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中國經濟“兩種可能的前途”

http://www.CRNTT.com   2014-06-16 09:48:27

中評社北京6月16日訊／​​6月11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發表了題為《新歷史起點，新改革征程》的演講。吳敬璉演講中指出，統制經濟殘餘仍舊存在現行經濟運行當中，應警惕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出現。尋租腐敗活動侵入黨政軍系統，造成大眾嚴重不滿，使得“十八大”做出了“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 　　在談到當下關於“放鬆銀根刺激經濟”的爭論時，吳敬璉表示，“刺激政策”弊大於利，繼續提高杠杆率，會對中長期造成更大的危險。​​ 　　對於如何“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吳敬璉給出了自己的建議，第一，停止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第二，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第三，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或有負債；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重組；第五，盤活“曬太陽”的開發區等資產存量；第六，輔之以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而避免系統性風險。​​以下為吳敬璉演講實錄。 　　​​吳敬璉：​​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新的歷史起點和新的改革征程》，現在我們一個總的口號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要說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顧一下，十八次代表大會以後，我們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平台上，開展我們新一輪改革的，所以，我們首先需要回憶一下我們二十世紀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今後的改革，就是在二十世紀的改革所建築起來的平台上前進的。所以，我們首先需要回顧一下我們二十世紀做了些什麼，我們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我們構築了什麼樣的一個平台。​​ 　　1984年是我們的一個歷史起點。1984年的時候，中央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決定”，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了全面的改革。到了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會，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3年做出了三中全會的決定，1994年又有一輪新的改革，那是一個新的歷史起點。 ​​　　統制經濟殘留，仍舊存在 　　​​從1992年、1993年、1994年進行的改革，使我們在二十世紀的末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二十世紀末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就構築了一個新的更高的歷史平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建立就使得我們迎來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但是二十世紀末期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保留著許多舊體制的遺產。 　　​​所謂舊體制，我們通常把它叫做計劃經濟，實際上並不是我們所理解的，是經過計算做出的資源配置的計劃經濟，它的特點是保留原來理論上的計劃經濟的行政手段的干預，準確地說不能叫做計劃經濟，人們通常把它叫做統制經濟。​​ 　　在二十世紀末期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保留了許多統制經濟的遺產，它實際上是一個半市場經濟。所謂統制經濟的遺產，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統治地位。另外一個特點就是政府對於經濟活動有多方面的干預。​​這樣就抑制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能夠起的作用。應該說，主流觀點是認識到這一點的，我們的經濟體制仍然很不完善，還是一個半市場經濟，還要繼續進行改革。所以在2003年中共中央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一個決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議。這個決定裡面說，我們的經濟發展仍然存在許多體制性的障礙，所以要進一步推進改革來消除這種障礙。