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廣州訊 商承祚（1902-1991），字錫永，號駑剛、蠖公、契齋，廣東番禺人。古文字學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21歲時憑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類編》一舉成名，被國學大師王國維稱為“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之一。抗戰後，隨金陵大學西遷，1940在長沙收購古文物，根據此行所著《長沙古物聞見記》被考古學界認為“開楚文物研究先河”。
書法篆刻精絕，他從小走的便是中國傳統文人的學藝路徑；打台球騎摩托，他卻是學生眼中不折不扣的“潮人”……
溫潤如玉，謙謙君子，他是個“老好人”；但在原則問題上，他從來不惜得罪人，為了阻止陳家祠和西堂拆遷，他頂著“阻礙廣東文化事業建設”的帽子四處奔走，甚至直言上書國務院和文化部……
他好“淘”文物，富於收藏，珍貴文物字畫頗巨；卻立下遺願，所有收藏不留給後人，而是悉數捐給博物館……
作為古文字學家，商承祚精於描摹，與時俱進，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作為考古學家，商承祚對於楚文化研究的開創貢獻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但在這些已經被符號化的成就背後，商承祚的文人風骨和鮮明性格似乎漸漸淡去。
其實，商承祚是個簡單的人。無論是謙虛謹慎地埋首書齋做學問還是為不平事奔走呼號，商承祚並非有任何創舉，只是一直恪守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本分”，但在那個風雲激蕩的時代，“慎獨”者又有幾人？放眼如今，能夠做到不為外力所驅者又有幾人？
因為純粹，因為簡單，所以偉大。本期世紀學人，帶你走進一個真正“慎獨”的學者商承祚。
年少時，商承祚的父親、晚清最後一個探花商衍鎏教導兒子：“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埋頭工作、不為名利、是非分明、從善如流、嫉惡如仇。”這幾句話，商承祚記了一輩子，也做了一輩子。
戰火紛飛，保護文物四處奔波風餐露宿
“我既非科班出身，又無任何學術頭銜，是一個白丁。”在文章《我的大半生》中，商承祚這樣寫道。的確，翻看商承祚的履歷，最高的學歷教育是“大學肄業” ——22歲時被推薦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讀研究生，只讀了一年便接到東南大學的教席邀請，專教甲骨文字。 商承祚一直自嘲“學書不成去學劍，學劍亦不成”，其實他與古文字的緣分早已結下。他哥哥商承祖曾說，弟弟很小的時候就經常將早餐的錢省下來到地攤上購買古字畫。當18歲的商承祚告訴父親決心學古文字時，商衍鎏說：“你學這行是找不到飯吃的，只能做個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
1920年，商承祚去天津拜著名古文字學家羅振玉為師，開始正式學習古文字，一年多以後，21歲的商承祚便寫成《殷土虛文字類編》一書，深得王國維讚賞，親自為書作序，謂“如錫永（即商承祚）此書，可以傳世矣！”並稱讚其釋字“精密矜慎，不作穿鑿附會之說”，商承祚也被認為當時最有希望治古文字學的四位後起之一。
少年成名，許多人據此認為商承祚是“天才”。然而，這“天才”卻是靠日夜苦讀換來的。商承祚自己回憶，那時白天在羅振玉家拓銅器銘文，晚上在伯父家攻讀有關《段墟書契考釋》的著作，“每晚從9點開始，一直讀到雞鳴”。羅振玉對自己的得意門生有這樣的評價，“論聰明，錫永遠不如昌泗，但錫永知道自己短處，實事求是地刻苦，將來有成就的還是他。”“商先生最大的特點在於找材料無孔不入，他還會和盜墓的‘土夫子’交朋友，確切了解文物的來龍去脈。”商承祚的學生、中大中文系教授曾憲通回憶。
