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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道德水平一百年才能趕上歐洲？

http://www.CRNTT.com   2010-01-22 11:37:53

我們常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不應該封閉，不應該只盯著自己的那些家當，而應該廣泛研究、學習和吸收全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成功的文化、思想和經驗。 　　說到這裡，我又想起中西方文化的另一個差別。我們有一個毛病，就是喜歡向後看。儒家和道家一樣，都是向後看的。道家主張“絕聖棄智”，回到小國寡民的時代；儒家則“言必稱三代”，好像什麼都是夏商周三代的好，而更古的堯舜時代更好。流風所及，每當新舊文化發生衝突的時候，總有人向後看，總會掀起一股尊孔讀經之風。西方人也向後看，但更多的是向前看。他們比較注重從現實生活的實事中尋求“是”。     今年4月15日，一個名叫約翰.哈里的作者在英國《獨立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金融危機的教訓之一是需要建立更平等的社會》。文章介紹說，理查德.威爾金森教授和凱特.皮科特博士經過十五年的研究，聯合出版了一本書，叫《精神層面：為什麼更為平等的社會總是能做得更好》。文章介紹說：“我們最重要的心理需求之一就是讓自己感到我們是人群中最有價值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狹小的，追求人人平等的‘狩獵部族’中，一旦我們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或者沒有可能受到部族其他人的尊重——我們就會開始以各種方式對其進行破壞。”“事實上，幾乎沒有什麼能比地位更讓我們感到焦慮的。源源不斷的醫學實驗表明，我們在預感即將失去現有地位的時候，身體內部一種稱為‘皮質醇’的荷爾蒙就會增多，長此以往，我們就會開始感到各種不適。”“我們的社會正是建立在這種痛苦的扭曲之上，我們過去三十年一直在使這種狀況激化，社會越不平等，社會關係就越趨緊張。一旦存在一個長長的社會階梯，而且生活在底層就意味著屈辱與貧困，那麼所有人都會感到爬上階梯的緊迫性——社會也將開始混亂。這並不是一個‘左’派的推測，這是一個事實。” 　　文章還引用哈佛大學醫學院暴力研究中心心理學家詹姆斯.吉利根的研究成果。這位心理學家說，暴力行為是“試圖擺脫或消除羞辱感的一種企圖，這種感受是痛苦的，甚至是無法忍受的”。這種地位危機感還與信任度有關。“在我們感覺緊張時，就會對周圍的人產生懷疑。在社會高度平等的瑞典，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表示信任周圍的人，因而瑞典也成為發達世界社會信任度最高的國家。在社會最不平等的葡萄牙，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表示信任其他人”。我很喜歡這篇文章，因為它實際上也回答了我國社會為何浮躁，一些人為何有暴力傾向，並動不動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至於平等與信任度的關係，文章的解釋可能不盡準確。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在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人們因為對自身地位的擔心而產生了緊張感，就會不擇手段地爬上社會階梯的高層，以避免屈辱與貧困，而不擇手段又帶來了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我國社會現在上演的正是這一幕。我覺得，他們這種從實事中求是的方法更能對症下藥。 　　關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我還有一個多年來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     我國的中醫比西醫高明的地方是把人體當作一個整體，往往“頭痛醫腳”，但是，在解決社會問題時，卻又往往頭痛醫頭。比如對道德危機，我們鮮有人將其與政治和經濟相聯繫，一想就想到古代倫理哲學，就呼喚孔夫子，總試圖用形而上的藥去治療形而上的病。     西方人和我們不同。兩三百年來，英國的哲學體系包括了法學和政治學，歐美的其他哲學家也曾熱烈地辯論如何將道德與市場經濟統一起來。他們說，市場經濟利用的是人們的物質欲望，或曰動物性，物欲如洪水，它既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進步，也可以喚醒人的動物性。他們探討，如何將物欲放到一個可控制的範圍，既令其發揮積極作用，又防止其破壞性。如溫家寶總理喜歡讀的《道德情操論》就試圖將“富之路”與“德之路”協調起來，統一起來。 　　總之，他們不僅著眼於道德本身，而是將道德問題放到經濟和政治大環境中考察的。我們缺乏這方面的經驗，也許還受了傳統思維習慣的影響，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沒有一個防範道德滑坡的指導方針，沒有預築制度的防火牆。那時候《人民日報》的社論總是只說要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往往一連十幾個“要”，就是沒有說如果不如何，就要如何。就是說，沒有法律的大棒跟在後面，沒有注意到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於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動物性如洪水猛獸般汹湧而來，由“不正之風”到腐敗彌漫，由權力腐敗到職務腐敗，作奸犯科的事情屢屢見諸報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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