可是這個情況沒有按照人們的願望發展，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警惕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 　　十八次代表大會，十八屆三中全會研究了這些情況，根據多數人的意願，十八次代表大會做出決定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這樣一個歷史平台上，我們要全面深化改革。從一個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向以法制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轉型，這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任務。 　　​​這個問題是怎麼提出的？這個半市場半統制的經濟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這種過渡性經濟的特點就是，它既有過去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又有未來的經濟制度的因素。它有一個此漲彼消，還是此消彼漲的問題。是哪一個因素在成長，哪一個因素在消亡。​​於是，它就存在兩種可能的前途。 　　一種前途就是，舊體制的、統制經濟的遺產，逐漸地被消除。政府從它不應該起作用的，主要是微觀經濟領域退出，去做它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提供公共品。那麼，經濟體制就會逐漸完善起來，就越來越接近於剛才我們所說的以法制為基礎的，或者說以法制支撐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新的因素沒有能夠得到成長，沒有能夠得到發揚。而舊體制的遺產，變得越來越強勢，就會造成一種情況，把它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叫做政府所主導的那麼一種經濟體制。​​在中國的條件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道路，是一個很不好的一種可能性的前途。因為在中國的歷史條件，和中國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往往就會變成權貴資本主義。 　　​​尋租腐敗活動侵入黨政軍系統，造成大眾嚴重不滿​​ 　　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要求，消除那些生產發展、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完善起來。但經過若干年以後回頭來看，這個決議執行得不好。當然原因有各種各樣的分析。在過去幾年，有一些高層論壇上討論過這個問題，為什麼做出了一個很好的決議，但是沒有能夠貫徹執行呢？大多數人認為，它的主要原因是，二十世紀進行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使得人們陶醉於這些成就，覺得沒有必要進行改革。 　　​​因為，要進行改革的話，就要捨棄一些舊的東西，會影響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於是，雖然做出了決定，實際上這個決議沒有能夠很好的執行，出現了改革的停頓，甚至在有些領域出現了倒退。所謂倒退就是說，原來由市場去作用的地方，被政府的作用所代替。 　　​​這樣一來，在經濟制度中，舊的遺產不但沒有消亡而且強化了。所以，原來的體制中存在的兩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一個問題就是，增長模式，或者叫經濟發展模式。這個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在1995年制定的第九個五年計劃，被要求轉型，要求從這種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到靠效率提高、靠技術進步來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但是，因為存在體制性障礙，這個轉變始終轉不過來。而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各種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微觀經濟來說就是，資源的匱乏變的越來越嚴重，環境的破壞變得越來越嚴重。從宏觀經濟來說，貨幣超發，流動性過剩，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變得越來越高，蘊藏著出現經濟危機、系統性危機的危險性。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腐敗。腐敗問題從80年代的後期，那時候因為存在著雙軌制，也就是說存在著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於是就表現出了官倒。因為有雙重的體制、雙重的價格，一部分價格是行政控制的，一部分價格是市場的，出現了有權力背景的，利用雙軌制，出現了官倒現象。​​80年代後期，官倒現象已經開始露了頭。到了二十一世紀，因為行政權力、政府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這種腐敗的現象不但沒有消失，而且越來越猖獗。