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6日電／《瞭望》新聞周刊刊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中國外交研究室主任劉建飛的文章說，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中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地區大國，中國的國際責任應當從這個角色定位出發來認定
在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用“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來定位中美關係後，“中國責任論”在國際舞臺上悄然興起，並逐漸取代“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社會針對中國的主流話語。此後在多種國際場合，要求中國承擔“責任”的聲音頻繁響起。
文章指出，“責任論”對正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來說，是挑戰還是機遇？取決於中國如何把握和應對。中國現在的綜合實力仍然不夠強大，國計民生也還有諸多嚴峻問題尚待解決，在這種條件下既要維護好利益，同時盡自己的責任，需要戰略籌畫。
應當看到，“中國責任論”的興起不是偶然的，有著深刻、複雜的國際背景。它既與中國快速發展，實力不斷增強，國際社會寄望中國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有關，又與中國提出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建設和諧世界有關。對中國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國際社會寄望我們能夠多承擔一點國際責任，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不同的國家和國際力量，在喊“中國責任論”時，目的是不一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快速成長，是真心歡迎、高興，並希望中國能夠在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上多發揮作用；而對西方大國來說，喊出“中國責任論”則有雙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對中國崛起這個現實，它們試圖重構同中國的關係，將中國從它們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外拉進體系之內，讓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與它們共同維護現存國際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對“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越來越沒有市場這個現實，試圖找出一個新的話語來塑造、影響中國，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想“忽悠”、“捧殺”中國。
文章說，就美國來說，提出“中國責任論”有深刻的戰略內涵。在美國看來，目前的中國已經“融”進了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但是並未完全“合”。中國還是一個“處在戰略十字路口”的國家。“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一個深層次寓意就是，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合格的“利益攸關方”，真正地負起責任，就應當在行為方式、價值觀念乃至政治體制上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看齊，實現徹底的“轉型”。實質上，美國在強調“中國責任”時，是單向的，即中國對美國負有責任，卻不提美國的責任。
歐盟在新出臺的第六個對華政策檔《歐盟-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擴大的責任》中也特別強調中國的“責任”。與美國不同的是，歐盟講中國的責任時是將雙方放到一起來說，強調雙方作為夥伴負有對等的責任。不過，作為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兩個政治實體來說，強調對等的責任，對實力較弱的一方來說，肯定會造成巨大的壓力。
對於“中國責任論”，如果中國對之置若罔聞，則有可能讓眾多發展中國家失望，也讓西方大國更加懷疑中國能否實現和平發展和崛起，同時讓國際反華勢力抓到一個攻擊中國的新把柄，如此，中國在國際上可能會受孤立，外部環境將大大惡化；但如果中國像國際社會所寄望的那樣承擔國際責任，很有可能造成超負荷運轉，最終和平發展受阻，崛起受挫。
那麼，中國應當和能夠承擔多大的國際責任？這首先要認識中國的實力以及與實力相關的國際地位。就目前的實力來看，中國只能算是一個地區大國。當然，中國的幅員、人口、文化、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等因素又使得中國具有一定的世界影響力。所以，中國又不是普通的地區大國，而是一個具有一定世界影響力的地區大國。如果將中國的社會制度、發展階段、綜合實力結合到一起來定位中國的角色，比較恰當的表述應當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中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地區大國。中國的國際責任就應當從這個角色定位出發來認定。
文章表示，從這個定位出發，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大國，中國應該在國際舞臺上維護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作為地區大國，中國需要為亞洲的和平、穩定、繁榮而努力；作為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中國需要為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榮貢獻力量。
從中國的根本利益和實力出發，中國要承擔國際責任，首先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的國際責任主要不是體現在物質層面，而是在精神層面。或者說，在國際責任上，中國主要不是奉獻硬實力，而是軟實力。中國提出的許多主張和理念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是順應歷史潮流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影響將越來越大。
其次，中國要成為一個負責的大國，只能是對整個世界負責。但中國不是作為西方大國的挑戰者去承擔國際責任，而是同西方大國協調，實現在國際舞臺上的互利、互補、共贏。只有這樣，中國承擔國際責任有利於建設和諧世界，有利於中國的和平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