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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有多重要？

http://www.CRNTT.com   2009-05-04 09:07:05

具體說來就是，從1840年以後，中國就已經存在著救國的問題了。只是，當時人們更多地還是從維繫清王朝和大清國的角度出發，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國問題。20世紀初開始，革命黨日漸興起，它們不再著眼於拯救大清國，反而是主張推翻大清國，另立漢人國家，因而提出所謂“救種”的問題，並為此而鬥爭。辛亥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建立，但因袁世凱上台，違背了革命黨人的政治訴求，革命黨人再度發動革命，力圖挽救中華民國，因而再有救國之說。但革命黨之新發動，並未能解決問題，反而被地方軍閥勢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對立和軍閥割據局面，這才有了陳獨秀等知識分子棄救國而倡人權和科學的舉動。其所圖在通過根本變革舊政治、舊文化、舊道德等等，達到變革社會，進而根本解決救國問題之目的。但隨著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救國問題再度成為燃眉之急，通過一點一滴的社會與文化變革實現救人目標的做法，又被無形中擱置起來。不過，由於對以往種種失敗的記憶和面對現實政治的無力感，1919年之後不久，不少地方知識分子就已經轉向救“省”去了。那意思是說，要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談何容易，不如先一個省一個省地自行改造起來。毛澤東等就首倡學瑞士的樣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國”，主張以後再通過分省自治或聯省自治的辦法，建立中華聯邦來解決大中國的問題。  　　除了政治訴求的重點轉移以外，“五四”期間政治思想討論的重點，即從人權到民主的轉移，實際上也有著它的複雜變化軌跡，並非僅僅局限在“人權”或“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上。實際上，無論是人權，還是民主，在整個“五四”期間，即從1915-1920年間，也從未理論上得到過深入的辨析與討論。如果我們比較同一時期各種相關的討論，甚至會發覺，涉及到勞動問題、階級問題，特別是1919年以後涉及到各種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可能還遠比人權、民主（民治）問題的討論還要充分得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涉及到“五四”發生的歷史局限性的問題了。  　　首先是內外刺激。從內部看，從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群情激憤；到1916年袁世凱稱帝，舉國囂囂；到1917年張勛複辟，千夫所指；再到1918年中日軍事秘約事發，學生上街……國內輿論和民眾沒有一天安靜過。從外部看，1917年兩度俄國革命，1918年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戰勝，1919年巴黎和會，列強各國偏袒日本，損害中國權益，同樣始終在激動和刺激著國人的神經。試想，在內外種種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接連不斷地衝擊著國人的這種條件和環境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如何能夠理性地研究什麼文化問題，如何能夠置國家民族的種種危機於不顧，專心謀求個性的什麼解放？  　　其次是中國自身歷史條件的局限。簡略言之，當時至少有下面幾方面的歷史局限：  　　比如，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的限制。這是因為，我們今天所談到的作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孿生物的文藝複興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都是以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意、法資產階級，或第三等級迅速開始在政治上崛起為前提的。而1915-1920年間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尚未形成，對國家政權還處在嚴重依賴的狀態，也因而尚未形成獨立的階級與意識。  　　又比如，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雖然新文化運動的發動者多數是個性解放的主張者，但是，傳統的家國天下觀在他們身上依舊印滿了烙印。為救國而救人的變革初衷，其實也一樣表現出家國一體，“轉孝作忠”的傳統思想的痕跡。  　　特別是留學生主導下的思想啟蒙運動，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運動發動者，即《新青年》雜誌的編輯群體的學歷，就可以很清楚地發現，他們中人除胡適一人是留美先學農後改哲學學成歸國外，其餘當時只有留日的經歷，且多數從不涉足政治理論研究。他們不僅缺乏系統的理論學習與訓練，而且這個時候對歐美的了解也多只是來自於書本，對西方政治思想及其理論更只是一知半解。他們僅僅是因為有留學的經歷，因而對新思想、新文化與新社會充滿了熱情與幻想。但他們多少有些盲目的除舊布新的努力，卻與中國社會發展的現狀存在著明顯脫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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