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28日電／台灣檢察系統一向強調檢察一體，如今因為各級檢察首長全成了首長特別費的被告，如何去指揮監督下屬辦案，頗受外界好奇。
中國時報報道，檢察官固然可以獨立實施偵查作為，並有效行使各項強制處分權，但檢察總長有權指揮監督各級檢察官辦案，檢察官也應服從長官的命令。檢察長在檢察官濫權時，更可以行使“職務承繼權”自己親自辦案，也可以行使“職務移轉權”，將案子移轉給其他檢察官來處理。
但是，目前從台灣檢察總長吳英昭以下，包括高本檢、五個高分檢，以及廿一個地檢署，總共廿七位檢察首長，統統因首長特別費案件被告進地檢署，他們也成了被告，因此，“檢察總長”在行使職權時，為了避嫌，反而不宜去行使指揮監督權。
所以，原本應由“檢察總長”召開全台檢察長會議，以達成統一見解，吳英昭先前說他不方便召集，推給高檢署檢察長謝文定出面，謝文定說他也是被告，建議由檢察官協會出面，據悉檢協會立場也尷尬，所以最後還是得由吳英昭親自出面召集。
吳英昭目前處境更艱辛，他早已請辭獲准，卻因新任總長難產，他交卸不了職務，所以代理迄今，如今又因特別費被告，要由昔日下屬分案偵辦他是否犯罪，既是長官又是被告，對於牽扯到自己的案件，他又如何去行使指揮監督權？在這種角色衝突下，他所能做的是儘量低調，不要把法律案件變成政治案件。
問題是，最高檢希望偵辦首長特別費的檢察官，辦案要有一致性，但如何讓檢察官不“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一定要有可依循的標準，但是因為涉及具體個案，不能針對個案去指揮，只能歸納廣泛的意見，達成最大的共識。
所以，昨天七位“被告”商議的結論，最後“字斟句酌”，新聞稿只有兩三行，就是要求二審檢察長轉告一審檢察長“在偵辦如首長特別費等社會矚目案件時，要注意偵辦追訴的一致性，避免發生偵辦標準不同，引發外界不必要的誤解”。
這種“宣示性”的結論，正是“沒有結論的結論”，因為何謂一致性？沒有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產生“一致性”，要有一致性除非有“量化”的標準，但是誰來制定量化的標準呢？恐怕沒有任何司法人能解開這個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