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23日電／新京報今天社論說，現在鄧玉嬌案已基本暴露在陽光之下。偵查機關的每一次通報，都在接受輿論逐字逐句的解讀。
與之前一邊倒的質疑公權不同，更多的信息披露也帶來了更多的理性。曾經強烈批評警方欲將鄧女送交精神鑒定的公眾，不少人倒戈質問為何還不鑒定。顯然，他們已經懂得，司法精神病學鑒定對作為嫌疑人的鄧玉嬌而言，是權利，更是保護。
社論指，兩位律師在會見鄧玉嬌後的抱頭痛哭，以及大呼“喪盡天良、滅絕人性”，也遭到了一些網民的批評。從案件事實看，鄧女的遭遇並不比其他強姦案（既遂或未遂）更慘烈。試想，若兩律師為習水性侵案中的被害幼女代理，情緒又將如何？當然，律師也可以有喜怒愛恨。但作為專業的法律人，必須學會控制情緒，在媒體面前更應保持冷靜，因為只有理性的法律思維，才能更好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司法判斷較之輿論判斷的最大區別，在於司法只能“以證據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必須看到，鄧玉嬌案于輿論場中，實則背負了公眾尋求普遍的社會正義的期盼。若鄧玉嬌案不能公正處理，社會心理危機必將加劇。而若要求得鄧玉嬌案的公正處理，就必須回到司法的場域。
社論表示，從法律看，鄧玉嬌聲言被性侵犯，僅僅是嫌疑人的陳述。關鍵還在於，必須有證據證明鄧貴大等人其時確實正在性侵鄧女。要知道，只有經合法證據證明的事實才能被稱為法律事實，進而可以作為司法裁斷的基礎。若無證據，即便是客觀發生的事實，也只好推定為沒有發生。在此，公眾僅僅根據警方通報的事實，或鄧女及其律師所聲言的事實，來作道德判斷，實則缺少法律意義。理性評估輿論的功用，未來的走向還是要轉而訴求程序性的監督，以免法律之外的輿論聲浪雖大，一進入司法場域卻又無法得到司法的認可。
從程序上看，鄧玉嬌案的一些關鍵證據並未曝光。于偵查階段，為保障案件的調查順利進行，法律確實允許偵查機關保有一些秘密。但偵查機關的法律使命不僅僅是追究犯罪，還包括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換言之，警方在偵查鄧玉嬌案過程中，不僅要收集不利於鄧玉嬌的證據，也要收集有利於鄧玉嬌的證據。因為鄧貴大等涉嫌強姦與鄧玉嬌涉嫌故意殺人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前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後者是否成立。
社論又說，從媒體報道看，警方的取證工作似乎還存在失誤。21日下午，鄧女的兩位代理律師向媒體披露：案發當天鄧女的內衣內褲未被警方提取，當律師意識到這些證物的重要價值時，距案發已有11天。在律師的強烈要求下，22日中午，在有關部門人員的見證下，當地警方才提取了有關物證。遺憾的是，除了胸罩，其餘四件衣物均已在提取前被鄧母清洗。
我們尚不知曉這些重要證物的證明力是否喪失，以及對此案的最終處理將產生何種後果。但鄧玉嬌案的這一細節提醒偵查機關，摒斥單純的打擊犯罪思維，增強公民權利保障觀念，已是重中之重。若警方在鄧女自首後的第一時間，就提醒她有聘請律師權，或通知當地法律援助部門指派律師及時介入，上述遺憾也許就不會發生，鄧玉嬌案的公正解決也會更容易一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