​​ 　　二十一世紀以後，城市化加速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在我們的產權制度下，特別是土地產權制度下，就使得政府手裡又掌握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而且規模非常大的資源，就是土地。利用這個土地和用土地抵押取得的資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裡，政府用這個資金投入來支持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因為政府手裡有大量的資源，所以尋租的制度基礎，就變得非常的大。 　　​​政府加強了對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管控，就使得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變得越來越龐大，所以腐敗的問題，也變的越來越嚴重。發展到二十一世紀出現了普遍的買官、賣官的現象，這就意味著，尋租腐敗活動一直侵入到黨政軍系統內、體制中，造成了大眾的嚴重的不滿。​​ 　　十八次代表大會，它的歷史意義在於，根據人民大眾的要求，包括我們學術界和廣大知識分子的要求，做出了一個決定，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這麼一個基本方針上的決定。 　　​​2013年11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根據十八次代表大會的方針決定，對於“怎麼進行全面的改革”做出了戰略部署。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這個決定要求，通過163方面的336項改革，在2020年以前建立起《決定》所要求的體制。我們在今年就迎來了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我們要做些什麼事？​​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草案做說明的時候講，“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經濟改革的核心就是，在資源配置中，到底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所以，經濟改革要達到的目標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 　　​​怎麼才能夠“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三中全會決定另外有一句話，是非常重要的：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我們的一種願望，是一種目標。怎麼才能做到？要建立一定的體制，建立一定的制度。 　　​​三重全會決議講，“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一定要有這樣的制度基礎，它才可能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如果沒有這樣的體制基礎，再有這樣的願望，也是做不到的。實際上，經濟改革的任務就是要建立起這樣一個體制基礎來。這個體制基礎是什麼？就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336項中間的大部分，都是環繞這個任務做出的。 　　​​這句話裡面，有五個概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些要求，正好是針對我們現有的體制中間的弊病。​​比如說，一是，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市場體系。因為政府在資源配置中還起著主導作用，而政府它不外是用兩個系統來構建它這個組織框架。一個系統是條條，按行業的，另外一個系統是按塊塊的。因為行政系統的條條和塊塊，這兩個系統就把市場的經濟聯繫切斷了。到二十一世紀初，很多經濟活動都是在市場上運行的，但不是一個統一的，不是一體化的市場。它是一個被條條塊塊所切斷的、碎片化的市場。所以，現在國家發展的初期，就是在國家範圍內形成了一體化的所謂國內統一市場，但是，我們現在這個市場遠遠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所以，第一個提出來就是，要建立“統一市場”，要消除條塊的分割。 　　​​第二是開放的，現在市場裡面不是對所有市場主體開放的，是分等級的。所謂國企的，是在政策裡面，集體是在附則裡面，民營經濟雖然存在，但民企往往被看成異類，在另則上。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對所有市場主體平等對待的，它們能夠平等地獲取市場要素，對它們一體開放”的市場體系。 　　​​第三是，競爭性。競爭性的市場，是市場的靈魂，但因為我們行政權力的干預，和各種各樣有行政背景的壟斷的出現，所以它就缺乏競爭性。因為跟權力的關係不同，不同的主體力量就不同。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 　　​​第四是，有序。因為我們市場有各種權力的干預，所以這個市場是無序的。從消極的方面來說，因為有各種權力的干預，從積極的方面說，就是缺乏法制。經常是紅頭文件來治國，而不是根據一個法律，在統一的規則的基礎上進行競爭。有序的市場就是說，我們這個市場體系是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上，建立在法制的基礎上。​​ 　　第五是，市場體系。從八十年代就是這樣，對於市場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場的範圍內。