構調整，保持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在這個綱要指引和鼓舞下，沿海各省區聞風而動，紛紛提出開發海洋、振興海洋的口號或制定相應的戰略，形成向海洋進軍的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逆轉。
然而，衆所周知，任何經濟的發展都必須得到文化的支持，文化軟實力在當代社會經濟發展中正彰顯著巨大的作用。具有高度綜合性和高科技含量的現代海洋產業的發展，更離不開海洋文化的支持。實際上，海洋經濟與海洋文化的發展相輔相成，相互激蕩。但作為文化先導，海洋文化的發展就有超前意識、超前行為，既要為海洋經濟發展鳴鑼開道，奔走呐喊，大造聲勢，更要為它提供海洋科技、制度和精神文化的強大基礎，保障海洋經濟沿著正確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前進。但不盡人意的是，我國方興未艾的海洋開發事業與海洋文化研究之間尚有很大的距離，後者的成果甚為寥落，與海洋經濟的輝煌成就相比，顯得蒼白、血，使人倍感蒼涼。基於時代在呼喚開拓海洋文化研究，筆者不揣海洋知識淺陋，海洋文化積累欠充，做了海洋文化研究嘗試，以期跟上海洋時代前進步伐，回應時代的呼喚。
南海是我國最大的海區，我國人民特別是嶺南人民自古開發、資仰於南海，創造了以海洋經濟為重要內涵的南海海洋文明，彪炳中華文明史册。嶺南文化或珠江文化最重要的一個文化特質和風格就是它的海洋性，這主要是指“以海為商”所產生的各種文化成果。自古以來，嶺南人就假道海洋，邁出國門，走上與世界各地區、各民族交往的道路，吸收海外先進文化，滋潤、壯大自己，形成遠勝於內陸的海洋文化風格。恰是得益於這種文化風格，嶺南特別是廣東才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表現得有聲有色，對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作出重大貢獻。海洋波濤汹湧，變幻莫測。要超越海洋，深入海洋腹地，就要有冒險心態，不惜以生命為代價的價值觀，以及敢於面對大海、挑戰大海的大無畏精神。嶺南商幫、華僑，甚至婦女，自古遠涉鯨波，遠走南洋、歐美、大洋洲等地謀生，航行到商業利潤所在的一切地方，商品價值觀念、交換觀念、競爭觀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為嶺南人民最本質的一個文化個性。在當代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全球化和空間一體化背景下，廣東特別是珠三角洲經濟崛起，并成為世界經濟轉移和對外輻射的一個中心，其深層根源即在於嶺南文化或珠江文化所蘊涵的文化崇商性。由此帶來的社會經濟效應也是舉世矚目、有口皆碑的。古代有廣州為“天子南庫”之稱，當代有“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之諺，這實為海上貿易給廣東帶來的財富、繁榮與文明，其中也包括嶺南人的海洋文化品格。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說中國沒有海洋文化，沒有分享海洋所賦予的文明，僅從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就可駁倒其悖論；但這也說明，海上貿易確是海洋文化一個最主要的內涵。嶺南商品生產和交換也主要是借助於南海通道進行的，由此孕育、發展起來的海洋文化的潛質和優勢，無論在過去還是當代，已成為嶺南地區乃至珠江流域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強大動力和支柱。這對在當前社會轉型、世界產業轉移背景下，借助南海海洋文化的優勢和作用，有效地促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在區域和全球性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基於這種認識，本書在探討海洋文化基本理論及其與嶺南文化關系的基礎上，以時間為經，論述在地理環境作用下的南海海洋文化發展的歷程，嶺南人民適應海洋環境、開發利用海洋資源所創造的海洋文化財富在各階段的特點和規律、經驗教訓和利病得失，在我國以及世界海洋文明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等。繼以海洋文化各元素為緯，闡述“以海為田”的南海海洋農業文化、“以海為商”的南海海洋商業文化、南海海神崇拜、外來宗教、涉海語言、海洋風俗、海洋社會群體民文化、海洋文化最大的一個載體華僑文化，以及以海洋為對象的南海海洋文學藝術等，包括它們各自興起、發展的歷史進程、文化景觀、文化特質和風格、空間分布、歷史地位和影響等。筆者希望借助於這個寫作架構和體例，提供南海海洋文化的縱橫剖面，作為海洋文化的理論建設和開發利用南海滑潤資源的決策參考。但能否達到目的，有賴讀者鑒別和評判。
筆者涉海研究已有十餘年，先後在出版《南海大觀園》、《嶺南海洋國土》、《中國南海海洋國土》等論著，拙作即在吸收這些成果的基礎上，按照新興海洋文化學理論和方法，同時參考其他涉及南海海洋文化的成果而寫成。舉凡使用他人成果部分，都盡可能在文中注明，但相信仍有不盡之處，請有關論著作者見諒。
海洋文化在我國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南海海洋文化研究也還很薄弱，有大片處女地在等待著她們的拓荒者們來開墾。筆者希望作為其中一員，為此竭盡綿薄之力。由於筆者海洋科學知識不足，海洋文化理解差異，以及寫作水平限制和時間倉促等原因，相信拙作尚有許多不妥、可議，或謬誤、錯漏之處，希望讀者批評指正，使之至臻完善，是所欣幸。
特別要指出的是，本書選題先後被列入“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和廣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第十一次（2009年）資助社會科學出版項目。在本書的出版中，得到廣州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華南師範大學副校長、中山大學教授朱竑博士，在中山大學李寧利博士，廣東技術師範學院彭靜博士，《陽江日報》記者劉再揚先生等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中山大學出版社李海東先生一絲不苟地進行編校，在此，謹向他們致感謝之忱。
（中山大學教授司徒尚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