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總理難爲。
無論是2005年飓風“卡特里娜”襲擊美國，還是2004年底印尼大海嘯，世界其他國家很少有領導人會在灾難發生時，除趕到現場視察灾情、慰問群衆之外，還要親自擔任救灾總指揮。畢竟前者屬于政治職責，後者屬于專業領域。
而在中國地震救灾的前四天，溫家寶總理幾乎是把大半個國務院搬到了四川。他自己在震後僅僅幾個小時就已經坐鎮灾區，國務院秘書長馬凱、公安部長孟建柱一直跟隨身旁。副總理回良玉後來也趕到，5月15日晚間在四川列車上召開的國務院抗震救灾指揮部的會議上，也看到了教育部長周濟、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李毅中等多位部長。
溫家寶親臨一綫，四處疲于奔命地指揮、調度、慰問，有輿論指這顯示中國救灾指揮系統缺乏法治精神，似乎沒有中央領導人現場指揮，救灾體系就無法自動運轉。但是，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下，總理的到場除了提高應變效率、爭取黃金時間、督促地方官員、現場拍板解决問題之外，第一時間奔赴灾區，指揮救灾、慰問百姓，更是灾場和全國民心穩定的巨大精神力量。這似乎是要做“人民總理”的中國總理的宿命。
中國總理這個職位，自周恩來時代開始，就被賦予了兢兢業業、克盡職守的形象，“周總理”三個字既是一代中國人對周恩來的永恒紀念，也是對繼任者的道德標尺和衡量比照。
1966年3月8日，中國河北邢台地區發生6.8級强烈地震。周恩來于3月9日、3月10日、4月1日先後三次冒著餘震親臨地震灾區，頂著寒風、踏著瓦礫、進窩棚、下地窖、慰問傷病員，站在木箱子上給父老鄉親喊話，還帶領群衆高呼口號：“自力更生、奮發圖强、發展生産、重建家園”。
這是1960年代中共高層與民衆在危機時刻的溝通渠道和方式，雙方沒有距離，充滿信任。2008年的地震與之以及1976年的唐山地震相比，拯救能力變得更强、處理方式變得公開透明、輿論更爲自由開放、舉國救灾的機制更爲有效，而總理與受灾民衆溝通的語言、慰問的姿態、鼓勵的方式，自三四十年前至今，仍是一以貫之，沒有什麽太大的差別。
當溫家寶對著灾民喊“黨和政府沒有忘記你們”，當溫家寶對著救援部隊說“不怕犧牲、不怕疲勞”，當溫家寶對著電視鏡頭向全國表示，“廣大軍民團結一致，衆志成城，我們一定能够戰勝這場特別重大的地震灾害”，正在灾區受苦受難的民衆以及對痛苦感同身受的中國其他地方人民，從這樣沙啞顫抖而堅定的聲音中，都聽出了其中的溫情、决心和鬥志，絕不是流于表面和形式的口號。
這些口號式的政治話語，在平常時期往往被人們置之腦後，視之爲空洞的宣傳和僵硬的說教，不願理會。但一旦灾難來襲，政治領袖的喊話却有了强大的動員力量，這樣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語言，能够發揮出巨大的鼓舞作用，讓灾區民衆焦慮、恐懼的心情得到緩和，對未來不會絕望；參與救灾的人員也能够被激發出戰鬥意志，團結拼下去。“人民生命高于一切”、“與汶川人民心連心”、“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這些在救灾、安置現場比比皆是的標語、橫幅，看似套話，却有著强大的精神激勵效果。
解放軍和武警戰士急行軍數十公里奔赴灾區、沒日沒夜解救灾民的時候，除了人道精神，也有理想與光榮的信念追求，“軍民一家”、“人民子弟兵”的詞匯才如此令他們刻骨銘心；當溫家寶哽咽著撫慰兒童說，“孩子，別哭，孩子”，“以人爲本”的理念才不會是僅僅停留在會議公報和黨報黨刊上的文字。
周恩來當年在邢台，溫家寶如今在四川，兩者一致的地方是當政治理念、宣傳口號與內心真誠地結合起來時，産生的政治動員能量、激發的鬥志，都是未可限量的。在突如其來的灾難面前，中國最有效的動員模式、激勵方式，還是存于那套話語體系之中，在鼓舞士氣、凝聚民意、激發情懷等方面發揮出了關鍵作用。
中國總理作爲執政黨最高層領袖，除了管理日常事務之外，同時也需要成爲政黨理想和原則的貫徹者和執行者，或者是展示者，證明這些政治話語不是形式、不是套話，而是執政者堅持的信念。但是，每次在灾難、危機等極端時刻，那些熟悉的政治話語和宣傳才被廣泛地信任與接受，這也是中國總理的難爲之處。因此，人們未來還會繼續看到中國總理的奔走。
中國式總理，無法複制，想學也學不來。（來源：聯合早報 作者： 周兆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