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4日電／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7月3日通報，針對中國當前嚴峻的水污染形勢，環保總局自即日起對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嚴重、環境違法問題突出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實行“流域限批”。
有環保專業人士稱，這是環保總局繼水壩、石化、區域限批之後刮起的“第四次環保風暴”。
新京報今日發表社評指出，事實上，環保總局再掀“風暴”，乃是情勢所迫。今年入夏以來太湖、滇池、巢湖的藍藻接連暴發，綠漆似的濃稠湖水讓人心驚。水，這個人類的生命線從來沒有像現在一樣嚴峻地擺在國人面前。
當然，對水污染的治理似乎沒有停止過，但是治理的速度遠遠趕不上破壞的速度。上世紀90年代，無錫就提出了“2000年太湖水變清”的目標，也投入了巨額的資金，但收效不彰。諸多原因之一，河流的“區域性”特點遭遇了行政分界的障礙：一條大河所經之處，往往是數個省、幾十個市，上百個縣。要想讓這麼多的行政區域全部達成環境治理的共識，似乎還十分困難。現實往往是，“別的地方不治理，憑什麼要我治理”成為許多地方政府推脫責任的理由。
而且，人們看到的儘管是污染嚴重的河流，但因為污染源眾多，追究責任也變得困難。
目前，把大江大河當成工廠排污口和城市下水道的“公地悲劇”不斷上演，而現有的公眾約束機制、理想中的污染補償機制都不足以遏制污染的進一步惡化與蔓延。這就需要建立一條能將行政手段、市場力量、公眾參與結合起來的流域污染防治的新思路，建立跨部門跨流域的統一綜合治水機制。
黃仁宇在總結中國歷史上傳統的中央集權體制成因的時候，認為能夠統一力量治水是其中的關鍵。今天，中華民族又到了一個“治水”的重要關口，不過治水的目標已經從傳統的自然災害轉變為人為的環境污染，中國也不再是集權體制。現實中縱容和製造污染的根本力量，來自任期短暫的地方官員以及追逐短期利益的一些企業，因此，治理污染的關鍵性一步，就是以強有力的官員環保考核問責機制約束官員。
這方面需要中央權威和公眾民主力量的合力，確保公眾利益和官員個人利益的統一。
社評認為，其次，通過有效的市場機制，建立起“誰污染、誰治理”的利益鏈條，徹底改變少數人因排汙而受益、多數人因污染而受害的不平等環境權利格局，大幅度提高大江大河流域的企業排汙標準。對於那些搞短期行為、撈一票走人的企業，即使企業搬遷了，也要等到被其污染和破壞的環境切實改善了才中止其治汙責任。
再次，類似太湖這樣跨省區的江河湖泊治理，最容易墮入“排汙時爭先恐後、治理時互相推諉”的陷阱。眾人皆排汙的時候，不排汙的就成了吃虧受害方。這種情形下，考驗的是中央政府的平衡與執法能力，既考驗中央的權威，又考驗其公正性。
在跨部門跨流域的環境制約與協作上，應該儘快建立環境污染的補償和協作機制。
但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當下，簡單的下游向上游索賠的機制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協作機制應該作為重點。
相對發達的中下游地區以及中央轉移支付，應該支持和説明相對不發達的中上游地區發展環保型產業，以此互惠互利，而非以鄰為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