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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月刊:台灣對菲關係佈局的政策與前景 | |
http://www.CRNTT.com 2026-07-31 00:0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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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菲關係升溫的雙向戰略動因 台菲關係近年來的持續升溫,其背後是台灣與菲律賓兩個主體各自戰略邏輯的相互契合。台灣的三重戰略動機與菲律賓涉台政策的三重轉變在政策層面形成戰略共鳴,構成台菲關係快速深化的雙向動因。 (一)台灣當局的三重戰略動機 在小馬科斯政府提供的政策窗口下,台灣當局以三重戰略目標推進對菲關係深化:外交突圍拓展正式外交壓縮下的政治空間,屬表層目標;安全嵌入鞏固台灣在第一島鏈體系中的結構性位置,屬深層目標;國際敘事則為前兩者提供合法性話語支撐,屬貫穿性手段。 1.外交突圍:非邦交國關係實質升級的“標杆”探索 近年來,台灣所謂“邦交國”已降至低位,正式外交空間持續壓縮。台灣當局亟須在非邦交國中探索關係升級的可操作路徑,以實質性合作成果彌補正式外交的缺失。菲律賓因地理毗鄰、人員紐帶深厚且小馬科斯政府政策取向明顯,成為台灣推動此類升級的重點。〔18〕台灣當局通過免簽便利化、設置直接招聘勞工中心、經貿代表團訪問等系列操作,在無正式外交承認的前提下提升雙邊關係層級,力圖將台菲關係打造為“總合外交”模式標杆,為與其他非邦交國關係升級探索可複製路徑。 2.安全嵌入:以經濟嵌入換取印太戰略協同 台灣深知自身在台海格局中所處的防禦性地位,因此台灣當局將對菲經濟合作視為換取安全戰略協同的重要工具。“台菲經濟走廊”對接美日菲“呂宋經濟走廊”的戰略設計實質上是通過經濟嵌入強化菲律賓對台海議題的利益關聯,實現台灣安全與美日印太戰略佈局的深度嵌合。台灣行政部門專門成立“台菲專案小組”,推動台灣“大南方新矽谷”連結菲律賓北呂宋島,以半導體、港口、航運等關鍵基礎設施切入印太產業鏈。其邏輯在於:以經貿合作降低對台接觸敏感度,以產業鏈和人員紐帶增強菲律賓對台灣的利益關聯,再藉“呂宋經濟走廊”和美日菲框架獲得外部制度承載,最終使經濟合作在台海危機情境下產生安全外溢效應,提升台灣在印太安全體系中的不可替代性。 3.國際敘事:“民主夥伴”框架下的合法性建構 台灣當局著力推廣“民主對抗威權”的價值觀外交敘事,以“民主夥伴”“民主友盟”等價值連結話語描述台菲關係,意在將雙邊往來包裝為國際民主陣營內部的正當合作,並借助菲律賓在東南亞的地區影響力推動台灣問題的“國際化”處理,在沒有正式國家地位的前提下為其擴大國際空間爭取更有利的話語條件。這一敘事策略與“NSP+”倡議中的“智庫走廊”“青年走廊”等民間社會機制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台灣對菲軟實力部署的整體佈局。 (二)菲律賓涉台政策的三重轉變 菲律賓涉台政策的演變呈現出“認知—合法性—行為”的邏輯遞進:菲律賓先以《2023—2028國家安全政策》完成安全認知定位的轉變,繼而通過配合美國“台海和平穩定論”敘事獲取多邊背書,最終在操作層面以“雙海聯動”策略在大國博弈中爭取戰略主動。 1.安全認知重定位:從“中立者”到“利益攸關方” 菲律賓《2023—2028國家安全政策》明確將“台海衝突風險”列為主要安全擔憂,小馬科斯在2023年初的公開採訪中宣稱菲律賓地理上“幾乎就是身在前線”。〔19〕〔20〕以地理鄰近與約17萬至20萬在台菲律賓勞工為依據,菲律賓將台海衝突的外溢風險與自身利益明確掛鉤,完成了從“中立者”到“利益攸關方”的身份認知轉型,為其調整對台接觸政策提供了安全利益層面的內部論據。 2.