商品市場有問題，但最落後的，還不是商品市場，是要素市場。比如說，我們的資本市場，它的各種缺陷，碎片化，不對所有主體開放，不能平等競爭，或者說無序。所以，我們一定要緊緊懷繞這樣的要求，來進行我們的各項的改革。 　　​​直接在經濟方面的改革，大概有一百零幾項，另外一些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有關的改革，超出這個範圍。比如說，建立法制，司法公正，審判的獨立等，跟建立這樣一個市場都是有關係的。​​如果這些改革能進行得順利，我們在2020年以前，就能夠形成三中全會所講的“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商品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現代市場體系。 　　​​三中全會的決議，是非常好的決議，但是這並不等於說，這個決議通過以後就萬事大吉了，就會順利實現了。我們現在在新的起點上，走上了一個新的改革的征程。這個征程是有很多艱難險阻需要走的，不是能夠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很多利益上的障礙，往往打著意識形態的旗幟來說話。 　　​​有些什麼樣的艱難險阻？​​大概主要是有三個方面：第一個，是來自意識形態的障礙。因為我們國家長期實行過計劃經濟，是從蘇聯學來的一套經濟體制，而反映著這一套經濟社會體制的意識形態，是有非常深遠的影響的。我們這代人不用說了，基本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上大學的，大學從二年級開始全套換了蘇聯教材，主要的老師也到人民大學受蘇聯專家培訓兩年然後來教我們。我們下來的兩代人，也許現在已經是第三代、第四代開始走上舞台。他們比我們好一點，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因為這套意識形態有它的延續性，也沒有經過認真的清理。後來也，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和舊的思想往往是和平共處和不那麼和平的共處，所以，很容易在新的征程上繼續妨礙我們的進一步改革。​​意識形態方面的蘇聯模式的影響，應該說它還是逐漸的消退。可是現在，有很多利益上的障礙，往往是打著意識形態的旗幟來說話。 　　​​鄧小平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的針對性是非常清楚的，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不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但是，中國特色的針對性，從鄧小平說的跑到別處了。要是說“中國特色的股市”，這就不知道是什麼了，因為沒有蘇聯特色的股市。​​ 　　總而言之，有一些人，不管真是因為思想意識的原因，還是因為物質利益上的原因，打著這個旗號，蘇聯式的意識形態還是有相當的影響力的。所以，有些人講是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講內容的時候，講來講去還是蘇聯的那一套。當然，這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還是第二類，就是來自既得利益的阻力。​​ 　　既得利益集團，越來越強大 　　​​應該說改革三十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得到了利益。有些人認為，多數人沒有得到利益，只是極少數人得到利益。我不這麼看。如果你熟悉我們的農民工，你可以跟他談一談，他過去是什麼生活，他現在是什麼生活。有的人是在新的體制下靠他的努力，不管是勤於勞動還是善於經營，靠他的努力得到了利益，這種利益，並不會造成進一步改革的障礙。另外有一種利益，是因為我們體制上的缺陷，尋租的制度基礎非常龐大，所以有一部分人是靠權力取得的利益，叫做特殊的既得利益。這種靠權力發財致富的、特殊的既得利益，肯定會變成我們進一步改革的障礙。​​ 　　因為這個權力，政府在資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權力，正是他們發財致富的基礎，他們是不願意放棄的。而這個力量，特別是在二十一世紀以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變的越來越廣大，所以代表這種利益的人們，他們的勢力也變得非常的強大。這就使得我們進一步的改革，一定會碰到這種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 　　​​還有第三個問題，就是一些實際的矛盾和困難。因為我們在帶病的一個體制下運作了很多年，所以，在我們經濟和社會中就積累起了一系列的矛盾，造成了我們現在經濟發展和進一步改革的困難。我下面還要具體來講這些矛盾和困難。 　　​​總之，我們要在新的征程上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就需要攻堅克難。十八大的兩句話說得很好，就是“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毫不動搖捍衛改革的偉大旗幟”。克服意識形態的障礙，克服既得利益的障礙，另外要有大的智慧。解決這些問題，特別是第三個問題，一方面要有很高的專業素養，同時還有很巧妙的運作藝術，因為我們面對的阻力和困難非常多。 　　​​我們現在跟前兩次改革不一樣，我們的經濟已經不是1984年那樣“整個經濟處在極其困難情況之下，只要採取一點改革措施，就能夠馬上見到解放人民的創造力，提高人們的積極性的效果”。