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10日電／台“經濟部”常務次長侯和雄日前因貪瀆涉案而遭法官裁定收押。而後，“經濟部長”陳瑞隆隨即呈報“行政院長”將侯和雄停職；這似乎是“經濟部長”對副手次長收押所做的唯一動作。此外，陳瑞隆在得知侯次長涉入多次招標舞弊後甚至表示：“如果他把評審委員名單外洩給業者，經濟部實在無法防範”。
台灣中國時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陳瑞隆的發言其實是對政務官責任最大的盲點，雖然該報社論已對政務官責任倫理多次抨擊，但是看到政府高官一再涉案收押、政府部會一再出包鬧事，我們也不得不再做評論。坦白說，官箴敗壞至此，已經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結構問題了。
社論說，細數民進黨政府中涉案遭起訴或收押的政府高官，其人數之多、部會之廣，恐怕有機會入選金氏世界紀錄。“總統府”有夫人吳淑珍等；“金管會”有主委龔照勝、委員林忠正、金檢局長李進誠；“內政部”有次長顏萬進；“國科會”有副主委謝清志、太空計劃室主任吳作樂；“公平會”有副主委陳紀元；原民會有主委陳建年；“交通部”有前部長郭瑤琪、前部長機要宋乃午；故宮博物院有前院長石守謙；“經濟部”有次長與水利署官員；“國防部”有中將高官；高雄市政府則有前副市長與一大票局處一級主管。這些涉案人員橫跨多個部會、跡遍中央地方、“院中府中俱為一體”。但是弊案綿密至此，我們可曾看到哪一位政府首長因案而負起政治責任、辭職下台？沒有，一個都沒有。
前述案例，還只是限於起訴或收押者，還不包括其他的明顯弊端或缺失。“法務部”減刑之後續追蹤管理規劃不當，導致台大副教授枉死，這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地區都是重大的缺失，但“法務部”卻無人負責。台北地院法官指責“金管會”副主委行政疏失，是司法權明白對行政權的指責，“金管會”也沒有任何人想負責。前新聞局長鄭文燦與“經濟部長”陳瑞隆，在台視釋股案中形同“拉客”，卻只有一人負責下台。“財政部長”維護公股權益兵敗如山倒、各種租稅減讓形同潰堤，部長也是戀棧不去。“國科會”主委自己是論文抄襲案的主角，其學術倫理委員會對中興大學的倫理案大開鍘刀，祭出停權多年之處分，卻對主委涉案不敢聞問。如果這些事例合起來看，整個民進黨政府高官就像是一群沒有魂魄的幽靈，在台灣社會四處摧殘民主社會的責任倫理觀。
雖然民進黨政府官員涉入弊案數年來皆時有所聞，但整體而言，其責任倫理的衰敗則是最近的事。在去年台開案、“國務機要費”案爆發之後，陳水扁為了自保，遂在黨政高層的配合下，將整掛弊案扭曲轉化為藍綠對抗、本土政權保衛的政治鬥爭。在地下電台與御用媒體的反覆操作下，雖然成功地使阿扁的政治危機輕騎過關，卻也全面削弱了社會上反貪厭腐的批評正當性，無形中也使得民進黨執政部會對於貪腐無能的批評產生“免疫力”。此外，由於部會的政務人員多有扁系、游系、謝系、蘇系等淵源，形同天王嫡系的政戰部主任，許多“部長或主委”對於次長或副主委完全沒有人事權。在這種情況下，次長既非首長所延攬，或許首長也就不認為自己該為下屬之涉案負什麼責任。在這種病態的權力結構下，機關首長不但對弊案習以為常，也對責任麻木不仁，久而久之遂成就了台灣今日的官場醜態。事到如今，“行政院”甚至連公務員是否調薪這種事都不敢負責，還要請早已聲言權力下放的貪汙案共同正犯來裁定。“行政院長”自我貶抑至斯，其轄下又怎麼可能容得下脊樑之士？
社論指出，政府官員的責任觀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事務官有服從命令的責任，政務官有政策成敗的責任。對於後者，民主國家及地區一向只看結果，不再細究原因。正因為台灣對政務人員是“以成敗論英雄”，不追究其作業細節，故公務人員懲戒法第九條明訂，政務官不受休職、降職、減俸、記過等枝節處分。換言之，政務官的懲戒僅申誡與撤職兩種，正是為了搭配其責任倫理而設計。當政務官死皮賴臉地把成敗責任都推給委員會、專案小組、主管會報、市政會議時，那其實不是倫理問題，而是羞恥問題。拋棄責任倫理的官員們也許可以一時保位成功，但是顏面上那碗大的羞恥印記，卻是十幾年也難以洗拭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