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6日電／“2013、2014兩年，共有1000餘名幹部被調整，其中40%受到降免職懲罰，力度非常大。”浙江在“能上能下”上動真格：幹部隊伍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所謂“下”包括幾種：領導職務改非領導職務，重要崗位調到非重要崗位，降職和免職。比如奉化市，建立了一套幹部剛性退出機制，有28條扣分值設定為最高分10分，兩年內扣分達到10分的幹部，由組織部門列入不適宜擔任現職領導幹部建議名單。（《人民日報》8月4日）
千餘幹部被調整，而且這種調整是有序的，並非大面積的拔出蘿蔔帶出泥，這足以說明，在實踐中，“能上能下”完全能夠成為常態化的制度。值得肯定的細節是，像奉化市那樣，把幹部是否退出領導崗位，以一套剛性的標準界定，讓幹部明白“下”的標準，有助於讓“下”從懲治違紀官員的臨時性措施，轉變為規範官員行為的約束性條款。從官員觸犯了某些禁忌而“就地免職”，到量化地適用懲處方案，現在的方法無疑更加科學了。
從本質上說，“能上能下”的目的，並不是讓更多官員下去，也不是刻意要求官員上下流動，而是鞭策官員認真履職。以扣分情況來判斷一名官員是否應該“下”，其意義也正在於此。可想而知，扣分多、分數接近紅線的官員，有規範自己行為的內在需求。這種管理幹部的方式，讓獎懲“有跡可循”。
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以此評判官員是否應該上下，是容易贏得群眾認同的好辦法。當然，讓這套制度有效運轉的前提，是能夠公平地區分能者和庸者。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拿浮在表面的政績觀來區分能與庸。比如說一位官員大拆大建，做了不少形象工程，本質上是對公共資源的濫用，而絕非能人依據；而一位在任上不折騰群眾的官員，注重做很多表面看不出來、實際上惠民的工作，那當然不能算庸官。
針對“能上能下”，有學者比較了中外政治制度異同。在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國家，經選舉產生的政務官群體，頻繁上台和下台，而事務官群體保持較穩定的隊伍。但是，在我國，即便一名類似西方的“事務官”，也可能利用手頭的權力謀取巨大利益。“小官大貪”案例中的小官，就常常是這些本來應該維持行政體系運轉的公務員。所以，在當前語境下，有必要不分官職大小、不分崗位地實施“能上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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