我們現在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一個市場經濟體系，所面臨的問題都非常複雜。像我們過去在學校裡和後來自學的經濟學，經常感覺到不能應付我們現在需要完成的任務。比如說，我們的資本市場，怎麼能夠進一步發展，不斷有新的東西出現，都是需要很高的專業素養。因為矛盾錯綜複雜，糾結在一起，所以，你還需要有運作的藝術。而且，要能夠研究出本質問題在什麼地方，重點的問題在什麼地方，能夠針對這些問題很快地形成一個制度和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 　　​​國有企業負債和地方政府負債率過高​​ 　　下面講一下存在的實際困難。 　　​​因為多年的體制缺陷和粗放增長，這種增長模式，就使得我們經濟和社會中積累了很多實際的矛盾和困難。只能在經濟繼續發展的條件下推進我們的改革，所以要善於處理這些實際困難，才使得我們的改革，能夠進行得比較順利。​​ 　　有幾個大家都能夠直接感覺到的（實際困難），第一是，因為粗放的增長方式大量地耗費資源，所以，就造成了我們現在資源嚴重短缺。我們現在很多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依存度，都變得非常的高。​​ 　　另外，因為這種粗放的增長模式，高耗能也造成了高污染，使得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受到了破壞。人類要生存有三個最基本的條件，現在都發生了問題，就是土地、空氣、水。統計局的經濟學家，前兩天做了一個報告，講到污染說了一個段子：有個北京人發一個短信給哈爾濱的人說，霾讓我都看不清楚天安門上的毛爺爺的相，哈爾濱回他一個段子說，我們這裡的霾比你們北京還嚴重，鈔票上頭毛爺爺的相我都看不清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最近出現的需求乏力、增速下降。一方面，我們的貨幣流通總量過大，2001年的時候，我們的貨幣流通總量才十幾萬億，現在一百一十萬億了。總體來說，是需求很大，但是在很多環節上都表現為需求不足，增速下降。​​ 　　第三是產能過剩，企業經營困難。因為大量投資，結果造成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的問題是，大量投資造成了產能增加得很快。另外一方面，因為投資率太高、消費率太低，所以最終需求不足。那麼就出現了一個現象，我們現在主要的產品，幾乎找不到哪一種產品產能不過剩的。​​ 　　1958年大煉鋼鐵，要從535萬噸一年增長到1070萬噸，現在，我們鋼的生產能力是10億噸。一個唐山鋼廠的生產能力，超過了歐洲各國加總的總量，但是銷不掉，所以鋼廠普遍虧損，經營很困難。這不僅是一個產品，有人說“找不到什麼產品不過剩”。 　　​​在宏觀經濟上，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這個國家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率（杠杆率）太高了。主要是，國有企業負債和地方政府負債，這個負債率根據去年的統計，國民的資產負債表或者國家負債表的負債率，就超過了GDP的200%。一般認為200%是一個警戒線，所以它就存在一種可能性，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所謂系統性風險就是，市場的突然崩潰，就是因為某些環節上的困難傳導到比較大的領域，造成整個系統的崩潰。如果你在網上看，討論得最多的就是，應該怎麼處理當前的困難。 　　​​刺激政策弊大於利​​我們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方針？​​現在，網上有不相同的意見。兩種主要的意見，一種意見是說，應該採取救市的政策，就是說刺激經濟的增長。但是，也有另外一種意見就是，認為不應該採取像2009年那樣的強刺激政策。因為2009年的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所造成的負面的影響，到現在還沒能消化掉。所以，很多人認為，不應該採取類似於2009年那樣的刺激政策。​​ 　　一方面是因為，2009年刺激造成的後果到現在還有待於消化，另外一方面是，2009年以後也採取過幾次全面的刺激政策，強度沒有2009年強，比如說2012年5月也曾經進行了刺激，去年也有很短的時期主要是靠城建投資希望拉升經濟增長速度。但是，從2012年的刺激和2013年的刺激看起來，刺激的效果越來越衰退。在我們經濟學上，1956年討論“增長模式”的時候，諾貝爾獎學金獲得者索洛所提出來的，如果是靠投資來拉動增長的話，投資的回報一定是遞減的。根據他對美國二十世紀前49年的數據的回歸，他發現美國沒有出現這樣的問題，（因為）它不是靠投資來支撐增長的，所以沒有出現遞減的問題。從我們2009年、2012年、2013年的刺激政策來看，確實，它的投資刺激的效果是衰退的。 　　​​2012年的刺激，只維持了幾個季度，2009年那一次刺激，正面的效應維持了好幾年，在8%以上的增長。2013年這一次，就沒有刺激起來，增長率繼續下降。所以，有一種意見是，不贊成（刺激）。但是，現在看起來，主張採取刺激政策的呼聲越來越高，我認為，這個問題還需要認真考慮。​​為什麼，這個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很大，而且它的正面作用也在衰減？這是應該研究的：到底為什麼，要努力的保持GDP的增長速度。 　　​​今年，在兩會以前有過一個爭論，到底應該把今年預期的增長速度定在7.5%還是7%？後來吸收了兩邊的意見，定在7.5%左右。第一季度是低於7.5%的，是7.4%，主流的輿論認為，還是可以接受的。但有一種預計是，還有可能繼續下降。那麼，繼續下降是不是可以接受？這就有很大的爭論了。 　　