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杭州發生一起“強姦致死案”。隨後，經過警方“監獄耳目”袁連芳的指證和警界“女神探”聶海芬的突審，案件很快告破。不料，該案在嫌疑人張高平、張輝叔侄倆坐牢10年後，2013年因確認另有“真凶”被認定無罪。“真凶”漏網的另一個悲劇是再有生命被荼毒，“真凶”勾海峰已於2005年因另一起奸殺案被執行死刑。
這起“張氏叔侄冤案”被大陸法律界人士稱為必將載入中國司法史。為何此案有如此大的意義？因為它同時觸碰了中國法治的三個痛處：刑訊逼供、程序正義和不合時宜的“司法一家親”的法治理念。
據報道，在看守所，作為“合法”的警方“獄偵耳目”， 牢頭袁連芳連番暴力，迫使張氏叔侄最終認罪。難以想象，為了破案，讓袁連芳這樣的人誘供、逼供，豈不就是讓罪犯執法。這些人為立功減刑，製造冤案當然在所不惜。
隨著本案的無罪宣判，一則2006年的電視報道——《浙江神探聶海芬》重新走紅。節目講述：時任杭州警方刑偵預審大隊大隊長聶海芬，在參與張氏叔侄案件時，在未找到任何物證、口供呈現矛盾的情況下，如何通過“突審”讓“驚魂未定”的嫌犯交代，如何從“細枝末節”入手獲得“無懈可擊”的證據，最終辦成鐵案。
報道越閃耀，觀者越寒栗。辦案過程中，既然已經查到另有“真凶”的直接線索，為何仍然堅信“口供”尋找“蛛絲馬跡”認定張氏叔侄？以保護正義之結果，就可以忽視了程序當中製造的邪惡？“神探”執法的目的難道是為了破案神功？
反思冤案，除抨擊刑訊逼供，呼喚程序正義，更應該摒棄早已不合時宜的司法理念。從近年的佘祥林案、趙作海案到現在的張氏叔侄案，冤案成因嚴重雷同：口供定案；刑訊逼供、程序違法；在批捕、起訴和審理階段，疑點讓步破案，最後一錯到底。本應相互制約的公檢法三個機構，最後演變成“公安怎麼查，檢方就怎麼訴，法院就怎麼判”，這種“司法一家親”的理念怎能不釀冤案。
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系統都有可能出現冤案，但關鍵是，這個系統裡的機制設計能不能避免“惡”，能不能及時糾錯，蒙冤者的權利能不能得到尊重。遲來的正義，雖值慶幸，但“遲”的太久，正義就會蒙塵。如果指控者“一意孤行”，而被指控者“權利盡失”，那冤案必然總會“重蹈覆轍”。（時間：4月7日 來源：美國《僑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