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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傳統民變的特殊標本

http://www.CRNTT.com   2011-09-03 09:49:57

“滿漢話題”和“土地革命話題” 　　太平天國是以反滿的漢民族主義為主要號召的宗教性民變，社會訴求除傳統的抗糧抗賦外，“土客”衝突也是重要因素。太平天國的代表人物中，洪秀全、馮雲山是書生，石達開、韋昌輝是富豪，楊秀清、蕭朝貴是窮人，顯然並非“階級兄弟”。但其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是客家人（外來移民）。儘管其中不少人來到廣西已經不止一代人，但他們仍被視為外來人，猶如今天所謂“盲流”，廣西土著社會與官府一直在排斥他們。拜上帝教在這些客籍人們那裡成為精神支柱，固然與外來文化和中國固有的傳統（如孔孟儒教）衝突有關。但是洪秀全、馮雲山等人開始打、砸的並不是孔廟，而是貴縣六烏廟、象州甘王廟、東鄉九妖廟等，都是當地土著“地方性崇拜”的場所。可以說，“外來人”的拜上帝教和“本地人”的地方性崇拜的衝突，背後其實就是這些移民與本地土著－官府的衝突。 　　而廣西以外，太平天國對全國民眾的號召，主要是推翻“妖胡”（滿洲）復興“中國”（漢族），金田起義時頒布的《奉天誅妖諭》，進據永安時頒布的《奉天討胡檄》都以此為主題。太平天國本身不以“反清複明”為訴求，但號召有這種訴求的洪門會黨“各各起義，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仇”，要求“從前不知大義，誤幫妖胡，自害中國者”覺醒。以後無論是進軍天京、北伐西征，還是更晚的挺進蘇浙、末期轉戰，太平軍所到之處除了宗教以外宣傳的都是這些東西。它們前承明清之際的反滿抗清事業，後繼辛亥時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旗幟，構成有清一代造反者的思想主線。包括孫中山等人接受太平天國的影響也都是這些內容。因此像簡又文先生等人否認太平天國是“農民革命”而承認她是“民族革命”，是很有道理的。 　　1950年代後由於政治上的需要，“滿漢話題”被回避而“土地革命”話題被極度強調，《天朝田畝制度》成了太平天國最出名的“綱領”。但說實話，與到處張貼的《奉天討胡檄》之類相比，《天朝田畝制度》幾乎可以說是一份“內部文件”，它雖然是“旨准頒行”的天國官書之一，而且至少印過3次，但似乎每次印數都極少，當時就沒幾個人見過，汗牛充棟的太平天國相關史料中也極少提到它。張德堅編纂的《賊情匯纂》是清朝情報部門收集的太平軍資料庫，曾成功預言了天京內訌，後來學界公認為情報水平很高。它收錄了訖太平天國乙榮五年刊印的全部“旨准頒行詔書總目”19部中的18部，唯獨沒有《天朝田畝制度》。張德堅說：“惟各處俘獲賊書皆成捆束，獨無此書，即賊中逃出者亦未見過，其賊中尚未梓行耶？”現在我們知道此書是梓行了的。但數量少到張德堅這個情報專家也沒見著，致有此疑問。 　　如今人們公認《天朝田畝制度》並未實行。但就算未能實行的理想也應該有宣傳號召作用嘛，為何太平天國卻秘而不宣？其實讀了它的內容就會明白：這個“制度”也許對天朝官員爭取立功獲得高官厚祿有激勵作用，但普通百姓讀了是不太可能有好感的。它其實並沒有主張“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規定全國的土地連同其上的農民都是天國的或天王的財產，把全國編制成一個紀律森嚴的特大型軍墾農場，乃至不妨說是勞改農場。農民在嚴密的軍法管制下被各級官員“督之為農”，而全部收獲除每家留下“可接新穀”的一點口糧外全部收歸國庫，以供“功勛等臣世食天祿”。天朝的官員都實行世襲制，為天王打天下者不僅本人榮華富貴，而且子子孫孫都可以不勞而獲。可以想見，這樣的規定對他們確實有激勵作用。但在這種“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制度下農民能有出頭之日嗎？反過來官員犯了罪錯，重者殺頭，次者就是“黜為農”。正如簡又文先生所說：罰做農民是天朝“僅亞於死刑”的嚴懲，農民在這種制度下“地位之卑賤等於罪囚”。無怪乎其只能發給高幹閱讀，不能用作廣泛宣傳了。 　　當然，《天朝田畝制度》也有諸如“有田同耕，有飯同食”，“處處平均，人人飽暖”之類“平均主義”的提法，其實天朝的一些宗教文獻中也都有這類言辭。有人因此認為《天朝田畝制度》應屬於宗教作品，與拜上帝教教義有關。其實，諸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四海之內皆兄弟”之類的“樸素理想”可以說是古今中外都有的，基督教有，儒家文化中何嘗沒有？農民中有，貴族中何嘗沒有？在起兵造反時宣傳這種患難與共的精神以激勵大家團結奮鬥，也會有效果。但把它們都與“農民－土地問題”聯繫起來，未免太過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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