即使身處亂世，商承祚從未放棄“眼見為實”。1938年12月，時在金陵大學任教的商承祚與劉銘恕等5人前往距成都90餘里的新津縣調查崖墓群，在一個多月的工作中，從一百多座已被盜過的大小崖墓中，收集到不少遺棄下來的文物，並在墓內椎拓一些帶有銘文的拓片。這是一項相當危險的工作，“墓穴口入口僅容一人出入，墓內光線毫無，靠手電筒照明。崖墓掘建近千年，墓內結構鬆化，不斷的塌頂、塌牆。在調查時，墓頂之上的裂石時有下墜，稍有不慎，就有被砸傷或砸死的可能。”晚年再回憶起這段經歷時，商承祚依然覺得“令人汗浹”。
1940年下半年，金陵大學令商承祚去湖南長沙收集一批文物以備成立博物館之用。那時的商承祚恐怕沒有想到，這次長沙之行會成為一場一年多的艱難跋涉。商承祚在回憶錄中寫道：由成都到長沙的路上，旅客稀少，間有土匪搶劫，或散兵騷擾，荊棘塞途，寸步難行，“在長沙環境艱難，時有警報，日寇飛機長飛臨上空騷擾，或在市郊投彈，搞得人心惶惶，晝夜不安，還有兩次日軍據長沙，雖短短數日後主動撤走，但為保護這些文物，我亦兩次倉皇攜帶文物到衡陽農村避難，備嘗艱辛。”一年多的艱苦換來了一部著作，對此考古學界評價：“有了《長沙古物聞見記》，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赤子之心，立遺囑將收藏文物悉數捐出
在深圳博物館的密封珍品藏櫃中，有一幅清代著名書畫家鄭板橋的《竹石圖》，家喻戶曉的《咏竹》“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亂崖中。千磨萬折還堅勁，任爾顛狂四面風”就題於竹石的右上方。這一幅珍貴的畫便是商承祚上世紀90年代捐贈給深圳博物館的。“光這一件，在當時就已經價值50萬美元。”商承祚的學生、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陳煒湛說，這只是商承祚捐贈的珍貴文物中的一件。
無論是北京的故宮、歷史博物館還是廣東的省博物館、深圳博物館，甚至是長沙、南京的博物館，許多國內的博物館都曾收到過以商承祚名義捐出的珍貴文物。“商老曾親口對我說過，這些文物，傳之子孫不如獻之國家，傳給子孫不知道哪一天被他拿去換錢了。”陳煒湛回憶。
這番話得到了商承祚之孫商爾從的證實，在他的印象中，祖父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留下話，走後將文物捐獻給國家。“祖父早年經歷過戰亂，看見無數的珍貴文物毀於戰火，認為個人的力量始終無法將這些財富保護得非常妥善。”商家後人一直遵循著商承祚的遺願，陸續將整理好的1200多件文物捐贈給全國各地的博物館，其中，一、二級文物超過60%。
商承祚的慧眼識珠讓許多散落民間的珍貴文物回歸博物館，其中就包括兩方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的端硯之王。1951年，商承祚以160元的“天價”購得一方黑黢黢的硯台，隨即告知廣東省博物館：“你們可攜款到我家來取。”博物館工作人員上門看後，認為價昂不要。商承祚也不急，淡淡地說：“你們何年來取都行。”兩年後，博物館終於來人了，原來那方不起眼的硯台便是廣東三大名硯之首的“千金猴王硯”，平時通體黑色，並不引人注目，但只需用濕布擦拭，便能清晰地顯現出生動的獼猴形象。十年之後的1961年，在商承祚的協助下，省博又以120元購得另一名硯“鬆鶴硯”。而另一方“碎石硯”卻始終不知去向。
對於商承祚捐獻的眾多文物，商爾從強調“祖父收藏都是靠自己的薪金所購，而非有些人說的‘商氏是官宦世家’來自祖傳。”商承祚好“淘”文物，早年把大部分薪水都花在了買文物上。
