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要努力學習，將來和平實現了，就不用去打仗了。多年後，我對自己的兒子說了同樣的話。但現在我已不敢對我的孫子重複同樣的話了”。這是一位白發蒼蒼的以色列長者對我講的一席話。
在以色列，民眾對和平的渴望是那樣普遍，對和平的前景又是那樣憂慮。人們平時見面都會用“SHALOM”來打招呼，而SHALOM在希伯來文中就是“和平”。1948年5月以色列建國以來，阿以之間發生了五場大的戰爭，雙方幾代人都在戰火中長大，為戰爭付出了慘重代價。以色列前總理拉賓曾呐喊“我們流的血已經夠多了”，巴勒斯坦前領導人阿拉法特也多次發出和平呼籲，他們共同開啟了巴以和平進程。
在巴以和平進程走過的20多年里，既有《奧斯陸協議》帶來的期盼，也有拉賓被刺身亡造成的哀傷；既有2000年巴以美三方會談和2007年中東國際會議的希望，也有2006年以黎戰爭、2008年“鑄鉛行動”和2012年“防務之柱”的硝煙。在巴以和談陷入僵局3年後，巴以雙方代表最近在華盛頓舉行會談，討論恢復直接談判問題，8月14日雙方在耶路撒冷舉行第二輪會談，以實現在9個月內簽署和平協定的最終目標。
應該說，巴以和談有一定基礎。首先，歷史經驗表明，對抗和戰爭不會有贏家，對話和談判是解決巴以問題的唯一出路。在獲得2013年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提名的影片《守門人》中，以色列國家安全總局前局長用親身經歷道出了“暴力不可能實現和平，即便是敵人也必須對話”的心聲。其次，經過有關各方多年努力，已經形成解決衝突的基本原則和可行性方案，如“土地換和平”、“兩國方案”、“阿拉伯和平倡議”等等。這是巴以和談的寶貴積累和再次啟航的出發點。第三，國際社會一直在進行積極努力，即使在中東地區劇烈動蕩的背景下，有關各方仍致力於推動複談。
當然，我在與以色列各界的廣泛接觸中，也感到不少人對巴以實現和平持懷疑態度，有悲觀失望情緒。的確，隨著時間的推移，巴勒斯坦問題積重難返，解決難度越來越大。一是達成協議難。由於談判將直接涉及邊界劃分、耶路撒冷地位、巴難民回歸、猶太人定居點等核心問題，是“難啃的骨頭”，雙方妥協餘地都很小。二是執行協議更難。《奧斯陸協議》簽署後的20年歷史表明，達成協議與履行協議之間往往存在巨大鴻溝。三是和談進程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巴以各自內部強硬派的阻撓甚至破壞，出現反覆甚至倒退都有可能。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迅猛發展的今天，以“秘密外交”為主要特征的“奧斯陸模式”已不太可能被複制。巴以問題的解決需要痛苦的妥協、創造性的方案和對歷史負責的決斷。有關各方能否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性機遇相向而行，是對其勇氣、魄力和政治智慧的考驗。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發揮作用的期望值也“水漲船高”。中國在促進巴以和談上有獨特的優勢，一是中國沒有私利，支持巴以和談的立場客觀公正且一以貫之；二是中國與巴以雙方和阿拉伯世界都是好朋友，與各方都“說得上話”。
我經常向以色列朋友講中國文化中“和則兩利”、“退一步海闊天空”等思想。我總是告訴他們，中國正以自己的方式積極推動中東和平進程，促進巴以和解，為地區和平穩定作出貢獻。
讓我們共同期待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出現和平奇跡。
（消息來源：《人民日報》，作者系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高燕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