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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昉苨:錢穆對主流的不妥協不是偏執

http://www.CRNTT.com   2012-05-18 12:34:24  


 
  他講得動情,教學樓外的建築工地也正一片熱鬧,學院的教學樓只建造了一半,無人知曉它能否堅持下去。報考的學生,多是奔著這裡國際化的“全英文教學”與一紙港校文憑而來,學校最熱門的專業是商科,大家最大的目標,無非練好英文,順便從苛刻的教授那裡爭取好一些的成績,以後上外企找份光鮮的工作。

  這時候,竟然有人來跟我們講,學位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是從錢穆那裡傳來的書院教學的理念?!一個大一新生從人群中冒出來,帶著老成的姿態對郭校長說:“您現實一點好不好?”

  說到現實,我們這些十八九歲的學生,看起來可比年過六旬的校長更現實。入校第一年,能讓大家聯合起來嚷嚷的事,是讓學校引進英文四六級考試——因為有四六級證書,求職才保險。後來學校增設了黨支部,儘管只在五樓的一溜教師辦公室裡占了一間,計劃去體制內的同學便安心了,能體會港式大學教育,而又不耽誤入黨,國內國際兩周全,於是皆大歡喜。

  我也不例外,上大學是為了一個好出路。我喜歡的是中國的文史,喜歡中文的寫作,但那又怎樣呢,準備出國,學好英文,這才是正經路途。夢想,又不能當飯吃。

  很長一段時間,我猶豫於是否應該遵從自己的心意追求未來的道路:要不要出國?是不是從此走在英文的世界裡?

  一度我對此毫不抱希望,但讀著錢穆的書,我還是動了心。他想必也曾飽受質疑與挫折,也是在疑惑與動搖後找到自己最終想走的路。這個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接受了新式教育,在常州讀中學時,還曾與瞿秋白一起帶頭鬧學潮的鄉間少年,最後卻長成了傳統文化的維護者。在95歲高齡時,就因為有人質疑其享受特權,錢穆便搬出住了三十多年的素書樓,他也只說一句“人各有志,餘亦惟秉素志而已”。

  這份固執,讓我想起在火車上婉拒楊絳的錢穆。合上書本,我只能深深嘆一口氣,相信自己絕沒有這麼徹底的孤高的心。

  本科畢業時,儘管一位教國文的老教授建議我 “試著去寫點值得成為鉛字的文字”,我還是選擇了一條更實用更保險的道路,出了國,繼續讀國際新聞的專業。

  可是,即便身處倫敦的課堂上,我也常常想起錢穆。這裡的師生會為著資本家掌握媒體對言論自由的損害而激辯,痛斥著“默多克與卡梅倫要好得共進晚餐”的傳媒現狀,那情狀,竟像極了老輩人筆下的“東林風韵”:一黨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曾以為錢穆對主流的不妥協是一種偏執,原來,英國的知識分子也一樣。

  在英倫三島的雨霧中浸淫,看著這裡高校中知識分子對自由與真理不鬆懈的追求,我明白了上世紀50年代的錢穆,在飯都吃不飽的景況下,還穿著學士袍去上課的意義所在。 那是在花果飄零的絕境中,依然要守護知識尊嚴的努力,是到困窘之際,也依然心懷天下的屬於知識分子的傻氣。

  他們不向現實投降,不向污濁妥協。因為即使整個世界都貧困無力,只要教育還在堅持著對人類靈魂的關懷,不放棄對激發學生更高貴品性的可能,社會總有希望。

  要讀過這些書,走過這些路,見過這些人,我才終於相信,堅持自己的信念,並沒有那麼古怪;追求自己的夢想,也並不一定那麼不現實。相反,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不現實,生活才有這些美好。

  終於有一天,處理完課業後,我打開文檔,決定學學錢穆的“傻氣”,開始寫一些自己內心真正想寫的話,把對現實的考慮都扔一邊去。“不論未來如何,我都想在符合自己信念的道路上走下去”,我對自己說,只要餓不死就好。

  現在回頭看,就從那一刻起,我已經踏上了回國的道路。還好,夠不切實際的我,還沒餓死。

  作者:黃昉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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