​​李克強總理在兩會期間說，“穩增長”的目的是保就業。因為增長速度高低，對於大眾來說並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有影響的是就業。保增長速度是為了保就業，那麼，這裡就有一個問題了：就業跟增長之間是什麼關係？通常好像有這種看法，就是，就業和增長之間是一種線性關係。就是說，增長速度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業增長多少個百分點，有一種固定的比例關係。實際上，情況並不是這樣。因為增長有一個結構問題，什麼樣的產業增長得快，增長裡面不同產業的（對就業的）貢獻是不一樣的。結構不一樣，對就業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在舊的增長模式下，投資主要投在哪裡？投在重化工業，就業彈性是很低的。從各個產業來說，什麼樣的產業它的就業彈性高？總體來說，是服務業。 　　​​我們現在就出現了這個情況，雖然我們的增長速度下降了，但是，就業情況並沒有惡化。我認為，只要能保就業，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關係並不大。採取“放鬆銀根增加投資”的刺激政策，弊大於利，好處是能夠提高GDP增長，壞處是妨礙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並使債務進一步積累。流通中的貨幣量，已經是GDP的200%了，這是很高的比例，債務率不能夠再提高，杠杆率太高，就是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劍，繼續提高杠杆率的比例，對於中長期造成了更高的危險。 　　​​有人說，現在貨幣政策總量已經過緊，其實是不對的。比如說，去年從廣義貨幣來說增長13.1%。7.5%的增長率，再加上2個百分點的通貨膨脹率，就是9.5%，和13.1%比多出3.6%的貨幣超發。所以我覺得，最正確的方針應該是，在保持國民經濟不至於發生系統性危機的條件下，著力推進改革。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我們所碰到的這些困難。 　　​​我們要防止發生“系統性危機”，應該做一些什麼？ 　　​​第一，要防止風險積累，盡量的釋放現在存在的風險。可以做一些什麼，我這裡說一下設想。要停止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有人說基礎建設投資沒有關係，東西反正在那，這種想法完全不符合經濟學的思考方式，因為經濟學的思考方式按基本的約束條件是，資源是稀缺的。資源是稀缺的，就有一個選擇問題，這個資源應該放在哪裡，應該盡量放在有效的、能夠有回報的部分。如果它是沒有稀缺性的，是無限的，它只要東西在就往裡面投了，沒問題。可是，因為它有稀缺性，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回報的，能夠提高整個經濟效率的投資機會應該抓住。你要抓住機會，就要避免去做無效的投資。 　　​​第二，對僵屍企業停止輸血。現在有一部分企業實際上已經是僵屍了，而且無望起死回生。但還是用銀行貸款和政府補貼來維持。​​ 　　第三，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說，政府是有負債，但是在負債表上看不見。比如說，我們的社保基金就有缺口。雖然，有些單位認為中長期都沒有問題，但是也有的單位認為有缺口，並且這個缺口還不小。像這種東西，現在就趕快用政府的資本去把它還了，這樣就可以降低我們國家負債表的杠杆率。​​前年，上海就做了這個事，把上海家化賣了去補充社保基金，因為老的工業城市特別是養老金基金往往會有很大的缺口。另外是，三中全會決議裡面明確規定，要撥付一部分國有資本去充實社保基金。這個，我覺的並不難做，對使我們國家經濟穩定大有好處，而且它對於職工的社保體系的建立，和國有企業的改革都會有很大的好處。 　　​​第四，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重組，以便釋放風險，化大震為小震。對於負債率太高的企業也要進行資產重整，這樣來把小的風險釋放出來，不要讓它積累起來。把大震變成一些小震，不至於引起整個系統的震蕩。​​ 　　第五，盤活“曬太陽”的開發區等資產存量。“征了地但沒有企業進來”的開發區很多，有一個省，有上百個開發區，大部分都是這樣的狀態。需要盤活這些資產的存量，我們還可以想出其它的辦法，但是這件事一定要做：把一部分風險釋放了或者消除了，使得風險不至於積累得太大然後爆發。​​ 　　第六，再輔之以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有可能避免系統性風險。當出現了某些地方資金鏈要斷裂，或者有可能引起系統性風險的時候，短期政策也是需要用的，但是我不認為一個全面的刺激政策是好的政策。 　　​​營改增和工商登記便利化，效果明顯 　　​​像這樣一種方針是不是會有效？是不是對我們整個的發展和改革更有利呢？從一季度的情況可以得到一些印證。​​第一季度GDP的增速，比全年來說進一步下降，下降到7.4%，但是，就業的情況還是相當不錯的。2013年我們就進入了一個“增速下降”通道，但是，2013年的就業情況是相當好的。2013年政府提出的計劃是“新增就業900萬”，2013年實際完成的情況是“新增就業1310萬”，完成了計劃的145%。今年一季度GDP的增速繼續下降，就業的情況比去年稍好，所以，新增的勞動力基本上消化了，所以，“登記失業率”維持了原來的水平的。​​為什麼會發生這個情況？就是我剛才說的，增長的結構有了變化，這個最顯著的變化就是，第三產業開始起來了。