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3日電／金羊網刊登署名馬而立的評論文章說，從趙作海一案感覺到的是，全民普法在一些地方實施中，注重了全“民”即老百姓有能力或可能的違法預防，比如婚姻法、治安法、稅法等的宣傳貫徹，而忽視了官員違憲、違法干預司法獨立辦案的嚴厲查處，使得這個根本大法由於缺少違法案例的警示而被高高擱置。
文章如下：
從現在看，趙作海案中並不是沒有明白人，而是明白人說了不算，最終也成了不明白人。據《新京報》11日報道，此案從1999年8月報送商丘市檢察院起訴處審查，到2002年10月最終受理此案，期間，檢方數次退卷要求補充偵查，最後一次稱如果尸源問題解決不了，不再受理此案。可在商丘市政法委專題研究會上，結論是案件具備起訴條件。就這樣，一次專題研究會拉開一起冤案的司法程序大幕。
可以說，在這宗案件上，權力又一次大於法律，不同的是，此次權大於法，不是某個權勢人物出場發話，而是以專題研究會的形式，以“集體研究”結論干預司法獨立辦案。
召開此次專題研究會的緣由是，公安機關在清理超期羈押專項檢查活動中，將該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公安“告”了檢察院一狀，我移送你不批，那就讓政法委主持“公道”。從常識和常理看，檢察院不可能不陳述自己的理由，一方面為了堅守法律和正義，維護公民權益；一方面為了說明自己不起訴是堅持依法辦案底線，不是包庇犯罪，至少不是同公安對著干。然而，司法權如果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機構未必能為自己討個公道，遑論他人的公道。如果，上級領導有傾向性意見，定了“調子”，原本有著制衡、監督關係的公檢法機關，就成為一台意見統一、目標專一的機器。
商丘市政法委這次專題研究會是否預設了“調子，我不敢妄加猜測，但此次會議最大的問題是，以“集體研究”的形式為案件做結論，涉嫌粗暴干涉檢察機關獨立行使檢察權，使得在沒有增加新的證據，重大疑點沒有弄清的情況下，商丘檢察院屈服于權力進行違法辦案。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此案與湖北佘祥林案有著太多“異曲同工”之處，其中，形成錯案至少有三處，一是同樣的刑訊逼供；一是同樣有著自感證據不足、不敢處以極刑之虞，但不判不行；一是同樣有著權力干預司法之痕跡︰1995年1月，湖北省高院對佘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原荊州地區中院重審。1997年10月，荊門市政法委、荊門市中院、檢察院，京山縣政法委、法院、檢察院等六部門召開“協調會”決定，由京山縣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荊門市中院維持原判，繞過了湖北省高院。（《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4月22日）
權大還是法大自憲法公布那天起就已經不是個問題，所謂“爭論”，其實是人們對權大於法的不解、不服、不滿、不甘而發出的質問和吶喊。《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然而這個問題從“一五”到“五五”，全民普法已經25年，仍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究其原因，我感覺到的是，全民普法在一些地方實施中，注重了全“民”即老百姓有能力或可能的違法預防，比如婚姻法、治安法、稅法等的宣傳貫徹，而忽視了官員違憲、違法干預司法獨立辦案的嚴厲查處，使得這個根本大法由於缺少違法案例的警示而被高高擱置。已經違反《憲法》或法律還自以為是正義，上述“專題研究會”、“協調會”為案件定調子，定刑期和審判路徑，干預司法辦案的惡果就充分說明了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