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第一

http://www.CRNTT.com   2010-05-31 11:18:41

衆多媒體報道事件時所用的“N連跳”的提法，客觀上隱示了打破記錄的期待，而忽略了富士康員工的感受 　　中評社北京5月31日訊／希望我們未來有機會慶幸，由於適時而有力的心理救助，由於傳媒對“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的領悟，減少了更多更大的悲劇發生。最新一期《新世紀》周刊登載評論文章“救助第一”，其內容如下: 　　5月26日深夜，第12位富士康員工再度選擇以墜樓這一極端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令人痛心和驚悚。 　　短短五個月，同一家企業，12個人以同一方式自殺，一次比一次間隔更短。公眾憂心如焚，媒體指責連篇。當此之時，我們主張冷靜理性，呼籲關愛同情。我們呼籲，傳媒與網民不再用“N連跳”說法，減少刺激，更多地展示對生命的關切；我們主張，專家學者集中自己的專業知識救助富士康員工，避免事態惡化蔓延—救人第一，此時需要的不是血脈賁張的激評，而是實實在在的救助。 　　誠然，自殺現象不僅有心理原因，更有深刻廣泛的社會現實原因；自殺現象在富士康連連發生，輕生者如此之多之密，企業管理及運營模式萬難辭其咎。但也必須看到，如此反常的極端行為頻繁發生，其體現的心理傳導效應是顯見的，也是可怕的。自殺本是概率事件，不約而同地選擇跳樓為自殺手段又有一重概率；系列跳樓自殺表明，彼此為孤立事件的可能性小到可以忽略，再次驗證了自殺事件之間的傳染性，自殺者之間存在著暗示和傳導效應。 　　數十年前，多位西方心理學家提出“模仿效應學說”（the Copycat Effect），更通俗的表述為“維特效應”，意指一些內心痛苦的人，看到別人自殺身亡消息後，便產生了自殺念頭，並加以效仿，形成“自殺串”（suicide cluster）。他們認為，大眾傳媒和影視作品在傳導此種效應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斯通過對1947年到1968年之間美國自殺事件的統計發現，每次轟動性自殺新聞報道後的兩個月內，自殺的平均人數比平時多了58個。學界對這種理論仍存爭議，也有實證研究表明，無法證實常閱讀或觀看此類作品的人顯示出更高的自殺傾向。還有學者指出，“維特效應”並不能使一個正常人產生自殺念頭，但對於萬念俱灰者，在自殺手段選擇上則有傳導效應。應當承認，在富士康員工連續自殺事件中，“維特效應”得到了證明。當此之時，以社會關愛與切實行動實施心理救助便格外重要。 　　富士康事件發生以來，傳統媒體和新型媒體都對其作了充分報道。就新聞自由和公眾知情權而言，這自然是正當的。然而，不可否認，有些報道存在著煽情傾向，表述有欠客觀，觀點片面極端。“N連跳”的提法，客觀上隱示了打破記錄的期待，忽略了富士康員工的感受。 　　大眾傳播媒介應在報道自殺事件時持謹慎態度，在報道自由與社會責任間求得平衡。這是一種可貴的自律，而非來自權力的強行剝奪。正如哈欽斯委員會在《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中所說，傳媒有責任“呈現和闡明社會的目標和價值”。 　　在自殺勢頭遏止之後，全社會必須對這一悲劇加以反思。我們有如下主張： 　　中國企業應廣泛實施“企業員工心理援助計劃”（EAP），由企業出資為員工及其家屬加以心理輔導；全社會應關注進城務工人員的心理和生活問題，預防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欺弱和自殘的方式尋求自身的權利以及社會的承認；全社會改變對自殺所持的普遍冷漠態度，即認為自殺不是社會的責任，而是個人的缺陷。 　　更重要的是，這一系列事件，以放棄生命這一最慘烈的方式，再次證實了中國現有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低工資、低附加值之不可恃；證實了珠三角30多年的代工文化已過巔峰，走向沒落；它呼喚各級政府正視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特定階段出現的問題，合理界定勞資權利，傾聽新一代農民工的正當訴求，切實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權益。 　　轉型之路漫長而苦痛。多年以後，當中國經濟社會已度過工業化過程中“目前社會一切災難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中國工人成為“統一而不可分的人類大家庭的成員”（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語）的時候，人們依然會為2010年富士康自殺事件或類似事件感到悲痛。希望我們有機會慶幸，由於始自今日的深厚同情，由於適時而有力的社會心理救助，由於中國傳媒對“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的領悟，減少了更多更大的悲劇發生。而更深層次地觸及悲劇根源、推動中國走向健康社會的努力，更多地降低轉型代價的博弈，存在於未來持之以恒的社會改革實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