美國戰略牽引下的多邊背書:介入台海的合法性安排 菲律賓積極配合美國推動的“台海和平穩定論”敘事,在美菲“2+2”部長級對話、美日菲領導人峰會及與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多邊聲明中,多次將維護台海穩定列入共識文本,為菲律賓在台海議題上的政策表述提供多邊政治背書。〔21〕這一策略使菲律賓能夠在美國提供的制度承載平台上,以“維護區域穩定”為名深化與台灣的實質性聯繫,同時維持其堅守“一個中國政策”的官方立場,實現低政治風險下的利益佈局。 3.“雙海聯動”的杠杆運用:以南海博弈牽制中國大陸 菲律賓將南海爭端與台海局勢聯動操作,形成對中國的雙向博弈壓力。菲方在仁愛礁、黃岩島等方向的高風險摩擦客觀上牽制中國的戰略資源分配;而台灣當局對南海傳統立場的政策調整,則為菲律賓南海主張提供話語配合。這一立場演變有跡可循。馬英九時期,台灣當局堅持“南海諸島及其周遭海域屬中華民國固有疆域”的立場,並以“十一段線”主張南海主權,與中國大陸立場高度重合;〔22〕蔡英文時期雖迴避直接援引“U形線”,但仍以“南海歷史性權利”的模糊表述保留與大陸立場的部分重疊。〔23〕賴清德當局則進一步調整這一方向:2024年6月就菲律賓運補仁愛礁事件發表聲明時,將仁愛礁稱為“暗沙”而非“礁”,其表態規避台灣歷來的南海整體主權立場,與菲律賓話語相銜接。〔24〕台灣當局此類表態客觀上有助於配合菲律賓南海敘事,並為其爭取西方話語支持提供條件。 這一立場演變雖不直接改變南海爭端的國際法律狀態,但通過兩個路徑對中方法理基礎形成可觀察的纍積影響。其一,中華民國時期的南海主張作為中方歷史性權利證據鏈遭到弱化。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發佈的“十一段線”,與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調整後的“九段線”具有歷史承繼關係,構成中方對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主張的關鍵證據;台灣當局對U形線立場的迴避,削弱了這一證據鏈的可援引性。其二,“兩岸南海主張同源”作為中方主權論述的論證支柱出現裂痕。兩岸相互呼應的主張結構,曾是中方在南海仲裁案及多邊場合反駁“中國主張缺乏國際法基礎”指控的有效論據;台灣當局在涉菲表態中脫鉤這一立場,使該支柱出現實質性裂縫。綜上,台灣當局相關表態客觀上削弱兩岸南海共同論述,並服務其短期地緣政治操作,在法理論辯與話語博弈層面對中方權益形成纍積影響。〔25〕 上述三重轉變中,前兩者側重菲律賓內部的認知重置與外部合法性獲取,“雙海聯動”則代表菲律賓對台政策操作中最具地緣政治深度的杠杆運用,亦是台菲關係產生外溢效應的關鍵節點。上述台灣三重動機與菲律賓三重轉變並非孤立平行,而是在政策層面形成相互強化的關聯結構。台灣“安全嵌入”動機與菲律賓“利益攸關方”認知相互呼應:台灣試圖提高菲律賓對台海議題的利益關聯度,菲律賓則需要把台海風險納入自身的安全計算,雙方在“灰區合作”議程上各取所需;台灣“國際敘事”動機與菲律賓“多邊背書”獲取相互利用——台方藉菲方區域地位推動議題國際化,菲方藉台海議題獲取美國主導的多邊平台合法性資源,雙方在“民主夥伴”“台海穩定”話語上達成協同;台灣“外交突圍”動機與菲律賓“雙海聯動”策略形成功能互補:台方在南海話語上向菲方敘事靠攏、為台菲互動提供政治配合,菲方則以對台接觸鬆綁為台灣擴大對菲關係提供制度空間。 雙方未形成明確交易關係,而是在政策操作層面呈現事實上的功能互補與互惠。這一雙向關聯結構的存在,使台菲關係升溫在小馬科斯政府任內具有一定政策慣性,但其長期延續仍取決於菲律賓國內政治週期、美菲同盟走向和中菲關係成本。後續前景研判須建立在雙向力量分析的基礎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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