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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風險

http://www.CRNTT.com   2014-07-08 09:32:12

第一個例子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也涉及到金融平台建設、金融業者的培養和金融交易規則的制訂。金融改革的主要問題就是結構的不平衡。結構的不平衡表現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國有銀行壟斷問題。當民營經濟已經是經濟的半壁（甚至更多）江山的時候，還不存在服務於民營經濟的金融結構。大型國有銀行是服務於大型國有企業和少數大型民企的。用行政的方法要求國有銀行服務中小型民營企業，失敗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成功的可能性。這就要求建立服務於民營企業的中小型民營銀行；要培養中小型民營銀行，既要求適合於它們的市場平台，也要求服務於它們的市場規則。 混合所有制殷鑒不遠 　　如何入手來達成這樣的結構（平台）改革？有效的政策就是利率自由化。從政策執行的角度看，利率自由化也容易做，因為這樣會提供一個動力機制。不過，問題並不簡單。簡單的利率自由化，有利於大型國有銀行。如果讓國有銀行利率自由化，結果必然會導致結構的進一步惡化，也就是導致國有銀行壟斷的進一步制度化。如果沒有切實可行的金融改革方案，結果很可能是國有銀行更大的壟斷，結構更大的失衡。 　　第二個例子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被規定為中國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征。從改革的角度來說，也是經濟結構轉型問題，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實現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均衡發展問題。這里既是市場平台問題，也是市場角色問題。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這個問題，但大多數人都是從經濟邏輯來討論，忘掉了政治權力邏輯和市場本身的邏輯不同。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互相持股，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問題在於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政治權力是不對等的。無論是國有企業讓民營企業持股，還是民營企業讓國有企業來持股，搞不好都會出現重大問題。 　　人們可以分成兩種情形。第一種是民營企業持股國有企業，第二種是國有企業持股民營企業。但這里風險巨大。從企業自身的角度來說，好的國有企業是不會容許民營企業來持股的；另一方面，壞的國有企業是民營企業不想來持股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唯一的可能就是政府使用政治和行政權力，迫使國企和民企之間的“婚姻”。這里的風險有兩方面。第一，如果通過政治和行政權力，讓民營企業持股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大有可能都會被拖累，導致失敗。第二，如果通過同樣的辦法來迫使好的國企讓民營企業來持股，就會發生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民營化浪潮一樣，導致大量的國有資產流失。同時，這種持股的紅利必然流向那些和政府有關聯的個人和企業，就是人們所說的“內部私有化”，而絕對不會流向普通老百姓，因此造成更大的社會不平等。 　　讓國有企業來持股民營企業，結果又會怎樣呢？結果會更糟糕。我們可以理性地假設，壞的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一定是不會去持股的；國有企業要的是好的民營企業。不過，好的民營企業不太會自願讓國有企業來持股，甚至反對讓國有企業來持股。但在現實中，民營企業很難抵抗，因為如果民營企業抵抗，其生存環境一定會惡化。國有企業必然會利用其和政府官員的關係，給民營企業製造種種麻煩，不讓民營企業活下去。這不是虛構，人們可以去看看上世紀50年代的公私合營改造的故事。公私合營改造就是要建立混合所有制。結果，這個改革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就完成了，成功了。可惜，這不是因為民營企業的自願改造，而是政治權力所致。當政府控制了民營經濟賴以生存的物資供應和市場這兩個環節，民營企業只有投降的份。 　　至今，很多人都沒有對混合所有制想得透徹。中國存在著不同所有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經濟，這已經是現實。但並不能把混合所有制，簡單理解為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互相持股。可以確切地說，如果各類所有制企業的市場平台建設不好，各類所有制企業的發展就不會平衡。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規則或者說法制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就遙遙無期了。 　　總體上說，三中全會的《決定》是一個全面市場化的改革文件。中國的確需要一個優質市場結構。但如果政策執行不好，反而會破壞本來已經是不理想的市場，導致更糟糕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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