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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對我們的啟示

http://www.CRNTT.com   2013-03-06 12:02:30

朱學勤：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史著汗牛充棟，但就作者個人而言，我最心儀的還是托克維爾，這是因為： 　　一，托克維爾幾乎是當代人寫當代史。他在序言中寫得很明白，他認為史家動筆的最好時候是上距那一年代不能太近，太近則各種激情尚未沉澱，也不能太遠，太遠則喪失最為寶貴的現場感。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最好是孫子輩來寫爺爺輩，上距50年左右。而在我們這一代，相似的情況是寫“文革”，這是我們這一代不能向歷史交白卷的人生使命，到目前為止，不能說沒有人在寫，而且最近出的一些口述史正在逼近突破點。但我可以說，還沒有一本能達到托克維爾寫法國革命的水準，150年後還能為後人想起。寫不好“文革”就寫不好改革，要麼是情緒化攻擊，要麼是諛辭滿目不忍卒讀，改革至今無信史，原因多多，但與沒有文革史研究作基礎，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他的自由派貴族視野不僅超越王黨，超越雅各賓派，更重要的是超越了本階級局限。 　　什麼叫自由派貴族？根本特點是獨立，獨立就是孤立。就像他外曾祖父講的，“我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家族的因素影響了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他既不是簡單地站在舊制度的立場上譴責革命，也沒有無條件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譴責舊制度。他是站在兩者之外，想挖掘大革命背後的歷史理性，總結法國革命走向悲劇結局的深層次原因。法國革命至今已兩百餘年，研究它的歷史學家非常多，但像他那樣幾乎是當代人寫當代史，達到這麼深認識的不多見。跟他同時代的基佐，恩格斯講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馬克思的發明，而是來自基佐。基佐寫過厚厚的四大卷《法國文明史》，但我覺得不如這薄薄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20世紀中國經歷的動蕩不亞於18世紀的法國，以致我曾說，中國這一百年經歷過各種極端年代，惟獨沒有經歷的是一個正常年代。但檢視這一百年知識分子的歷史，除陳寅恪等極其個別的幾個人，整體而言都是隨風俯仰，不是偏向這邊就是偏向那邊，沒有獨立的立場。沒幾個人有托克維爾及其先輩那種襟懷氣魄，兩邊都不靠，人民弱勢時，為人民辯護，國王弱勢時，為國王的基本生存權利辯護，甚至為此掉了腦袋。中國知識分子到現在都沒有形成這樣的氣魄。 　　人物周刊：許多人主張知識分子站在權力之外去監督權力，本身不去參與政治。但托克維爾卻告訴我們，如果沒有參與政治的經驗，突然進入到政治，就會出現許多問題。知識分子不該參與政治嗎？不參與政治，有沒有可能使他們對政府的批評流於空疏呢？ 　　朱學勤：知識分子要入仕，當然可以，但入仕後就不能自稱知識分子了，而應承認自己的官吏身份，老老實實做好本分事，遵守職業倫理。我厭惡的是這樣一種情況，明明沒有入仕，屁股卻坐在權勢者這一邊，處處為“肉食者”著想，又口口聲聲稱自己是知識分子。 　　從純事理的角度來講，總要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參與政府或參加議會活動。要麼做事務官要麼做政務官。一個由文盲組成的政府是無法想象的。所以這兩種選擇客觀上都應該存在，但要劃清職業倫理，是知識分子則守獨立立場，是入仕為官，則守官員倫理，不能混淆。 　　從政府這一頭講，則應盡可能開放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渠道，打通社會與國家這兩者之間的雙向渠道。為什麼法國知識分子在革命中那麼激進？從路易十四開始的王權專制年代，禁絕社會上的人預聞政治。法國革命中文人在毫無政治經驗的情況下投身政治犯下大錯，根本上還要歸咎於專制制度。 　　就像現在中國有這麼多熱心公益的人士，卻不一定有政治生活經驗，如果進入政治操作層面會怎麼樣？他們多半會走法國模式而不是美國模式。但是你不能怪這些知識分子，因為政治領域沒有開放給民眾，讓他們及早受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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