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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血汗奇跡

http://www.CRNTT.com   2010-05-20 09:23:55

而在這種爭論中真正耐人尋味的是：無論是血汗工廠的“表揚者”還是“誹謗者”，他們在把血汗工廠和自治工會看成互為克星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  　　眾所周知，市場經濟中勞資雙方的談判地位在邏輯上取決於勞資兩個要素的供給狀況：勞動過剩、資本稀缺則勞方地位削弱；資本過剩、勞動稀缺則勞方實力增強。當然，這僅僅考慮了市場邏輯，由於資本稀缺、勞動過剩的情形比相反的情形更為多見，所以多數情況下如果僅僅有市場邏輯，勞工往往比較弱勢。這就是集體談判機制產生的理由。事實上在民主國家由於勞工人數眾多，“多數政治”即勞工運動會使“勞動過剩”時勞方地位也不至於太削弱，而資本過剩時勞方地位卻會進一步增強。對於發達國家百年來窮人福利的巨大進步，西方歷來有兩種解釋：左派認為是人民鬥爭的結果；而自由派認為是市場經濟下資本過剩導致的自然趨勢。筆者認為這兩種解釋其實並不矛盾：發達國家的民主福利體制即 “民主社會主義”在現代曾有高度發展，這既是勞工民主運動的成果，同時也與資本主義長期發展後資本積累過多、削弱了資本的談判地位有關。  學學“他們工人有力量”  　　然而，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增加了發達國家的資本出路，面對工會，資本學會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權”國家。資本外流後加劇了本國勞動的相對過剩，勞工討價還價的實力大減，工會雄風不再，福利體制陷入危機，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而右派則在呼籲向東方學習，重振“血汗工廠”。  　　然而對於資本流入、商品湧出的中國來說，這種全球化的效果則完全相反。中國有些地方給外資“超國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結壓制勞工，甚至外商願意讓步而官員仍要壓制，那是不民主的結果，是“低人權”的問題，與資本流入與否無關。今天中國固然有官府與外資官商勾結壓制勞工之弊，但與內資的官商勾結（如引起關注的“官煤勾結”）壓制勞工之弊難道不是更嚴重嗎？關鍵的問題在於，發達民主國家支撐福利制度的兩大因素在中國都“缺位”：本來舊體制下勞工的談判能力就被人為壓制，如果在市場邏輯中資本相對過剩，勞工的處境還好些——外資的進入就有這種功能，更何況不少入華歐美企業（東亞的日、韓、台企業就相對差些）本身相對尊重勞工權利的“社會主義習慣”也發生著影響。如果對外資關閉國門，或者人家對我們的商品關閉國門，那中國的資本將更稀缺，勞動相對就更過剩，勞工就更無法討價還價了。所以中國的的一些“左派”朋友也跟著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實在是不明事理。中國如果真有左派，他們應該做的不是使資本更加稀缺，而是與克魯格曼那樣的西方右派相反，學學“他們工人有力量”。  　　當然，這只是說中國勞工（尤其是如今最沒有權利的“農民工”）應當有集體談判的權利，並不是說談判的結果也要以“他們”為標準。如果因為中國工人工資比發達國家低，勞動時間比他們長，就說這是“血汗工廠”，當然是不對的。既然中國搞的是市場經濟，當然不能沒有 （也不能僅有）市場邏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根據國家的發達程度，中國的工資水平可以比別人低些，以保持合理的（而不是畸形的）競爭力。但是，發達國家的工人能組織自治工會，中國的工人卻不能組織自治工會，這就完全沒有道理了。我們可以設想，中國的“農民工”即使有了集體談判能力，也不可能把他們的工資、福利標準談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是絕對不會像現在這麼糟糕。我們如果要擺脫“血汗工廠”的“惡謚”，這件事就不能不做。當然如果我們接受克魯格曼的邏輯，以“血汗工廠”為榮，那就另當別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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