我們在2005年、2006年的時候總結“十五計劃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沒有取得效果”的時候，就提出了十一五要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所需要採取的措施。一共四個主要的措施： 　　​​第一個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市民的轉化。​第二個是製造業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第三個是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第四個是用信息化改造整個國民經濟。 　　​​這四條中間有兩條都是講的“服務業”。第二條講的“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是講的製造業裡面的服務部分，要提高它的比重。現代製造業和傳統的製造業，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它服務化了，就是說它的產業鏈拉長了，它的前後兩端變成它最有活力的、附加值最高、盈利性最強的部分。這兩端，前端是研發、設計，後端是渠道管理、售後服務，前後兩端在傳統意義上都是服務業。製造業，因為到了現代，產業鏈拉長了。第三項是獨立出來的服務業，我們計算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在整個GDP中所占的比重，是獨立的服務業，沒有計算進製造業內的服務內容。 　　​​當時，制定十一五的時候，提出的“怎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怎麼提高效率”的途徑裡面，很重要的就是發展服務業。呼籲了很多年，從這個計劃來看，從2006年開始強調要發展服務業，但是七、八年了都沒有起來。前年開始起來了，去年就有明顯的變化，在我們的歷史上第一次，第三產業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這是個歷史性的變化。 　　​​因為，服務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比起製造業要強得多，所以因為這個結構的變化，所以雖然GDP的增速下降了，但是就業的情況不但沒有惡化，還有改善。為什麼，我們從2005年就開始強調第三產業、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性，呼籲了很多年，但到了這兩年才發生了變化？其實，在我看來，這就是因為改革。最重要的促成服務業開始加速的，是兩個很小的改革。 　　​​一個改革是，從2012年1月開始的、上海的營改增，營業稅改增值稅。後來到了7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推廣。2013年就是大面積的推廣了。當時，國務院做出的決定說，放在一個企業減負的項下，上海改了以後，別的城市都紛紛響應，有人說沒有什麼效果，看減負減得不多，而且有的行業稅負增加了。所以，有人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很多城市都認為這個事情值得做，要求都參加這個試點，後來很快在全國鋪開呢？有些人看到了短期的好處，因為財政部和國稅總局主持這個改革，國家稅務總局為了支持這個改革讓了稅，但其實，有些地方積極於這個改革，是從更長遠地看，更本質地看，更動態地看。​​ 　　那種說“營改增其實沒有減少多少，有的行業還增加了，需要進一步調整增值稅稅率”，這種是從靜態看的。為什麼經濟學界的人非常支持這個營改增呢？它是從動態看。營業稅的問題在什麼地方？營業稅是對營業額全額徵稅。它有一個問題是重複徵稅。重複徵稅，從動態看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它阻礙分工的深化。 　　​​亞當斯密說，經濟發展效率提高的最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分工深化，這一點其實在服務業裡面表現得最明顯。我們看網購，網購分化出來多少個產業，容納了多少人就業？有快遞、結算、廣告等等。所以，營改增它的重要好處就是，促進分工。分工深化了，一個企業一個環節變成了五個環節，稅並沒有增加，如果是營業稅的話，分化成五個環節，就是（繳稅）五次了。 　　​​另外一個是，2012年開始，工商登記的簡化，便利化。這屆政府“簡政放權”的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降低登記的門檻。按照去年的統計數據，很多地方新登記的工商數目都增加了70%，當然，有些只是登記了不見得有營業，比如，上海是增加了70%多，有一部分是為了自貿區先拿這個牌照。這個時候，它才開始活躍起來，主要是一些服務業的小企業。這個只是我們改革的前奏曲，三中全會以前就開始了，這一屆的領導進行了一些改革。這是很小的改革，這種小的改革就能起這樣的作用。 　　​​我認為，像這樣的例子，增加了我們對於改革能夠根本解決問題的信心。當然，我們現在改革的推進，三中全會到現在，已經一個多季度了，我們需要來總結，怎麼能夠把最重要的“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把它認定，然後，由政府和大眾合力把改革推著前進。 　　​​我認為，政府總是說“現在困難是可控的”，應該承認是“可控的”，但是，我們要在可控的時間裡面，把體制盡量完善起來，從根本上消除“使得我們的經濟和社會存在這麼多困難和矛盾”的根源性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可以走出一條路來。​ 　　來源：財經網2014-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