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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改革為甚麼從農村開始突破 | |
http://www.CRNTT.com 2008-10-16 16:37:56 |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突破的。是中國改革的開篇之作。這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重大戰略部署。 中國改革為甚麼從農村開始突破 改革首先由農村突破，根本的推動力來自農民。農民群衆已經不能按照原來人民公社的生產經營方式繼續生活下去了，有著強烈的改革願望。 安徽是農業大包幹發源地，小崗人是首創大包幹的排頭兵。小崗村和全國農村一樣，在土改中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在合作化前，正常年景每年糧食產量有十八九萬斤，豐收年景可達２０多萬斤，１９５６年在“社會主義高潮”中，小崗村一步跨進了高級社，從此產量逐年下降。１９５８年在大躍進中又進入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時期。１９６０年三年困難時期，全村非正常死亡６０人，死絕了６戶，有７８人背井離鄉到外地討飯。“文革”十年上級先後派來多個工作隊搞階級鬥爭，并表示：一手拿著刀、一手拿著鞭子，要把小崗人趕進社會主義。由於采用支一派、壓一派，挑逗群衆鬥群衆的做法，生產隊的幹部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全隊１７個男勞力，都先後當過隊長或副隊長。據統計，小崗進入高級社以來，國家貸款１５６３２元，無償投資２９２５元。從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８年，吃返銷糧１１．４萬斤，占１３年全隊糧食總產量的６５％，國家花錢買了十頭牛。１９７８年推行包產到組時，還是合不攏，最後他們幹脆冒著風險搞了“大包幹到戶”，還達成了一個秘密協議。小崗人終於突破了“左”的束縛，重新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奪回了歷史的主動權。 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撥亂反正過程中，一批幹部面對實際，深入群衆，也深感原有經營方式不能再繼續下去，以民意為天，開始支持群衆改革。 改革伴隨著激烈的爭論和鬥爭。在改革的過程中確有一部分幹部，由於受極“左”思想毒害很深或受“兩個凡是”的影響，極力反對改革，明明知道雙包到戶能够增產，改善民生，但他們仍堅持他們所謂的“大方向”，為改革設置了重重障礙，成為中央和群衆、基層之間一根“頂門杠”。但是，應當看到我們黨有一大批與農民有血肉聯系的各級幹部，再加上過去由於“運動”不斷，許多農村基層幹部曾對“左”的傾向進行過抵制，因而受到批判，有的被打成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經過多年的實踐，從事農村農業工作的幹部開始體會到農村不可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他們是支持農村改革的積極力量。“四人幫”的垮台，宣告了“左”的一套的破產。從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人們逐步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因而在黨中央和群衆之間有一大批基層幹部，積極支持群衆的首創精神和實踐的選擇，再加上新聞媒體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積極參與，所有這些，就在黨中央和群衆、基層幹部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做到上下結合，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我們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農村既是多種矛盾的集中焦點，又是計劃經濟體制中的一個最薄弱的環節，這也是改革首先從農村突破的一個重要原因。 過去農業、農村、農民不僅受到人民公社體制的束縛，而且受到計劃經濟以及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的束縛和傷害。國家的資源向城市傾斜，又用城鄉分割的二元制度限制農民流動就業，使沉澱在農村的富餘勞動力越來越多，人地矛盾加劇。這在工業化初期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獨立的工業體系形成後，仍然較長時期地延續著這種體制，限制了農民在流動中就業，必然嚴重影響農業、農村的發展。農民沒有鐵飯碗，并受到宏觀、微觀雙重不合理體制的傷害，所以農業、農村是多種矛盾集中的一個焦點，農民對體制改革的要求也就特別迫切，改革也就從受“左”的折騰最厲害的貧困地區率先開始。農村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最薄弱的環節，改革率先從這裡取得突破就是必然的。 改革從農村突破，歸根到底是按照生產力發展要求和群衆意願，不斷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前進中的基本矛盾。 鄧小平同志說：“關鍵是發展生產力”。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就是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社會歷史的一切現象及其變化發展，最終都只能從生產力的狀況得到說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在發展中出現的某些環節和方面的不適應，需要用也能够用改革的方式來解決，即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有步驟、有秩序地自覺調節，來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為生產力開辟前進的道路。所以說，改革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也是一場革命。 在改革中，農民要擺脫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與這種生產經營和分配方式直接聯系的“大呼隆”、“大鍋飯”和平均主義。家庭承包制作為一種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適應我國當時的農村生產力水平，它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創造性，使我國農村經濟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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