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

多元時代全球政策協調要求更高

http://www.CRNTT.com   2012-01-08 08:44:52

文章指出，2012年，恰逢美國大選、俄羅斯大選、東歐劇變20周年、24個重要經濟體將經歷領導人更迭，這24個經濟體的人口占全球53%，其GDP總和超過全球一半。如果沒有充分的協調，領導人更迭帶來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將進一步降低全球範圍內危機治理的合拍性。那麼，到底如何實現全球政策協調的改進？方向有五： 　　其一，接受全球“不協調”的客觀潮流，放棄對“單極”穩定的無謂期盼。從根本上看，全球經濟多元化和差異化的本質屬性是新時期全球政治發展趨勢的經濟映射。正如亨廷頓博士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冷戰後，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文明的衝突引致經濟的差異，這種差異本身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根治的，唯有協調方可引致穩定。但值得強調的是，協調僅僅是協調，並不意味著全球政策的統一制定。無論是對重啟金本位的莫名期許，還是對單一超主權國際機構或國際貨幣的美麗憧憬，都不切實際，歷史從不倒退，任何本質上重新回歸“單極”的選擇都將被經濟、政治多元化的歷史洪流衝垮。 　　其二，減輕甚至消除全球範圍內的“信息不對稱”，避免走入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2011年提供了一個“信息不對稱”的現實案例，由於對彼此經濟狀態和金融市場狀況缺乏足夠溝通，上半年，大部分國家的貨幣當局，包括歐洲央行都在虛幻的“全球大通脹”壓力下選擇加息；而下半年出人意料的形勢逆轉又迫使許多貨幣當局不得已改弦易轍，再度降息，如此反覆不僅讓這些國家喪失了有效管理自身風險的先機，又減弱了其應對外部風險傳染的能力。避免集體非理性的尷尬，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打開信息隔閡，讓個體決策擁有更真實、更充分的公共信息基礎。而這勢必需要增加並增強國際政策交流的高層平台。其實，世人不必對G20峰會、APEC峰會之類的全球性高層對話平台產生什麼樣的“共同協定”太過糾結，只要有足夠的信息交換，其對全球博弈和政策協調的潛在改善功效就不容忽視。 　　其三，增強超主權國際機構的救助能力和協調能力，避免危機的頻繁出現和不斷升級。超主權國際機構不是制定統一政策的平台，而是凝聚多元中各“元”救助能力的平台，唯有增強這個平台的凝聚力，各國才更有希望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挑戰。 　　其四，加強區域性政策協作，避免珠圓玉潤的多元演化為棱角分明的多極。多元和多極是兩個概念，前者蘊含著每個元內部的協調和均衡，而後者則對應著單一元內部的霸權和失序。避免多元演化為多極，需要加強區域金融市場的建設，進一步消除各大區域內的貿易壁壘，加強區域內的要素流動，讓每一個元都能實現內部和諧的共同發展。 　　其五，加大對弱勢群體的資源轉移，避免馬太效應的激化。減少協調的難度，本質上需要減輕全球經濟的差異性。儘管差異性難以根治，但可以通過強勢群體向弱勢群體的資源轉移加以緩解。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全球政策協調和全球反貧困本質上是同一場戰役，反貧困不是強勢國對弱勢國的施舍，而是兩者相互協調、互促共進的需要，是利人利己的理性選擇。

【 第1頁 第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