雖然商承祚對朋友很慷慨，但對於自己和家人卻有些“吝嗇”。1972年，商承祚一家搬到中大東南區1號後，除了添置幾張折叠坐椅和一張折叠桌外，就再也沒有添置新家具，五六十年代購買的家具一直用到他九十年代去世。“祖父在生活上對我們的要求是節儉、愛惜東西、有條理。不能浪費，他用過的紙張，反面還用於書寫，信封也是翻了再用。例如，在文革時候他所寫的‘交待材料’，就是在《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論文的稿紙反面書寫的。祖父家里有個舊的德國五音掛鐘（聽祖母說是在五十年代購買的二手貨），掛在客廳的牆上，每周上一次發條，祖父年紀大後，不能爬上去上發條，每周總是督促我記得上發條和按電台報時校準時間。掛鐘的發條斷過好多次，他總是要找人將它修好。”
為保古跡，怒斥“唯上命是從，不是正氣者”
“獨樂莫如眾樂”，這是商承祚常說的一句話。從孟子的“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到範仲淹的“後天下之樂而樂”，一脈相承的是知識分子的責任與風骨，在這方面，商承祚無疑是最傳統的踐行者。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如果沒有商承祚，或許就沒有今天的陳家祠。上世紀80年代，已經年逾古稀的商承祚看到陳家祠、光孝寺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舊址被占用遭到破壞，四處奔走呼籲：寫信向省市領導反映情況，數次與文管會交涉，盡力取得媒體支持。經過他十餘年的勞累奔波，這三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先後得以收回。
在1982年至1984年的日記里，商承祚完整地記錄了為中大西堂拆遷而奔走的過程。為了這座魯迅、何香凝、周恩來、郭沫若都曾留下足跡的小樓免遭拆除，一向溫和的商承祚成了“怒目金剛”。在1983年3月8日的日記里，商承祚這樣寫道：“與他們作了幾年的鬥爭，去年曾將之上告國務院、文化部文物局”。由於他的據理力爭，文化部文物局曾電函指示“西堂不能拆，如已動工，則立刻停止”。
因為和某些部門“對著幹”，商承祚被扣上了“阻礙廣東文化事業建設”的帽子。即便如此，當西堂被“違令拆除”時，他仍然力爭不止，當面斥責拆除西堂的中山圖書館館長“不問事曲直，唯上命是從，不是正氣者”，還親自去工地勸說，並兩次用加急電報報告國務院辦公廳和文化部，其中1984年4月13日給當時文化部朱穆之部長的加急電報電文長達174字。“那時候家里人的確會有看法，有時候晚上都快10點了，他都上了床，還有人來找他談論西堂的事情，家里人擔心他的身體。”商爾從說，無論是在家里討論事情，招呼客人，還是往來的路費電報費，祖父都自掏腰包。
在許多人的刻板印象中，研究古文字的學者都是些嚴肅、古板、無趣的老頭，但是商承祚卻讓人大跌眼鏡。他愛玩、愛吃雪糕、愛擺弄新鮮玩意，一直保持著如孩童般的好奇心，是個永遠走在時代尖端的“潮人”。
“你搞古文字這行，應當坐牛車啊”
“潮人”，這是陳煒湛和曾憲通對於老師商承祚的共同評價。研究古文字的學者給人的印象通常是嚴肅而古板的，商承祚卻是中大有名的“老頑童”。一則在康樂園廣為流傳的段子便是：中大學子經常會在路上碰上這樣一個老頭問路：“我叫商承祚，請帶我回家。”
從年輕時起，商承祚便是“大玩家”。十來歲時，商承祚與伯父居住青島，每日下午常至長里餘寬約三丈的海邊的長堤垂釣，所得皆黃鱔無另種魚。並且非常喜歡放風箏，風箏有名紙鳶，其品種有鷹、雁、蝴蝶等。童年時他多動手自己製作，他還特地記錄下扎風箏的要領：“鷹左右相等，糊制時，須用兩條相等的線，在翼上拉好，糊紙時力求相等，否則飛上高空會不斷翻跟鬥。”
