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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轉折 兩岸共同締造更美好新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09-01-02 00:24:05  


 
          《告台灣同胞書》開啟對台政策新頁

  《告台灣同胞書》指出:“近30年台灣同祖國分離,是人為的,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和願望的”;“台灣當局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台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合作的基礎”;我們在解決統一問題時一定會“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爭取合情合理的政策與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我們希望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信息,探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文學觀摩”……。這些基本主張,是將武力解放台灣,開始轉變為和平統一,這就為後來形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新政策奠定了基礎,這個意義是非常巨大的。

  為了落實“和平統一”新方針,黨和國家採取了一系列新措施:

  首先,落實台胞台屬和原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再不將他們及子女視為有“海外關係”而加以歧視,對他們過去受過的不公平待遇進行平反昭雪。

  其次,客觀公平評價有關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如重新評價和紀念辛亥革命、國共合作、西安事變等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號召下,再一次最大程度將全體國民團結了起來,結成了新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我也第一次以“民主革命先驅後裔”身份被邀請參加上海、浙江、湖北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活動,也參加了我祖父章太炎先生陵墓修葺竣工儀式,並擔任了上海市政協委員。我第一個成了“和平統一”的受益者,此時我39歲,在市政協我成了一個最“年輕”的委員。

  此後我們統一的政策與觀念逐步完臻,從葉(劍英)的九條主張,到鄧(小平)的六條主張,至江(澤民)的八點主張及胡(錦濤)的四點主張……,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備的對台方針與政策。這中間有四大關鍵:

  一是如何讓我們的政策更貼近台灣的政治現實,更符合台灣民意,即“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意見”,而不是“以己度人”。

  二是如何改變舊思維,進一步解放思想,擁有創新意識,擺正解決台灣問題與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關係。

  三是認識到統一是一個過程,是一個逐步相互融合的過程,是兩岸同胞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新中國的過程,這過程是由許多階段組成,先易後難,先經後政,逐步實現。

  四是解決台灣問題必須運用“和”“戰”兩手,軟的要更軟,硬的必須更硬。事實證明這四個問題解決好了,我們則無往不勝。

  為了宣傳新的對台方針與政策,1984年左右上海與其他各大城市先後舉辦過大型對台展覽會(上海曾先後展出兩次)。我被召去參加這項工作,負責展覽會的第一部分——台灣的歷史與現狀。我當時雖在歷史研究所近代史室工作,其實我對台灣問題一無所知,也從無研究,陰差陽錯地被弄去搞了半年,但這意外地讓我讀了許多相關資料。冥冥之中我的命運似乎終要與台灣問題結緣。

  從《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後,兩岸交流交往開始熱絡化,1986年浙江省舉辦紀念章太炎先生逝世50周年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先祖父海外弟子及研究者(包括在台弟子)也紛紛歸來;後來我又參加香港紀念章太炎國際學術研討會,更是見到諸多台灣親友同門,此後我接觸台灣各界人士機會越來越多。祖國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政策,兩岸交往的升溫,促使蔣經國不得不在1987年開放兩岸往來,於是兩岸進入了一個互動的新時代。

  1988年上海成立國內第一個對台交流學術團體——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促進會,我有幸擔任秘書長;1990年上海成立台灣研究會,我有幸擔任秘書長;1991年海協會成立,汪道涵任會長,我有幸在他身邊參與工作;1995年上海台灣研究所成立,我有幸擔任副所長;同年上海東亞研究所成立,這也是專門研究兩岸四地問題的專業研究所,我又有幸擔任所長……。我在兩岸關係領域越陷越深直至今天,幾乎參與了它的全過程,經歷種種波濤駭浪,親見“一個中國”經歷了萬般考驗而巍巍不移,目睹了民進黨由盛而衰,見證了兩岸步入“和平發展”時代。我人生最寶貴的近30年的精力,幾乎都與統一大業結為一體,我的喜怒哀樂幾乎與兩岸關係渾為一體,成了一個兩岸關係的專業研究者。這一切可以說都與1979年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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