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 ->> 評論文章 】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 
君主立憲之殤:梁啟超與他的“自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4-27 09:03:23  


 
邵建:梁啟超對蘇俄保持著天然警惕

  邵建(南京曉莊學院文學院教授):我關注梁啟超的思想,所以在材料方面受到解先生的很大啟發。《君主立憲之殤》這本書我非常喜歡。梁啟超的思想,對後世的貢獻有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憲政論,一個是他的新民論。後者屬於啟蒙。我們今天講啟蒙只到五四,其實五四前面還有更精彩的啟蒙卻被歷史忽略過去了。剛才跟解兄聊天時,問他下一步寫什麼,我私下建議他寫梁啟超憲政思想之外的又一面,即新民和啟蒙這一面。

  我以前寫胡適與魯迅,然後寫胡適傳,對胡適很敬佩。但《胡適傳》寫完後,偶然機會下接觸到梁啟超,一經接觸,便失去了寫胡適下部的興趣,注意力轉移到任公身上來。看來胡適傳就像胡適先生的某些著作一樣,只有上半部沒有下半部了。梁啟超是一個被時代遺忘了的人,今天有幾個人知道梁啟超思想。但他的思想對我個人觸動很大。

  剛才王焱先生說梁啟超對他女兒說自己的思想是多變的,梁啟超不止在一個場合說過這個話。大概是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講過:康有為到了30歲,思想就定型了,不變了,而自己是多變的。根據我對梁啟超的粗淺了解,他的確有多變的一面,但有一點自始至終不變,即憲政思想從沒有變過。還是在清末時,任公主張政體可以改,但不要動國體。國體動來動去就是革命,給民間帶來巨大災難。所以他反對共和革命,主張在君主框架下立憲。後來共和革命不以他的意志為轉移發生了,也成功了。之所以沒流那麼多血,是因為有立憲派的作用。之後袁世凱複辟,梁啟超出來反對。有人說你不是主張君主立憲嗎,複辟就是回到君主制。但,梁啟超說得很清楚,國體是什麼,就在什麼制度下立憲,而不是改變國體去立憲。改變國體容易造成全社會動蕩,帶來的災難更大。面對君主制就君主立憲。到了共和制就共和立憲。國體經不起折騰來折騰去,一會兒君主,一會兒民主(即共和)是不行的。因此,任公表面上是變來變去,但根本上他卻沒變。他的憲政思想一輩子也沒變過,他怕的是革命造成國體的動蕩。

  我讀任公時感慨中國現代史什麼都是從五四開始的,那五四以前的十幾年去哪兒了?其實,清末十二年,是中國的黃金時代,是20世紀現代史最精彩的開頭。那個時代是任公的時代。我讀任公後接著讀五四,讀《新青年》。《新青年》的問題不是一般大。我比較了《新青年》和梁任公所做的工作。《新青年》對西方各種思想的介紹包括自由主義的介紹,梁任公在10年前就以一人之力幾乎全部做過。梁任公介紹西方從來不反自己的傳統,而五四接納的西方主要不是梁任公看重的英美,看重的倒是法俄。梁啟超這一代人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政治保守主義者,他們的精彩在於,接納西方但不排斥傳統,而是在中西文化之間交互闡釋,試圖打通。到了《新青年》這一代,接受的西方跟梁任公的時代相比,偏差大了,一路傾斜到蘇俄。

  五四運動和《新青年》實際上做了兩件事,一是反傳統,一是引蘇俄。當年《新青年》在弘揚民主時,是反憲政的。

  從梁啟超的憲政到《新青年》的民主,近代中國的發端,實際上是兩條道路。一條是憲政的道路,這是改良的道路;一條是民主的道路,這是革命的道路。孫中山的共和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憲政道路被邊緣化了,以致成就了後來我們大家都知道的歷史。

  20世紀的憲政道路自任公始,但被辛亥革命打斷。辛亥革命本身造成的危害不大,但給這個世紀開了一個革命的頭。歷史是有慣性的,以後的慣性是動不動就往革命路上去了。前面黃先生說兩極分化,在那個時代好像沒有什麼兩極分化,比如我讀胡適日記時,那一代人他們在北京買個房子、租個房子好像都比較便宜。如果當時的革命主要不是兩極分化造成的,那麼革命很大程度是一些人煽動出來的。1899年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只有二三百人,到了1905年突然上升到六七千、七八千、一萬。為什麼?因為清代取消了科舉考試,年輕人沒有出路,紛紛就近到日本留學,清政府取消科舉考試是自挖墳墓的一步臭棋。梁啟超和孫中山當時在日本各自展開自己的宣傳。梁啟超鼓吹立憲,孫中山鼓吹革命。但七八千年輕人紛紛為孫中山吸引而去,畢竟梁啟超頭上有一個“保皇”的帽子,年輕人不信。孫中山鼓吹共和革命更鼓吹種族革命,這種話語遠比保皇立憲能打動年輕人。20世紀誰能夠抓住青年誰就能抓住歷史。孫中山成功地抓住了年輕人,因而他也成功地抓住了歷史。這就是20世紀革命史的開頭。

  然後到了1926和1927年,那時正是北伐,梁任公給女兒寫信,談國是。這應該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精彩的一封家信,每次讀我都很感慨。感慨梁啟超的眼光,主要談北伐革命背後的蘇俄支持。任公對蘇俄一直有著清楚的認識,《新青年》擁抱蘇俄,但梁啟超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對蘇俄卻保持著天然的警惕。這不獨梁啟超一人,而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政治保守主義者的一個共同的現象。我不知道他們的眼光為什麼那麼睿智,最精彩的是王國維在1917年說的“20世紀中國,將以共和始,以共產終”。歷史果然應驗。今天我們討論的話題是中國向何處去。我想,這個問題在梁啟超時代就被提出,那是上個世紀初,但歷史繞了一個大彎路。以致一百年過去,這個問題重新被提出。我個人的答案是,回到梁任公。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