及至成年任教於北平，商承祚的“玩性”更是不減。在他的《我的大半生》中，詳細記錄了這段時期的生活：每星期六晚去打台球，甚至通宵達旦以為樂，因為入迷，夜臥床上，以帳頂作球台，回憶某次球位打不到的原因在哪裡，而不覺疲憊。又買了輛摩托車，俗稱電驢子，以便於訪友，常騎在長安街，因街道寬闊即與汽車競賽，熟人見了都為之擔心，他們說“你搞古文字學這行，應當坐牛車啊！”。後來又想買小汽車，但父親不同意，說：“摩托車小，易避讓人，汽車大，容易出事，人命關天，後事難以想象，不同意。”於是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這種對新鮮事物如孩童般的好奇心，成為理解商承祚的關鍵詞。“當時許多人讀他的文章，以為他是長袍馬褂，見了面才知道是西裝革履，而且打火機、折骨傘這些新鮮的玩意他都有。”曾憲通回憶，1976年中大唯一一部彩色電視便在商老家里。
商爾從對祖父晚年的形容是“童心未泯”，“80年代初到香港看見一個會叫會動的電動鸚鵡玩具，給曾孫買了一個，自己也買了一個，掛在客廳的圓拱門中間，這鸚鵡與客廳古樸的氣氛相比顯得有點特別，來的客人總會問這是什麼，他就會打開開關，讓電動鸚鵡嘰嘰喳喳地跳一下，自己也不亦樂乎。”
“三條腿的馬”和“吊死鬼的美人”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在《陋室銘》中的這句話，對於商承祚來說，或許應該改成“談笑有鴻儒，往來常白丁”。在後輩們的眼中，商承祚是個儒雅卻沒有架子的人，他能與名士相談甚歡，也會和中大的保安門衛打成一片。晚年時，穿著唐裝白綢褲、手里拿著雪糕的商承祚甚至成了康樂園一景。晚年，商承祚免費為書法愛好者傳授技藝，商爾從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每周日家里總是門庭若市，七十年代時，書法愛好者以工廠工人和教師居多，他總是來者不拒。遇到學書法的人或其他早年朋友家庭生活上困難的，還給予經濟上的接濟。”
商承祚秉承父親“不做官”的教誨，一生唯一一次和官場打交道是1944年為了生計在重慶擔任鹽務總局幫辦秘書。因他不熟悉官場，所以在兩年多的秘書工作中，從未擬過一份官場式的文稿，卻常去古玩商店逛逛，練練書法，或收集文物字畫，或開個人書法展覽。在這一時期，商承祚認識了許多當時的文藝名流，如著名畫家徐悲鴻、張大千，還有郭沫若。
商承祚與徐悲鴻友誼深厚，兩人經常談論書畫，有一次商承祚看著徐悲鴻的四幅畫說：“我和您提個意見好嗎？”徐曰：太好了。於是取一幅奔馳的野馬，曰：“三條腿的馬”；取一幅垂尾回顧的坐貓，曰：“狐狸尾巴的貓”；取一幅竹，曰：“甘蔗的竹”；取一幅仕女，因頸子略長，曰：“吊死鬼的美人。”說完兩個人大笑不已。徐曰：“自到重慶以來，只聽一片讚揚聲，既未聞意見，更談不上這樣好又尖銳的批評，此之謂知友！好，我請你吃午飯。”晚年每想起這些往事，商承祚仍若有所失。
在原則問題上，商承祚向來“不給面子”，即使對朋友也不例外。同為古文字學者，商承祚與郭沫若經常討論學術問題，是“一起吃擔擔面、手撕雞”的交情。但 1965年郭沫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稱“《蘭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立刻在學術界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商承祚立刻發表《論東晉的書法風格並及<蘭亭序>》反駁郭沫若的觀點。“在原則問題上他從來不會‘隨大流’，也不會阿諛奉承，郭沫若是他的摯友，又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學術權威，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能公開否定郭沫若結論的人少之又少。”商爾從說。
（來源： 南方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